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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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被问及要不要用化名时，他羞赧地笑着：“就用‘胡不度’吧。”
“胡不度”是他在《新荷》的笔名。
而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笔名的由来。
约莫四十岁，圆脸盘上一副黑框眼镜，细声细语，你不大会想到这个腼腆的男人是个西北汉子，直到在他的诗里看见青海湖的裸鲤，听见羊羔的叫声和高原风沙。胡不度毕业于沪上某知名高校的中文系，尔后在北京工作了十二年。数年前，他因为杀死了妻子的情人而入狱。现于提篮桥监狱服刑，因表现良好，已由原先的“死缓”减为有期徒刑。及至出狱，他将已过知天命之年。
杀人偿命。
“没想到，这次在上海一待就要这么久。” 面前这个男人的低声自语把我拉回现实。
入狱后，胡不度担任了《新荷》诗刊的编辑，负责遴选、修改上海本地监狱，包括提篮桥监狱的服刑人员投稿。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陈宇（化名）和章震（化名）。
陈宇年轻时在东北插队，70时代在沪上某高校就读政教专业，入狱前曾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的杂志编辑，而今头发已经花白。同为《新荷》编辑，他负责编改提篮桥监狱以外的监狱投稿。他有一首这样的诗：
“妈妈，我把回家的钥匙丢了
丢在匆匆赶着回家的路上
妈妈，我把回家的钥匙丢了
记得您把它系上红绳挂在我颈上
妈妈，我把回家的钥匙丢了
所有的路都没有终点
所有的门都成为了墙
所有的笑声都成为回忆
所有的梦想都只能是梦想
……”
“我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诗人，但我们平时都把胡不度叫诗人，”陈宇与胡不度羁押于同一间牢房，他这样评论自己的室友，“如果他不是诗人，谁还是呢？我还因为诗歌的问题跟他吵过架呢。”
胡不度听了也笑起来。
胡不度在牢中的五年写了不少诗歌，他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了两本集子：《途径》与《今生》。这些诗歌创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高深造诣或独特风格——当然，当今大墙之外许多诗人的作品也不具备上述特质——但字里行间处处显露着作者内心的动荡与脆弱。是不是这种敏感导致他偏执地捅了情敌十余刀？
无从知晓。
谈及自己的境况，这个男人的声音变得低沉，几乎听不清：“我写诗可以让我的母亲和妹妹放心。如果我在牢里还可以做事、坚持写点自己的东西，她们也许就不会那么担心我的状态，还有出狱后怎么生活。”
“我不是一个诗人，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如果我觉得自己是诗人，那就太悲哀了。这里没有诗人，只有诗歌，”胡不度说，“20多年前，我是个校园诗人。我很自豪。但现在你说我是‘大墙诗人’，我心里很……很难过……对我而言，写诗是某种逃避。可以让我忘掉眼前的这个世界，忘掉我对世界的看法，忘掉我在坐牢。我为自己写诗，就像自言自语。”说到这，他不知是解嘲还是害羞地笑了，但接下来的声音重新低沉下去。
“有时会想，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杀人）呢。但现在，我已经不想了。毕竟世间的不可知太多。那时检察官问我后悔吗。我说，没有答案，我没办法回答你……我想，直到现在这个答案也不会变，人生是没法回头的……如果出去的时候能够有所得，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不幸是一定的。”
屋子里沉默了。
“二月，雷霆从天空走过……草根深埋，鲜花遥远。”胡不度的那首长诗描摹了众多西北风物：昆仑山、可可西里、各拉丹冬冰川、茶卡盐湖、塔尔寺……而这句写的是他的家乡：青海。
二
苗大把我带到了监狱的内部。
《新荷》编辑部就设在9监区的2楼。一排囚室与之森然毗邻。每间囚室3.3平方米，无窗，每间关押3个成年男人。
囚室外面的廊灯是长明的，9点熄灯以后，胡不度经常借着它写东西。
编辑部里是格子间，配有台式电脑，但不能联网。
胡不度、陈宇、章震所在的9监区负责提篮桥监狱的文艺活动，除了《新荷》诗刊的编辑部以外，监狱的“新岸艺术团”也设在这里。艺术团成员均为服刑人员。如果你看了他们的书画展、雕塑作品、舞蹈或者听过他们演奏的交响乐，也许会想起福柯所说的“驯顺而能干的肉体”。然而这丝毫不能减少你的讶异，因为他们之中确有文艺的好手。
9监区的大队长——大家都叫他“苗大”——在念中学和当兵的时候就爱写诗。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犯人激增，他们当中不乏文化文。在这种氛围下，当年还是个小伙子的苗大应犯人们的需求，在他当时任职的7监区创办了一个诗歌兴趣小组，刊物即为《新荷》。
“那时候起名字时兴叫‘新’什么，于是诗刊后来就叫‘新荷’。”苗大说。
在《新荷》起起落落的25年里，他始终是负责人。《新荷》是我国监狱系统的内部刊物，免费，但不向社会公开。因此即使政治权利被剥夺，服刑人员也依然可以投稿。时至今日，它已经稳定下来，有专门的机构和经费保证。目前，它已改版为双月刊，扩展为向全国的监狱征稿。先后有140余个监狱投稿，其中45个监狱长期投稿。提篮桥监狱内部则有五十余名服刑人员长期投稿。他们是《新荷》的作者群。
