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上海最差的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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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愉

到YMCA去锻炼，遇到亚当。他在衣柜里拿出一本大开本的杂志，翻开一页，递给我，说：“你可能感兴趣。”我接过来一看，文章标题叫“世界上最差的工作”，副标题是：上海市长管理着充斥冒险、骚乱和敏感的消防员的城市，还配了一幅占了整整一页的照片。照片上就是1947年上海市长吴国桢。照片上的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拿着一个烟斗，桌子上满是文件跟卷宗，背后是一个放满了精装本书籍的书架。照片下还有一个说明，说这间办公室是一个英国商人留下的，里面的家具都依旧，吴国桢甚至没有来得及买张椅子，将就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坐凳上。我对历史人物一向感兴趣，随着年岁增长，对他们更是兴趣日浓。最近刚刚听了一本书，是讲杜月笙的一生，杜月笙的舞台就是上海滩。而这篇文章则是关于旧上海的，两者即使没有交集，却同时生活在那座城市。一个是大流氓，一个是行政主官，以各自的表演和风采注脚与反射着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救出来的上海风貌，一定很有意思。我对亚当笑道，我当然感兴趣，拿回去读完就还你。他赶紧道：“不用还，你留着吧。我在城里旧书店看到了这本《生活》，专门给你买的。”我在YMCA交的几个朋友真好，老是给我惊喜，给我淘了好些关于中国的旧书报杂志，而且都是些颇有刺激颇为离奇的。

这位市长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也是南开中学出来的，只比周恩来晚一年入学，周恩来比他大五岁。在南开的时候，周恩来组织了一个文艺社团，也把吴国桢揽进来。周恩来是个老戏骨，而且专司女角。而吴国桢不会演戏，周恩来却一定要他友情出演，于是吴国桢就勉强扮演一些不用台词的听差路人甲一类的角色。周恩来跟吴国桢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铁三角，差点学了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天津的时候，周恩来常常到小吴同学在北京的家中蹭饭；反过来，小吴却只得到过一次邀请，到周恩来在天津的家中做客。此中缘由，可以理解。周恩来父母双亡，只是寄居在伯父家，所以也不方便请客。

后来，周恩来到了欧洲，接受了共产主义；而吴国桢到了美国，接受了民主自由。吴国桢从普林斯顿拿到政治学博士，于1926年回国报效。他写信给湖北军阀，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湖北烟草专卖局局长。很快，税款剧增，吴国桢声名鹊起。五年后，他当上湖北财政局长，并在任上得到蒋介石欣赏，平步青云，一路高歌，先是当蒋的私人秘书，不久，被委任为汉口市长。时年，吴国桢才28岁。而周恩来却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两人在这里相认重逢。之所以说相认，是因为刚刚回国时，吴国桢在上海的电车上曾经见过周恩来。那次，吴国桢看到一个除了络腮胡、声音走路相貌都跟周恩来极度相似的人，走上前去相认，那人却说吴国桢认错了人。那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活动期间，周恩来不相认，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武汉时，正处国共合作初期，吴国桢和周恩来有过好多次送往迎来，彼此关系倒是融洽。不过，吴国桢对周恩来已经提防，还叮嘱其大哥远离周恩来。武汉陷落前夜，周恩来几次关照吴国桢跟他一起离开武汉，但吴国桢却婉拒了。他觉得那是统战。之后，周恩来在重庆、南京都跟吴国桢相见过，但没有深度交往。吴国桢后来还当过重庆市长、外交部次长和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任官职是上海市长。据说，国民党败局已定、准备退守台湾、以图东山再起的前夕，周恩来还曾经托人来争取过吴国桢，当然吴国桢又拒绝了。

吴国桢后来到了台湾。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支持，让吴国桢做台湾省长。而吴国桢在此期间，主持了多项改革，为风雨飘摇的台湾幸存下来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吴国桢痛恨蒋家父子的特务政治，愤而辞职，并留下一个儿子做人质，带领全家远赴美国，从此不再回台。六十年代，他到了美丽的佐治亚滨海城市塞湾纳（Savannah），在阿姆斯特朗州立大学（Armstrong State University）任教，直到退休。1984年，吴国桢已经接受了邓颖超邀请，计划于当年国庆期间回大陆访问，不料六月中就溘然长逝。

前面说了这样多关于吴国桢的身世，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篇访谈录。文章虽然是访谈录，却没有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而是作者以第三者的口吻写成的。

