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中国革新 祝美中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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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美中建交于1979年1月1日，迄今已40周年。我接到西雅图美中建交庆祝组委会的邀请，于5月11日中午前往市里国际社区内的陆荣昌博物馆参加庆典并致词。

1970年代我在西雅图公开赞成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被有心人扣上了“亲共附匪”者的红帽子，举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好在我了无其事，问心无愧，此一风波很快就过去了。1970年代末我结识了在华府供职的“中美联络处”黄镇主任。美中建交时他已返国任文化部部长，我拍贺电给他祝贺美中建交，也收到他的回复。

1999年是美中建交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8年12月15日和16日在北京举办纪念座谈会时黄华应邀参加，美中建交后的1979年1月下旬，他曾陪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那时我应召参加了美国国务院接待中国代表团的礼宾工作，又于2月4日会同西雅图华侨20人在西雅图“双塔饭店”会见了邓、黄两人，近身交谈，摄影留念。

美中建交20周年座谈会由社科院李慎之副院长主持，参会者包括美驻华尚慕杰大使（James Sasser）和柴泽民、朱启祯、李道豫三位中国驻美前任大使。我在开会次日发表了“美中台三边互动”一题的演说。

到了2009年美中建交30周年纪念，卡特总统率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于1月12日下午5至7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副主席主持庆典，先后发表主题讲演，赞扬美中友好。我聆听后特意趋前交谈，请他们在请柬上签名留念。我也喜获了基辛格博士风格独特的签字。

我是根在华夏、定居美图的美籍华人，自然乐于期望中国革新进步，美中友好往还。美中两国分别是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军之邦，它们又是国家生产总值名列前茅的牵头羊。因而它们之间的和平相处、互通有无或是它们彼此的纠缠争斗、敌对相向，都要引起全球关注，并对全球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而今后的发展会如何呢？

 

未定之天

美中关系的前景和发展目前是微妙、多变而前途未卜。历时已久的美中贸易谈判似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可能在今年5月里见一分晓。希望双方可各让一步，达成协议，避开强硬厮杀，两败俱伤，以维护两国基本利益和稳定世界大局。

可是当前川普和习近平两位元首都身负重任和国人热盼，要他们在协议中获得最佳结果，在国际社会里赢得“胜者”之誉，在国内平息争议之声，对本国前途的发展作出最好铺垫。可是要满足理想，面面俱到，是谈何容易！这也正是何以美中贸易战之争陆续传来“进展，停顿；有望，破局；会面，延续”之说，会议次数一再添增，结果宣告一再后延。

 

美方直言

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各界人士里都有关注和研究中国情况和美中互动走向的用心人。他们留意时局，随时表态，畅所欲言，习以为常。美国《纽约时报》是他们发声的一个重要平台。今年初以来，该报陆续发表了多篇议论，其中有：“面对中国这个危险的对手，美国该怎么做？”“当中国变成21世纪的生存威胁。”“我亲见中国好坏的极端，要留心。”他们纷纷提出警惕之声，批评中国抵制美国企业进入，扶植国企霸占市场，偷窃外方专利技术，施展“军民融合”，大力发展科技⋯⋯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正和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和价值观的种种领域里不宣而战，中国已是“修正主义”国家。（有趣的是，中国早年以此形容美国，现在这顶帽子已反扣回来）。所以美国不容轻视中国，对华要严阵以待，要联合友邦加以制压和围攻。

 

各掌局面

中国真是国运多舛，处境艰难。清末民初中国遭受列强欺侮，沦为次殖民地国家的地位。中国开放改革以后至今，和平崛起，蒸蒸日上，又被视为是“黄祸”的根源，正在打乱国际的现有模式和常规，正为世界添堵添乱。美国有一说是：“Catch 22.”那便是进退两难，无所适从。这正是中国处境的贴切写照。

中美体制不同，中国是专制政体，重人治。美国是民主体制，重法治。从表面看，中国政府可以发号施令，集中资源，忽略民意，大力从事国家工商、军事的建设，用时短，效率高。而美国要依法行事，重视人权，其行政措施是进度缓慢、效率有限。但中国硬件强，软件弱，国力强大并不能和人民幸福直接划等号。国家强大的管控无孔不入，而伤及人性尊严和压缩了人民的自由空间。

 

自我盘点

在倍受外人质疑指责的情况下，中国要扪心自问，善自检讨。其指责是否有理，其顾虑是否得当，自己应如何理解和应对，并如何用行动和事实说话，去确实保障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并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未来向世界显示中国是可敬可亲的，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主力军。

 

