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英年:控烟报国未了心愿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2020年6月15日,我们夫妇接到医保单位的通知,前往指定地点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转天就接到检测结果:“阴性”,安然无恙。在疫情流行中,有一传说是吸烟者患疫情者较少,要防身就要保持吸烟习惯。2003年非典在中国爆发时也有类似说法,据新闻报道,有大学学生们蹲在宿舍里集体吸烟,乐得其所。
诚然,吸烟行为是损害身体健康和引发及加重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此恶习逐渐损害了吸烟者的呼吸系统、血脑循环系统、器官肿瘤系统、生殖系统和免疫能力等。使沦为诸症状入侵、首受其害的牺牲者,这岂能是“防病得法,自庆有道”呢!?
近来世界卫生专家和机构也撰文指出,根据大规模有系统研究的医学论文的结论是,吸烟人士大大削弱了肺功能和免疫力,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而一旦患病,病情加重和不幸死亡的概率也加倍于非吸烟者。再有,使用电子烟的人也比非吸烟者更容易受病毒感染。台湾是亚洲地区控烟成效显著的一处,不久前已通令禁止电子烟的贩卖和使用,英国社会也发起了倡议,鼓励吸烟者在疫情期间乘势戒烟,以爱护自己和保护他人。这一号召获得了热烈的响应,颇有成效,香港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也在筹划类似之举。
今年5月下旬,中国在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时,习近平主席特别参加了湖北省(大陆疫情首发地区)代表的分会,发言说:预防疫情和其他公众卫生危难的爆发是全国安全的当务之急,要系统化地努力去补短增长。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发表政府工作年度报告时也强调说,强化国家对疾病的预防控制是首要任务之一。
要贯彻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上述的意愿该如何着手呢?答案是全国大力有效推广控制烟害行动。中国是全球第一产烟、销烟、吸烟和烟害大国。拥有烟民三亿五千万,每天受二手烟害者(在家庭工作和社交环境里)高达八亿之多,每年因烟害致死夭折者已达140万人之众,这是国家社会最重大和理当减少的损失。因为吸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可以预防”的疾病。不吸烟就彻底断绝了吸烟上瘾和短命的不归之路,早戒烟就延长了生命和回归健康之途。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以往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曾两次出面触及吸烟问题。她于2009年获得“控烟形象大使”的称号,2014年为了支持世界无烟日(5月31日)的活动,她和美国名人比尔·盖茨都穿上了红色的衣衫,宣传拒绝二手烟害,衣衫上印有“二手烟,我不干”的醒目字样。2015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同行的彭丽媛在西雅图参观当地肿瘤医治研究机构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时,得知该中心研发了戒烟有效方法,就反应说:“我的家人吸烟,我希望有更好的方法帮他戒烟。”
彭丽媛两个动作涉及的领域正是控烟措施里的要招,一是帮助烟民戒烟成功,恢复健康;二是提倡非烟民拒吸二手烟,做最佳自我防护。只可惜这两个重点都没能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及时响应,转化为爱民控烟的具体行动。星星之火未能燎原,是也,悲夫!
2019年10月中旬,我自美国回访大陆,本打算前去拜望红军老战士王定国,我和她于1980年代结识,曾数次登其门拜访,她也赠送我多幅字画,鼓励和支持我在大陆义务从事的控烟活动。我得知王老的夫君谢觉哉生前与习仲勋有亲切交往,彼此尊重,想透过她的协助去会见彭丽媛,面谈控烟构想,获王老家人告知,王老住院休养,不宜造访,此想乃罢。
2007年,我曾四次接受《中国科技财富杂志》采访。连续刊载四文:“控烟救国人人有份”、“积极控烟三方共赢”、“全国控烟任重道远”和“中国控烟要走正路”。2012年,我最后一次接受该刊采访的标题是“控烟大业竟其成功”,受访时,我提出的总结是:“中国政府就控烟工作而言,优先考虑税收,偏失了爱民护民的重担,也远离了国家一向提倡要贯彻实施的路线,那便是:‘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知过必改,此其时矣。”随后我申诉了十点在中国控烟领域里必要、可行和可以奏效的措施如下:
一是在国务院成立“烟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将全国控烟工作提升到国务院直接掌控的高度;
二是政企分开,将担任政府控烟职责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推广烟草销售的企业组织“中国烟草总公司”彻底分离,各司其职;
三是在全国推动“无烟家庭”观念和展开行动,作为中国控烟大业有效和重要的切入点;
四是造福农工大众,掀起戒烟热潮。政府专门拨款,启动工作项目,宣传和帮助农工群众戒烟;
五是展开全国年度戒烟竞赛和增设控烟彩券。其收入大多还给购券者,留下部分收入用于控烟工作;
六是鼓励知名人士,各级领导率先完成戒烟,其中着重在卫生、教育、环保、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各方面;
七是中国的医学和护士院校要着重控烟意识的培养和戒烟服务的掌握;
八是认真有效地开展中小学内的控烟教育,并促使校区拥有名副其实的无烟环境;
九是由国资委带领的重要国家企业牵头,在企业内严格创造无烟环境;
十是加强中国全民控烟的意识和行动,透过立法、行政和媒体宣传的各种渠道和手段,掀起全国控烟高潮。
现回顾以上十点,应增加一条,那便是医院设立平价有效的戒烟门诊,并努力开发和使用有效戒烟产品和心理咨询服务。
杂志采访记者的最后一问是:“你为什么会这样热衷于中国控烟工作?对中国控烟前景有何想法?”
我回答说:“每个人在一生中能找到一个运作领域,乐得其所、乐在其中、乐见其成、乐不自胜,是很不容易的。介入中国控烟工作可以发挥我的潜力和才干,在中国从事控烟工作,便也是志在必求,得其所哉!中国当前烟害蔓延,后患无穷。政府和人民若能痛下决心,拨乱反正,挽狂澜之欲倒是大有可能的,但这是一桩任重道远、时不我与和不可推延的重责大任。我深切希望我的控烟意见可以受到国家的重视和采纳,逐渐实现,造福全民。”
我还在有耐心和不放弃希望的等着。有哪位仁人君子有渠道可以将我的心愿直送习主席夫妇或是李克强总理吗?是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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