“我们这代人对诗歌不陌生，”《新荷》的另一位编辑章震是上海人，80年代在大学里学的是英国语言文学，后因涉嫌经济犯罪入狱。看来知识和文化有时并不能使人免于犯罪。他说：
“在这里，人心的波动在所难免。诗歌可以让我们宣泄。”陈宇也这么认为。
谈及作品的选录标准，苗大很坦诚：“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是必须的，因为需要。但不能多，它们确实很难有艺术性。过于阴暗的作品我们不能录入，稍显灰色的可以。《新荷》不是为了创造诗人，而是为了满足犯人的精神需求，帮助他们完成自我。”
“我们确实不追求诗歌质量，只希望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参与。有时收到外地监狱的来稿，他们把作品工整地誊在纸上，四五十页。看到这些，我只有做的更好。”胡不度说。
到此，我方才意识到，《新荷》不同于社会上的诗刊，它以教化为重。
艺术在这里明显让位于政治。那个1989年的7监区诗歌兴趣小组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种权力技术，而诗歌则成了一种温和的监狱话语，它借助服刑人自己的思想和笔稳妥地训诫着他们。每当他们在诗歌中悔一次过、抒写一次他们对于家人的思念或对监狱外生活的向往，他们就变得更柔软、顺服。
当然，大墙之外的我们又何尝不经受着种种观念和条规的规诫呢？
但《新荷》确有上乘之作。譬如山东泰安监狱的马启代与云南中安的孙醴（化名），两人均有着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且各有诗格，具备专业水准。前者已在社会上发行了17部著作。不久前他曾这样写道：
“这个春天，我看到的天空比井口大
比我的一个意象小。”
三
5：30 起床、洗漱、早饭
6：30 收听上海新闻和央视新闻联播，
7：30-10：45 劳役
11：00 午饭
12：00-16：30 劳役
18：30-19：30 看上海新闻和央视新闻联播
19：30-20：30 自由活动
21：00 熄灯
一位年轻警官告诉我，这是提篮桥监狱服刑人员大致的作息时刻。
说到劳役，只有少数的服刑人员可以从事编辑、绘画之类的工作，大部分人得干体力活儿。绕线圈、粘纸箱诸如此类的手工活儿，接到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每周三是学习日，服刑人员不用做工，可以看看电视。
“我们那时候做皮球。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也满头汗。累，哈哈。”说这话的是于龙（化名），他刑满释放已经十余年，现在本地经商。这个男人皮肤细腻、穿着入时，有自己的车。他也曾是《新荷》的编辑。
在苗大的帮助下，我跟于龙见面了。
车子驶过某高校时，于龙禁不住低声向副驾驶位子上的妻子感慨——他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虽然几经回避，但基本可以推断他是80年代因为政治问题入狱的。
当时，于龙是服刑人员中的小头目，颇有号召力，犯人们都听他的。警官也待他不错。于龙不仅在《新荷》做编辑，也在当时的监狱广播台做事，很是吃得开。饭桌上，他眉飞色舞，当年的一段牢狱事迹被他涂抹上了浓烈的戏剧色彩。他的太太在一旁听得比我还要入神。
“我们那时候还有点歌台呢……生活栏目还公布每日菜单……我们那时候是睡地板，3.3平米的房间里还放着马桶，那个味道……我当时在牢里做了好多装金铃子的木盒子，他们（服刑人员）有人会雕刻，刻得很好看……你知道吗，张行啊周立波啊都在提篮桥监狱待过的……我太太知道我的这些事，她不介意……我是看着《新荷》生长的，它走到今天真不容易，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尽管找我。”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越说越来劲。
看着他的得意模样，使人们不敢相信他经历过那么长久的牢狱生活，他生活的信心和幽默感似乎并不曾被磨损；也察觉不到诸如愧疚或尴尬的负面情绪。我几乎分辨不出这是“改造”得成功还是未被“改造”。我想到了胡不度说：“我们在这里（监狱）到底能被改造好，还是改造不好，很难讲。”
原本我想问于龙，《新荷》在你的十余载牢狱生活中有过什么影响？但始终没有开口。一份监狱系统中的文学／教育刊物，对一个已经热烈回归世俗生活的人而言，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我自己。
至此，又想起马克思的一段笔记（这番话被法国艺术评论者Bernard Marcadé引用于《我将逃离监狱：雅克•梅斯林的坟墓》一文中），他写道：“犯罪者给人的印象，一半关乎道德，一半关乎悲剧性，于是犯罪具备了激发公众道德感和美学感受的功能。是罪犯创造了刑法法典和它们的立法者，也创造了艺术、纯文学、小说和悲剧，比如席勒的《强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必须承认，罪犯、诗歌，这两样东西起初的确让我对
《新荷》产生过罗曼蒂克的印象，但此刻，就连这份想象中的崇高部分也轻而易举地被饭桌上的闲谈消解得踪影全无。
唯一没被撼动的是，我确信，《新荷》确实曾经并且仍然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服刑人员的心理寄托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