一抒己见

让我就外人关怀和国人自理的诸多方面一抒己见，这包括以下领域：经贸合作、科技发展、法治人权、两会运作、选举制度、军备扩充、毒品制销和两岸关系各项。

一、经贸合作

美中贸易战的核心点和胶着处是美方希望中国能调整经贸体制。往长远看，中国经贸体制革新便更能纳入世界常轨，受到外国的信任和推重。这包括保护专利，降低关税，减少对国企的偏向，让外商享有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的待遇和平台等。然而这些改革打扰了中国的老习惯，并直接冲击了中国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使其顾此失彼，取舍两难。然而，中国当局此时应高瞻远瞩，为全国全民的长远利益着想，力加改革，争取到位，以短痛止长痛。

二、科技发展

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影响全局，动力强大，这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大数据运用和通讯、管理、监控科技产品翻新等。世界各国都面临同一挑战，欲罢不能。理想的情况下是各国之间通力合作，修长补短，互通有无。然而当前的形势是信任不存在，合作不可能。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要硬性扼杀中国华为公司的五代通讯产品，以保护国家安全为藉，但难负众望，应声附和者稀稀。

在保护专利的同时中国要努力发展科研，拥有自主研发的出色技术和产品，用于市场，造福世人。中国科技研发存有不少障碍。杨振宁教授曾指出其中两点，一是科研造假风盛，二是资金分配不当，这都亟待改正，以提供健康得当的科研环境和动力。

美国发展科研有政府、企业和大专院校通力合作的成功模式，值得借鉴和学习。中国企业不时欺凌或慢待提供发明或技术的合作者，倘后者受损而求助于法院，在司法不公正的环境下，也往往是败诉而归，或者是胜诉而不执行。

1980年代我曾两次组团自美赴华做学术报告。一是，1987年6月我请了四位美国著名专利律师同行，赴华讲专利的申请、运用和维护。那时中国刚刚成立专利局，此一宣讲便正是适得其时和适得其用。二是，1986年9月我组织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下抵达中国，在上海和北京宣讲“创造与发明”的话题。1998年8月我又将报告者之一的詹姆斯·亚当斯教授（James L Adams）所著《思维革新——创造的实践》一书译为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问世。这都是我促进美中交流的活动。

三、法治人权

这是国外经常提及和指责中国的领域。早年中国的领导曾自夸中国的特色和优点是“人大于法”。毛泽东亦乐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自谕自满。国外就此的批评显然是确有所指，而非无的放矢。早于70年前的世界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公开提出了掷地有声的人类应享有的“四大自由”，其为：“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正是法治人权的核心内含，其真理时至今日屹立依然。中国推行专权体制，在官府与人权冲突时一定偏向前者，依法治国也是止于“以法治民”。近来中国不但加强了舆论的监管，还得意于西藏执行的

“高科技监控”措施的成效，要扩大实施，遍及全国。这样重维稳、轻维权的行动显然是倒行逆施。在信息畅通、民智已开的今天，岂能垂之永久？古语说：“宽厚公正为人君”，深盼中国的执政者可以此为戒和加以借鉴。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公报”，主张美中应恢复友好交往，我在西雅图新闻媒体公开发言，赞成其立场，因而受到举报，直通美国联邦调查局，诬我有“亲共通匪”之嫌。当然这一指控是无中生有，毫无依据，对我毛发无损。而意外和令我欣慰的是，我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新闻在西雅图登上当地的《邮情报》（Seattle Post Intelligencer）头版后，即有“国际特赦组织”（简称AI）写信给我，要支持我和为我辩护（其信我保存至今），这不愧是美国社会的特色之一。

四、两会运作

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组织由来已久，其功能应是论政、议政、立法和对政府进行监督。此二组织人数庞大，各三、四千人。可是，它们都没能真正实现其功能。有一就此讽刺的妙诗是：“政协鼓掌，人大举手，政府原地踏步走。”这也算是反映民心民意之一说吧。

中国两会的成员都是单身操作，身旁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助手。对照美国国会，参议员是每人约有全职协助的助手四、五十人，众议员约有二、三十人。此外，他们分工加入的委员会，各会约有五十到七十位专业工作者，在个别领域里收集整理资料，做成建议和报告，提供国会议员立法和问政之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出自各州公民的普选，他们要向本州的选民交代，为争取其权益而奋斗，与行政部门（白宫、州市政府）牵制平衡，有权威性和独立性。

大陆上两会成员的产生是闭门操作，上峰决定，与人民无关。有了钱、出了名或听了话才是候选必备背景之一，而获选者也无需代表选区的利益。例如早年有一家汽车出租公司（记得是北汽）的司机选成全国人大代表，他立即一步登天成为特权分子，不再开出租车不说，也从来不在人大会议中提出任何维护出租司机权益的提案。我身置圈外，倒是借用我在北京中央电视台评论时事的平台两次发言，主张提高乘车费，因为收费偏低而司机收入较少，理当改进。后来乘车费略加上调，我乐见这是势在必行，及时实现了。

