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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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佳木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蔓延，特别在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大规模的爆发。它造成全球近十万人感染，三千多人死亡，并且瘟疫的势头仍未缓解。这场人类的灾难成为世界媒体报道和评论的焦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互联网上矛盾的信息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假。本文在此对中国疫情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包括举国体制、病毒来源的争议、疫情责任的推脱和舆论宣传与管控。

 

举国体制

据报道，近几日世界数国每日新增病例已超过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标题为“一些国家对病毒的反应迟钝”的文章，指责他国抗疫不力。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宣传中国在抗疫中的举国体制，以证明党和领导人抗疫的正确和社会制度的优越。举国体制是指在政府指挥下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本次疫情中其表现如下：疫情初期全国多省市的封城、封路和封闭生活小区，围追堵截来自疫区中心的武汉和湖北人；调集全国四万多医务人员和大量物资支援武汉与湖北重灾区；短期内新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和十余家方舟医院；召开中央、省、市和县17万党政军领导人全国视频会议，部署抗疫救灾、坚持维稳、加强舆论导向和分级分区复工等措施。

这种举国体制抗疫受到政府夸耀和一些民众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在民主国家绝不可能办到。然而这种模式也引起争议。首先它引起人道危机，特别是对疫区民众。如大力推行封锁，对违反规定者实施游街示众、强迫隔离等极端手段。与其相反，拥有240万人的韩国大邱市现已确诊4000多病例，但并未采用中国的封城模式。他们保持人口流动，城市运转下积极监测的措施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较少。其次，不能否认举国体制的封城对疫情蔓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这不能掩盖政府开始决策的失误，其后果是丧失了控制瘟疫爆发的黄金时期，以致中国病例确诊数和死亡数迅速攀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让瘟疫在世界广泛流行。其三，尽管中国大部分地区疫情趋向缓解，但大规模复工仍有瘟疫再次爆发的可能。这种举国上下强令复工的决策是否利国利民尚不知晓。

 

病毒来源的争议

据信造成本次全球瘟疫的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但它从何处而来以及传给人类的途径尚不明确。各种不同的信息使它扑朔迷离。开始认为病毒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有关，随后又因最初病人无接触史予以否定。中国学者肖波涛在国际网站Research Gate 发文，高度怀疑武汉疾控中心或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有病毒泄露的可能，但随后该文被撤除。最近中国抗疫权威钟南山院士声称不排除病毒来自国外，而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则否认这种说法。模糊不清的零号病人和各种阴谋论广为流传。为何病毒来源众说风云呢？其原因如下：

1、由于信息不公开和不透明，信息敏感媒体不能介入或不敢报道，以致流言四起。

2、权威科学家在没有给出证据下将病毒来源推向国外，这被认为是代国家传声。

3、也有可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掩盖事实及真相。

4、病毒的神秘和复杂性让它难以揭示。

5、至今为止中国仍未公布病毒来源的调查报告，并拒绝国际专家参与调查。这些都加重了科学界与民众的疑惑。然而，不论是何种原因，为了消灭瘟疫，避免悲剧重演，对病毒来源和传播途径的调查应该继续、公开和透明，给世界一个交待并告慰数千位因肺炎丧命的亡灵。

 

疫情责任的推脱

据报道，参与检疫的一位日本和韩国官员因疫情扩散自责而自杀。相比之下，中国的各级领导及卫建委负责人面对成千上万感染和死亡者的灾难都在推脱责任，甚至还表明指挥正确和处理及时。形成如此状况的原因如下：

1、体制的缺陷。非民选的当权者视权力和地位高于一切。为维护政权稳定，置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于不顾。

2、官员们唯命是从、唯马首是瞻，不敢承担责任。在重大危机面前，缺乏人命关天、为民请命的基本人品。这与官场上多年劣胜优汰有关。

3、领导者缺乏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决心。

4、在制度上缺乏追究问责的机制与司法条律。因此，国家制度的改革、官场的整顿，建全问责机制和法规以及领导责任人引咎辞职等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舆论宣传与管控

加强舆论导向和大力宣传正能量一直是中央在抗疫中的重要举措。其表现为：

1、封杀疫区信息和隐瞒病情，如屏蔽反映疫区民众生活与感受的“方方日记”。

2、拘捕揭露疫情真相的媒体人，如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

3、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下推出《大国战疫》一书，为党和领导人抗疫歌功颂德。

4、从3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推行最严厉的网控。然而这些举动并不受多数民众的欢迎。“方方日记”受到武汉市民的追捧和称赞，因为它反映了灾民的心声。《大国战疫》因恶评如潮被迫下架。新的网控规定引起网民的强烈不满。WHO曾批评中国政府隐瞒医务人员被传染的信息，导致瘟疫爆发难以控制。这种控制网络、禁止民众自由发声的治国政策不但挑战人类普世价值的底线，也让当局失去民心并会引起剧烈的民变。

 

结束语

面对这场带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浩劫的瘟疫，中国的一些独立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发文大声疾呼，体制问题使新冠疫情更加严重，疫情反过来暴露了党国的病态。文章包括许章润教授的“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和许志永律师“劝退书”等。在“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病逝后，多位学者联名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和依法治国。虽然瘟疫仍在肆虐，抗疫并未结束，期望中国人民在战胜瘟疫的同时，也迎来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