抗战结束，中国国民政府收回了上海，包括各国租界，同时也包括噪音、罪恶等等。人口暴增，以一年50万的速度迅速充斥这个无序的城市，街上人力车、脚踏车、高级轿车、吉普、还有大货车把交通搞得混乱不堪。上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肮脏更嘈杂。时年，吴国桢43岁，在上海市市长任上忙了一年，人们都觉得没有人比他更称职，外国人更是对他钦佩不已。不过，吴国桢自己却认为，他这份工作是世界上最糟糕透顶的。

的确，他手里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首先，他要面对10万人的鸦片烟鬼大军。在旧上海，抽鸦片一直风行，黄金荣杜月笙都是靠经营鸦片而发迹的。吴国桢号召吸食者们自愿戒除烟瘾，但只有6000人报名。在这些烟鬼那里，没有什么比抽大烟更重要，不吃不喝可以，卖孩子也可以，只要可以满足烟瘾。

其次，他要面对严峻的劳工问题。1946年，87,000名工人威胁，如果领不到年终奖就要罢工。工人们要求的年终奖不是区区小数，而是5个月的工资。后来，市长召开了个茶话会，通过跟工会领袖们艰苦谈判，工会总算接受了额外40天的工资当年终奖。这场危机才涉险过关。

市政负责的电车司机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司机但凡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消极对抗，只开车全城跑，就是不收费。乘客也巴不得这种方式的罢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免费乘车了。

让吴市长头痛的另一个难题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514个消防员宣称要集体辞职。原来，有人指控他们因为没有得到200块金条的小费，就自顾自吃西瓜、嗑瓜子和喝酒，有意拖拖拉拉，让大火整整烧了13个小时，8间屋子被夷为平地。这些消防员对市长抱怨道，不管他们是否出勤救火，这些人都会指控他们偷盗或者受贿，因此，他们只好辞职。

劳工问题的根源是飞快的通货膨胀，无法预测明天的价格会升高多少。于是，各行各业都要求预付款项，不然，未来收来的就是一堆废纸。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荒唐地步。

还有墓地，也是一大难题。很多人25年前就买了墓地，囤积起来，待价而沽。另一边是10万具尸体没有葬身之地。中国人死了之后，都希望葬到先祖长眠的地方，可是，由于战争，好多死人就被安置在棺材里，不能回乡。吴市长出台了一个政策，棺材不能停放在平地之上超过一个月，但现在，交通费昂贵，平常人家也不能把尸体送回家乡。

学生隔三差五就上街游行示威，也让吴市长焦头烂额。这起游行示威是反政府的，下一起又针锋相对。有天深夜，吴市长在床上被电话铃声吵醒，原来是上海交大的2800个学生到火车站偷了小火车，准备星夜赶往南京抗议政府。学生终究没有走成，因为火车站管理当局在铁路上做了手脚。吴市长随便吃了点巧克力和可口可乐，赶到交大门口苦口婆心劝说。劝说了24个小时，学生们就是不听，威胁道，如果他再继续封堵大门，就要开车从他身上碾过。这些学生的后面有共产党的影子。吴市长深知这点，但又无计可施。他说：“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他们都对着干。”他叹道：“要是我好战，我早就命令开枪了；要是我是共产党，我早就解散他们了。但我是民主信徒，我的手脚是被束缚起来的。”这么说，也不是说吴市长就从来没有借助过暴力。有几次，在宣布宵禁之后，他就把荷枪实弹的警察送到街头，并发出命令：“有破坏秩序者，格杀勿论！”

因为北方的战事，上海面临粮食和燃料短缺，导致物价飞涨。吴市长躬身勤政，日理万机。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半到办公室。桌子上放了7部电话机，铃声此起彼伏。吴市长像个驯兽师一样，在这些电话线牵连着的机子间捡起某部机子，应对一个个危机。吴市长就这样惨淡经营着这个有着400万人口的城市，不要中央政府补贴，通过征收市区建设税等等方式，实现了收支平衡，堪称史无前例。

采访录还回顾了吴国桢的童年青年，少不得提起周恩来。还花了整整一节提到了吴国桢的浪漫史。在当年的汉口，有两个倾城名媛姐妹。吴国桢认识了17岁的姐姐，并于四年之后，抱得美人归。

吴国桢是一个笃信美国政治和政府理念、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试图实践其理念并屡屡受挫的政治家。一个深知吴国桢的西方人认为他是一个“经典的受难者”。在文章的末尾，吴国桢回忆过去十年，觉得那些岁月就如夜鸟的一次振翼一样短促，荣光过去存在过，并且可能会再现。为了未来的光明，具有吴市长一样的志向和能量的人们正在接受时代的真正挑战。不想这个挑战来得如此迅猛，仅仅两年后，吴国桢跟国民政府就被上海抛弃，退守孤岛台湾。之后不久，他再退到美国，并在这里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