今年二月，大陆人大政协两会之后，有海外媒体感叹说，参会者众，但当今中国敢言善道的“魏征”何在？其中也不乏浑人说瞎话的“雷人雷语”。会中发言，言不及义，与国事民情无关。他们没有爱国利民的条件和胸怀，他们不配做代表和委员。中国急待改善推选两会成员的制度，并应考虑消减代表人数，将省下的费用招聘有专业知识的助手，辅助两会代表圆满执行任务，为民代言，为国效劳。

五、选举制度

中国行政领导和各级两会代表的产生都是以选举为名，以操办为实。为此辩解的说法是，中国人民没有民主选举的条件和意识，无法从事选举。试举一婴儿学步为例，你不让他试着站起来迈步练习，他不能学会走路。再有，在基层里，病人都会认出能治病的好医生，知道他是谁。学生也会在学习和接触的环境下选出好老师。村民更可以分辨村长的好坏。80年前大陆解放老区大字半个不识的农民可以在竞选干部背后的碗里投下赞成的一粒“豆”。这便说明人人都有基本的智慧和判断能力，可以断然举出为己服务的最佳人选。中国要认真从地方选举入手，让乡镇里的村民可以随心所愿，选出当地的行政领导。再在初步成功和陆续进步的基础上，将公职选举逐渐上升到县、市、省及国家各级。美国“卡特中心”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中国低层阶级的选举，但不知有没有产生任何促进的效果。横看一些亚洲国家都有正常并运行良好的民选制度。中国再以任何借口推拒民选的认真执行，那便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六、军备扩充

中国以往曾饱受列强大军临境贪得无厌的压迫和掠夺。当前中国拥有漫长的国界和海岸线，临近之邦也并非个个友善。中国必需具备基本和足够的军备军力去维护国家的疆域。中国虽然是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自1980年代以后从未主动挑动战火，朝向邻邦进攻，这种自控和表现是良好的，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美俄之间的核武较量和朝鲜自导自演的黩武狂行都制造了亚洲和世界的不安定，并也助长了全球军备竞争的脚步和恶性发展。中国正准备派人登上月球，美国也在川普总统的指令下刚成立了“太空部队”。彭斯副总统也近来宣布，美国宇航员要重返月球。这些措施和竞争的背后都暗藏了军事斗争的意图和准备，要制

“高”取胜，要先发制人。这种军事竞争是徒劳无功和十分不当的。若是热战全面爆发，就是彼此间家国重创，环境毁坏，两败俱伤。若是战火不燃而竞争继续扩大，那便是浪费资源，而所费不值。世界正面临诸多严重而费解的问题，如气候变暖、粮食不足、环保恶化、贫富悬殊、恐怖袭击等，都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投入，以求缓解。世界需要展开全球性的裁军削武，应由联合国倡导，认真执行，并将因此节省的资源用于上述的正途。

最近乐见国际防核威胁组织（NTI）座谈倡议，美俄应进行互减核武谈判，美国国会也出现类似动议。于此，中国也要仔细思量，不要盲从随众，过分增加军事预算。世界各国也不可误入岐途，大量整军扩武。

七、毒品制销

这是美中贸易战里美方提出的议题。芬太尼吸毒品在中国生产和外销，从不同渠道进入美国市场，每年美国青年因使用该毒品自娱失控，丧命人数高达两万人之众。中国在与美方谈判时已承诺要管控该毒品的产销，此一发展令人欣慰。

在中国，吸烟是比吸毒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每年因烟害而夭折的人数为140万，造成极大的家庭和社会损失。而中国虽于2005年签署了世卫组织发起的《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没有认真执行规定，至今没有全国通用的“烟害防治法”。若干省市有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也流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一纸具文和形同虚设的困境。中国急待通过全国控烟立法，严格执行，并在国内医院普设合格有效的戒烟门诊，为有意戒烟者提供出路。

八、两岸关系

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僵化难题。台湾由民进党执政，要以“台独”意向为号召，骗取台湾人民的选票，其做法难以改善两岸关系，便形成一个口头声张，而缺乏实践的蒙混和拖拉局面。台湾当局只要维持中华民国国名，大陆就不能推进武统，造成难以收场、贻祸无穷的局面。而大陆最佳的做法就是不断改善体制，实质为民服务，赢得国际赞扬。让两岸同胞身受其惠，目睹其实，而乐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这将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非文攻武斗，荣获战果。

 

有后望焉

中国自新图强，和平崛起，不怕国外心存怀疑，有所忌惮。中国唯以事实说明，实效回应，调整体制，依法治国，造福人民，最后建设中国成为一个雄立亚洲、光芒四射的自由民主的富强国家。而中美两国友好相处、互惠合作的前景也自然有利，广阔辉煌。正所谓：“民主建设是目标，中美友善双边好。任重道远千秋业，众志成城万世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