電影《1942》：讓歷史的苦難大白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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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冯小刚的《1942》之后，内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和沉重。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大饥荒，2000万人沦为饥民，四处逃荒，在逃荒的途中大约有三百万民众饿死途中。
这部影片既展示了灾民为了生存做的种种抗争，又展示了国民政府在赈济灾民方面的“无能为力”。冯小刚一改他幽默的电影风格，站在了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角度，带领着我们重温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人性是多么渺小的东西。
我不在信仰上帝了
片中张涵予扮演的神父一直追随着逃荒灾民的队伍进行传教，他告诉民众：“为什么大财主会家破人亡，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上帝才是大家逃亡路上唯一的依靠”，但是日本人的炸弹和眼前的饥饿让他开始怀疑，他质问主教：上帝知道这些灾民的苦难吗？主教告诉他，上帝什么都知道，这些事情都是魔鬼做的。他又问道：既然上帝也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上帝呢？
有人说冯小刚的这部作品不如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因为冯的这部作品让人看不到希望。同样是展示民族灾难的电影，看了《辛德勒的名单》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而看了冯小刚的《1942》，我们不再有任何信仰了。在我看来，冯小刚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揭开那段带有民族伤疤的历史，敢于批评这个没有信仰的民族。
是谁饿死了河南的灾民？
1942年河南大汗，蝗虫泛滥，河南百姓几乎颗粒无收，不得不走上逃荒的不归之路。面对着这场饥荒，国民中央政府的官员将之归咎于日本的侵略，河南的地方官员将之归咎于天灾，灾民们归咎于政府官员的贪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他的大饥荒研究中指出，导致全面性大饥荒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粮食总供给量的不足，而是由于信息封锁、分配不公等个人权利的“贫困”所致。
冯小刚的作品对蒋介石的描述很客观，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刻意丑化蒋介石和国民党。蒋在知道河南灾害的真相后，并没有封杀消息来源，相反却将报道这个事件的《时代周刊》翻译成中文，让每一个省长人手一本，并且从军粮中拨出一部分赈济灾民。片中河南省省长李培基也是为了灾民殚精竭虑，四处斡旋筹集灾粮。而与蒋介石政见不合的国民党高层军官也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救国救民。在针对腐败问题上，蒋介石也枪杀了一批贪污赈灾粮饷的官员，由此可知国民政府在解决河南饥荒的问题上也是尽了力的，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灾民饿死在路上呢？
实际上，这场大灾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饿死的，片中一开头讲的就是饥饿的农民带着武器抢大户的场面，在得知大户报官之后，愤怒的农民开始烧杀抢掠，并且与另一个村的村民发生械斗，械斗中死了很多人。片中的“瞎鹿”也是因为与官兵争抢驴肉被打死在锅里。还有一些人在遭到日军轰炸后，相互争抢食物而死。
在中央发放赈灾粮之前，河南各个部门的长官们都盼着中央赈济灾害，但是当赈济粮真的发下来的时候，却又因为各部门的利益冲突都争得不可开交。这样的争斗并不能归咎于党派腐败问题，面对着饥饿与死亡，每个部门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粮食，这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有限的粮食被一些黑心的商人当成了发财的本钱，一些富人也趁机做起了人口买卖，一个大姑娘可以换五两小米，这样的买卖在灾民眼中就是一种恩赐，因为被卖到青楼，不仅自己能保住姓名，而且还能给家里换来粮食。
生命与尊严那个更重要？
有资料记载，在抗战过程中，河南的民众不仅不帮助国军抗日，相反却帮助日军做饭、喂马、抬担架，甚至直接帮助日军打国军。这些中国人为什么甘愿做亡国奴，还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们可以在这部电影中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原地区，日军仅有六万人，而国军却又四十万。面对着巨大的人数差异，冈村宁次想到了一个独特的“增兵”办法：用粮食赈济灾民，吸纳中国人作为日军的后援力量。
冈村宁次的办法遭到了部下的质疑，但是他说：这些灾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不得不说冈村宁次对中国人的本性还是十分的了解，他知道对于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河南灾民来说，饥饿远比亡国奴更为可怕：国亡了，自有高个的顶着，而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大多数人都像电影里范伟演的伙夫一样，成了日本人的厨子或马夫。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在饥饿面前，这是一种人性自然的选择，与其饿死，不如吃了日本人的白馒头。
但是片中的“栓柱”却是一个硬骨头，为了保护住孩子的风车，誓死也不愿意与日本人做交易。栓柱刚刚被抓的时候，日本人在知道他只是一个马夫的时候，对他很客气，让他留下来为日军做马夫。但当日军军官看上栓柱手中的风车，并表示愿意用馒头交换时，栓柱却拒绝了，恼羞成怒的日本军官用战刀杀死了栓柱。由此可知，“体恤灾民”的日军在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其凶残的本质自然就会显露出来。如果中国军人都被消灭了，那么日军还会赈济河南灾民吗？河南的灾民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震云曾说：“不同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民族，他们临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谁让我死的，有一种追问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临死的时候给世界留下的是幽默。他们面对灾难是幽默的态度，比如说我要被饿死了，我饿死的时候我不想谁把我饿死的，我想到的是小刚，因为小刚两天前已经饿死了，我说我比小刚多活两天，我值了。一个民族面对灾难太多的时候，如果它用严峻对待严峻，就像鸡蛋和铁一样。”
的确，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上千年的历史让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中华民族在这千年的磨砺历史中也会学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救赎的方式，这种救赎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一种“中庸”的自我麻痹。我并不关心我是怎么饿死的，只要我比别人多活一天，那就是赚到了。面对着民族的灾难，灾民们想到的就是去抢大户，当官的和当兵的想的就是趁机某一些利益，人口贩子们想的就是用最少的粮食换取更多的女人，每个人想到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纵然有李培基这样的清官，仅凭他一人之力，又如何能战胜中国人那种自私和贪婪的本性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容易遗忘屈辱历史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往往喜欢沉浸于过往的辉煌之中，而对那些屈辱和沉重的历史选择了慢慢的遗忘。冯小刚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告诉我们在面临着饥饿和死亡威胁的时候，生命和尊严哪个更重要，但是它最大的价值却是让我们重温我们民族那段灰色的历史，重新的审视自我，我想这远比给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一个上帝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