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英年：中华百年动荡 前途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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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19世纪中期清朝势力衰退，世界列强，包括风头初露的日本在内，纷纷以强大武力进逼清朝，开展了予求予取的军事侵略。清廷屡战屡败，接应不暇，陆续签订了一连串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临挑战，情势严峻。此刻要回答的问题是，危难当前，国人应变图强，路在何方？回答此问持续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段。

 

王朝利益置国民之上，清朝走向灭亡

向清朝发动侵略的始作俑者是大英帝国。它为了反应清朝特使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之举，和力挺英商以鸦片贩卖中国，于1839年派遣军舰直叩中国海岸，爆发了“鸦片战争”。清廷应战失败，于1842年签署了“南京条约”，在赔款之余割让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又开放5埠与英国经商。其后列强诸国纷纷跟进，武力取胜后和清廷签下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于水深火热难以自拔的困境。

清廷近邻的日本于1868年至1873年从事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创造了国势增强的新时代，也做好准备，于1894年向清廷北洋舰队展开致命攻击，清廷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让日本割据台湾五十年。

有鉴于日本维新有成，清廷也兴起“西为中用”之议，要学习获得西方科技发达和坚甲利兵之强。清廷于1872年至1875年间选派约120名幼童，由美国耶鲁大学第一位毕业华人容闳领队，分批赴美就学，他们成绩优越，生气蓬勃，也逐渐融入美国社会。正当多数学童已晋升美国大学名校走向结业之时，清廷决策者认为这批学童已迹近“全盘美化”，实不可取，便于1881年下令，强制他们辍学返国，不得延误。尽管美国多所大学名校校长联名致书清廷，盼中国学童可以继续留美深造，清廷对此请执意不允，硬将留美学童全部召回。这斩断了他们延长学习、益加充沛、可以返国后发挥更多报国潜力的机会，诚然是中国国运不济的重大损失。

这批学童返国后有不少卓越成名人物出现，其中包括：唐绍仪（民国总统）、蔡绍英（北洋大学校长，该校是北京大学前身），梁如浩（交通大学创造者）、唐国安（清华大学创始人）、蔡挺干（海军上将元帅）和詹天佑（铁路建设大师）等。

清廷后来又丧失了另一革新机会。1898年清廷开明人士谭嗣同等六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理念配合，获清光绪帝之默许，欲推动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风声传到慈禧太后耳里，她于1898年9月28日下令将维新六君子推送北京菜市口刑场斩首示众，力绝隐患。

著名旅美历史学家余英时于2000年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的决定因素是，清王朝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互冲突，势不两立。清廷认为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

 

“攘外必先安内”，中华民国败走台湾

饱受西方文化影响又热心救国的孙中山先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领导国民革命，历经十次行动失败，直到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朝，于1911年缔造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以崭新的面貌在亚洲出现。但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0日，在北方主掌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复辟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勉强维持了83天就彻底垮台了。其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混战不已的动乱局面，直到1927年黄埔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完成北伐，中国才展现出全国统一的初貌和逐渐发展的契机。

正也是好事多磨，1931年9月18日驻沈阳激进黩武的日军，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好战份子牵头，制造借口，发动了“沈阳事变”，突袭了张学良将军驻兵镇守的北大营。张学良决定不抵抗，让通盘武力远不如东北军的日本关东军顺利占领沈阳。张学良本人也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受累终身。后来撤出东北的东北军奉调转驻陕西省，在张学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头衔下，背上了消灭红军的任务，这便也种下1936年西安事变的伏笔。

1937年7月7日驻河北省宛平县的日军向国军挑衅，国民军29军宋哲元部队应声而起，开放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启动，这既是中国八年浴血抗日战争的开始，又是中共修养、壮大和最后统治中国的起步。蒋介石私心作崇，逼令驻陕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西北军联合剿共，其后果是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爆发，蒋氏“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部署彻底翻盘。

进入1940年代，日军侵华范围不断扩大，但日本已察觉到美国已箭在弦上，欲启动对日攻击，日本乃先下手为强，于1941年12月7日派遣海空两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方重大损失。次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美日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役开始。1942年8月3日到6日双方在中途岛战役中决一死战，美军事前截获译解了日本军事情报，充份利用，战力发挥，击沉日本4艘航空母舰，摧毁约300架日机，将日本3000名战士葬身海底，从此掌控了太平洋上空的制空权，美军攻势增强，逐岛扫荡，而日军顽强抵抗，美军牺牲重大。为减少伤亡和缩短战争时间，美军于1945年8月7日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第二弹又投向长崎，促成了日本提前投降。

苏联早已获得情报，得知美国研发制造原子弹成功，一旦投放，日本必定投降，便在西伯利亚部署军队，等候时机。广岛中弹后两天，苏联向日本宣战，挥军直入中国东北地区，先拆迁当地重工业设备去苏联，强奸无数东北妇女，再收缴储存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日后全部移交给陆续抵达东北的中共解放军，让共军实力突然壮大。

另一方面，蒋介石指挥东北政局和战局双双失当。派他亲信而无能的熊式辉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东北地区，不收编日治时代东北的地方部队，不接受美国建议，先遣美军到东北帮助安定局面，调派不服东北水土和气候的四川籍部队到东北战场，⋯⋯这便是错上加错，层层加码，让中共在东北国共战争里大获全胜。其后的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中共渡江南下战役里，情势也急转直下，尽属共军天下了。1949年底国府撤守台湾，偏安至今。

