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实现之后的思考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几个月前写了一篇题为“我的两次大学梦”的稿子，回忆四十年前那场变革怎样改变了我这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命运。稿子寄出后总觉得还有些重要的话没有说到。几个月来，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我脑子里翻腾，不肯离去。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该说而没有说到的话是自己在实现了大学梦之后常常思考的几个问题，包括我们77-78级大学生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美国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Irving Howe（1920-1993）把“现代主义”定义为“以怀疑主义、不确定性、不可知论和思想意识的相对化取代（中世纪的）宗教式的确定性和道德的绝对化”的思潮（见Classics of Modern Fiction, 1968, 5页）。马克思在他的《自白》中也说他最喜欢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 （见达·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的自白》）。现代大学培养学生除了教授学生一技之长的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事物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后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国家未来的使命。我们77-78级同学更应该担负起以这样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发现问题的历史使命。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今天仅就其中的四个问题与大家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念之间的矛盾问题。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的谈话。邓小平的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与他1960年代提出、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白猫黑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才有了后来的经济特区和中国经济的腾飞。对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穷日子记忆犹新的我们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当然是令人骄傲和鼓舞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与共产党的建国理念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资本论》里写道“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中国共产党才实行了从土改到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从1950年代后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问题是土改和三大改造以前的中国本来就是个一部分人穷、一部人富的社会。如果现在又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部分人穷、一部人富的社会，那么当初何必牺牲那么多先烈、杀掉那么多地主资本家去消灭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呢？“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是与共产党的建国理念背道而驰吗？这不仅是我的疑虑，也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疑虑。今天他们被誉为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创造了“小岗村精神”英雄群体，而1978年末他们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的时候却是立下了生死状的。为什么这些农民为摆脱穷日子搞土地承包要冒坐牢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大包干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中国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的。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反对经济改革，我只是因为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论之间的矛盾对中共是否变质抱有疑虑。至于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包括大量利用政治资源暴富的红二代和大家公认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以及信仰缺失，那是让我对上述矛盾抱有疑虑的另一个原因。2001年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的七一讲话和前不久北京市驱赶“低端人口”的做法则更加深了我的疑虑。作家余华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土改和三大改造）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可见余华和我一样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论之间的矛盾抱有疑虑。
第二个问题是媒体必须姓党的问题。2016年2月习近平对中国媒体提出了必须姓党的要求。要求提出后中国媒体异口同声表示坚决拥护。其实中国的媒体从来都是姓党的，没有发出过任何不同的声音，否则就要遭到整肃。比如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时，《人民日报》先于4月8日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0天后又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再次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然而1978年11月14日该报却刊登了北京市委的决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什么完全相反的结论会出自同一家媒体呢？原因就是它总是姓党，谁在台上按谁的旨意办，没有独立的声音。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不能否定”。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念之间是有矛盾的。然而由于媒体姓党，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结果是矛盾不能解决，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引起严重混乱。比如虽然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就抛弃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2001年以来甚至允许资本家入党，2014年9月《红旗文稿》却刊发了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鼓吹“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虽然中国私有企业从无到有产生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在世界资本市场颇具竞争力的巨头，今年1月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上却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的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按说在经济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如此充满文革式语言和正统中共建国理念的文章会遭到批判或至少引发热烈的讨论，但由于媒体必须姓党，没有人敢对这两篇奇文做出真心的反应，结果它们为“两个不能否定”在理论上做了背书，一方面中共可以继续说自己“不忘初心”，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等公司可以继续发财。英国作家奥维尔于1949年出版了《1984》，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个虚拟但令人恐怖的到处是思想警察、时时监视公民的极权社会。其真理部负责宣传、文教和篡改历史，使历史和一切文献总是符合当前“老大哥”即党领导人的话语。要求媒体必须姓党会不会把中国的媒体变成《1984》里的真理部呢？哈佛大学教授鲁宾（Jay Rubin）在其研究日本帝国新闻检查制度史的著作中指出，“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鲁宾教授的话已经为中国文革的惨痛教训所证实，将来会不会为“媒体必须姓党”的后果所证实呢？
第三个问题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问题。习近平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有过知青的经历，所以我对他抱有极大的期待。他上台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更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个改变世界的宏大构想，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然而他搞的个人崇拜却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文革中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搞得全国都跳“忠字舞”，献忠心，结果把中国带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习近平上台以后，不仅有人大代表佩戴他的像章，出现了《包子铺》、《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等让人联想到文革中的毛主席像章和歌颂红太阳的歌曲，还有各种官员的肉麻的表忠发言。这些发言包括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的“对习主席真正做到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制造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林彪后来企图刺杀毛泽东，结果仓皇出逃、葬身蒙古。谁能保证今日对习近平表忠心的人不是心怀鬼胎呢？曾几何时被双开的孙政才、令计划、房峰辉不都对习近平表过忠心吗？胡耀邦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7月版127-128页）。中国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才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不要再来一个神。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靠法制才能实现，不能靠人治。
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的历史记忆问题。毛泽东这样定位中国革命的源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年十月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引用了毛的这段话，可见十月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前苏联档案的公开，十月革命被许多历史学家定性为暴力政变，列宁也被看作是应对布尔什维克“血腥恐怖”负责的罪犯。进入新世纪后，俄国教科书以中性立场介绍十月革命，在讲到十月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时，同时介绍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模式失败的例子。那些失败的例子之一就是斯大林搞的大清洗。苏联解体后，从1991年起，俄罗斯将每年10月30日定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悼念二十世纪在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遇难者。十月革命百年的去年10月30日，一座名叫“悲伤墙”（Wall of Grief）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俄国总统普京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说：“当时各个阶层、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中国宏大叙事讴歌十月革命的时候闭口不提十月革命在俄国人历史记忆中的变化，更不提俄国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和“悲伤墙”。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革等历次运动与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有太多相似之处。与俄国不同的是中国执政者要人民遗忘那些运动。巴金老人生前关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呼吁被置之不理，文革受难者口述史《一百个人的十年》作者冯骥才以为巴金先生的呼吁“迟早会实现”的愿望落空。以文革开始50周年结束40周年的2016年为例，政府和媒体没有任何活动来纪念这个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的民族劫难。与此同时文革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快速风化流失。近日又传出教育部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作出调整的报道。新版删减了旧版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将其内容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并成一节，题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旧版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防止资本主义，他决定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在新版中变成了“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云云。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小说
《1984》中说过：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有中国学者这样解读奥维尔的话：记忆是权力的产物，因为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然而，记忆又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记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是非，避免以前的错误。因此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也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作用（见郭于华，“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历史学家罗新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77-78级同学的回忆、观察和质疑就是我们的应有的期望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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