 

党和民，谁的利益更大？中国前路走向何方

中共统治大陆后，毛泽东决定更改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原来的“中华民国”比较，差别是以“人民”取代“民”，以“共和国”取代“国”，这一变异是必要吗？有一说是毛泽东要做开国元首，不能不改变国名，以遂其愿。但无论如何，这已创造了两个中国，隔海遥对，各持一说，迄今两岸分治逾70年，和平统一仍待来日。

中共立国之始，政治路线全面向苏联老大哥靠拢，至诚至切，不遗余力。1950年在斯大林的指使下介入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又挥军入越，于1980年代参加了援越抗美的越南战争，其间又发动多种全民运动，制造斗争，自相残杀。这种种倒行逆施都造成了中国人民和物质的惨重损失，错失了中国民生建设的大好良机，并和世界树敌，自绝于国际社会之外。

所幸，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加上毛是五人帮）打倒，邓小平主政推动开放改革，中国才在崩溃边缘悬崖勒马，起死回生。

1979年1月1日在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美中恢复建交。2001年12月1日在克林顿总统任内，获美国支持，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这便也展开了其后中国与世无争，民生建设的黄金年代，让中国突飞猛进，蒸蒸日上，最后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和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都是有目共睹，历历眼前。

川普于2016年入主白宫，美中关系又生一变。先是美中贸易战大打出手，继之以疫情战彼此较量。如今是厮杀正烈，前程未卜。川普要力求连任获胜，私愿以偿，又面临政绩不佳，民调下滑，美国人民对他十分不满。他此时端出了中国，视其为他实现“美国第一”远大目标的唯一强敌和阻碍。近来他一再发出狠话，要在科技、经济、军事和政治各方面向中国下手，似已布下天罗地网，要中国一举就擒。这只能造成美中互损，两败俱伤的不良结局，无助于美国第一美国独享的局面出现。如今世界大局在美中对抗下已是乌云密布，雨水连绵，不知何时何日才能雨过天青，拨云见日。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反应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对世局的不满和求变心切。他们推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兼收并取的口号和目标，又透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对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和作为提出了质疑。而民主政体及科学创新正是太平洋对岸美国的特色，1776年华盛顿将军在美洲大陆上领导民军抵制并战胜了英军的进攻，建立了“美利坚共和国”，树立楷模：“人人生而平等，有追逐幸福的权利”，又建立了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彼此牵制平衡的政体，创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在短暂的（和中国历史对比）247年里跃登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美国也是名至实归的移民之国，全民组合除了土著印第安人（他们也是早期亚洲移民）之外，都来自世界各国，他们溶于一炉，拼搏奋斗，努力成长，共同创造了今日的美国。至此我们再一谈如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在北京发生，呼应了五四精神，市民游街请愿，要求改革政治，抗击官倒，这一和平示威最后遭受了人民解放军的血腥镇压。死亡者应以千计。（确实统计迄今没有官方说法。）那时我天天去天安门广场，是手执“上海经济导报”记者证的美籍华人，可以自由出入学生们在广场周围设置的保护圈。在事件前的一个多月里，我现场拍摄了50卷照相底片。解放军于6月4日挺进北京后，局势混乱，情形险恶，我于6月5日手携50卷照相底片在北京建国饭店前跳上一辆出租车，付出400元人民币的高价，直奔北京国际机场。次日得以登机离境。在机场候机时我也接受了多家美国电视台记者的即时采访。我义愤填膺，力陈所感。

我认为邓小平是聪明千日，糊涂一时，他做出派兵镇压六四的措施是他平生作为的一大败笔。这错过了当政者顺从民意，进行政治革新的良机，并种下三大恶果。一是，人民变乖乖，不再抛头露面关心国事；二是，人民解放军声誉涂地，军民同心，水乳交融已一去不返；三是，助长了权贵贪腐者的声势，泛滥成灾，民心丧失，元气大伤。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当政者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免谈、免议、免想！香港自1990年起30年来，每逢六四都举行烛火守夜，怀念六四。今年疫情仍在，香港当局取消聚会，但六四当晚仍有数千港民无视禁令，越过围栏和障碍物进入维园，进行悼念。我坚信正义常在，真理不倒，六四终将正名平反。遗忘、回避和改写历史不是“自救有方”，而是自欺自残，封闭改进，放弃理想。

6月5日印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的结论是：“尊重自由和人的尊严是通过人类共同命运的最佳途径。北京模式——一个专制的政党国家一心一意地夸大经济改善，而不提自由的政治选择——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它不能被广泛采仿。这个方法取决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只能在中国使用。相比之下，民主是基于普世原则，在任何地方的每个人都可以遵循。”以上所论应是旁观者的明智之言。

结论：清廷私利置于全国利益之上是120年前清朝戊戌变法挫败的主要原因。如今中共一党专政，其利益也凌驾于中国全民之上。静观世界大局，应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正是大势所趋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应有的出路和走向。

正所谓：

百年多变历沧桑，何去何从费思量。

专制独裁无出路，自由民主家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