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生 的 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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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生（左一）和陈妈妈到车站送我先生出国，前排为进生儿子和我女儿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唉——。”

正月十五日晚，先生一声重重的叹息和紧接着的翻身把熟睡中的我弄醒了。黑暗中扭头一看床头的钟，半夜一点半。从年前起先生就这样整天唉声叹气，两个多星期了。说起来我先生来美三十年，先是读博，再在大学求职，当了教授又面临终身教授评审，其间还帮助来美国陪读的我学英文、找工作、一起带孩子，遇到过不少沟沟坎坎，可像这样好多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还是头一回。想到这里睡意正浓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开始为先生担心起来。我知道，他这又是在为陈妈妈的事烦心了。

先生中学时有个同学叫进生，陈妈妈就是进生的母亲。对一般人来说中学同学的母亲也许是位少年时代见过几次面的长辈，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吧。可是先生几十年来一天都不曾忘记陈妈妈，因为陈妈妈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我和先生是在大学期间恋爱，毕业后结婚的。我的婚姻与闺蜜们的婚姻有一点大不一样。闺蜜们婚后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与婆婆有些矛盾。有的闺蜜嫌婆婆没有文化而白眼相看，有文化的婆婆呢闺蜜们又因下一代的育儿理念与之不同暗中斗气，还有的闺蜜抱怨婆婆天天看电视剧影响学龄前孩子的教育甚至引起邻居们的议论。在这点上我的婚姻风平浪静，压根儿没有婆媳关系问题——因为我婆婆在我认识先生前已经去世了。

我先生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因为怕杀头先生的父母从河南农村老家逃到武汉，并隐姓埋名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解放三年后我先生在武汉出生。先生六岁时，他父亲作为逃亡地主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十四岁时，文革爆发，他母亲也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送回老家的父母不仅失去国营工厂职工应得的医疗、退休金等福利待遇，而且整天被罚干重活，常常被批斗，加上农村缺医少药，文革中先后去世。因此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是他们家巨大悲剧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我这个媳妇应该庆幸的好运。

少年时代失去父母的依靠意味着我先生不得不自食其力。我自己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很难想象从小自食其力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一个背着剥削阶级出身黑锅的少年的自食其力更加让我难以想象。

“那些年你是怎么养活自己的呢？”和先生最初的约会开始我就常常向他提这个问题。一方面我像《奥赛罗》里苔丝狄蒙娜着迷于那个摩尔人的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了解他，看看自己和面前的这个青年到底有没有缘分结成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听到我的问题，先生往往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然后突然冒出一句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一分钱一趟”。有时候，长长的沉默后，他又突然冒出来一句——“一次三块砖”，或者“一比三比零点五”，或者“老钟”、“老唐”之类不知所云的东西。

经过多次的问答，我渐渐地从先生的只言片语中对他那些年的生存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原来少年时的先生在母亲离开后为了混口饭吃曾经天天从汉水桥引桥下把满载货物的人力车推到桥面换来一分钱一趟的报酬， 后来又在位于汉口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年多的泥瓦匠小工。泥瓦匠小工的工作就是为师傅打下手，有时要搬50公斤一袋的水泥，或用独轮车运送石灰、沙、碎石和水泥，有时要从汽车上卸砖头，有时要用锹将一定比例的沙、石灰和着水在铁板上翻来覆去地拌成砌墙用的灰浆，而墙砌到二楼时小工要把码在地上的砖头抛给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这时候少年双手紧握砖块的一头，低头弯腰让砖头穿过胯下，然后调动胳膊、腰部、背部的肌肉，利用惯性猛地向上朝蹲在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抛去。师傅接过抛上来的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积在脚手架上。脚手架上的砖堆积到一定数量后，师傅开始砌墙，小工又不断地拉动脚手架上滑轮的链子，把一桶桶和好的灰浆送到师傅身边。听着先生的故事，我脑海里不禁一会儿涌现出列宾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拉纤的场景，一会儿涌现出麦隆铜雕《掷铁饼者》的姿态。就这样，我总算粗略地懂得了先生的“一分钱一趟”，“一次三块砖”和“一比三比零点五”的意思。至于“老钟”、“老唐”这些话，我至今仍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先生自食其力的这段时间，他和进生的关系迅速从一般同学发展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无学可上的全国青少年都面临如何打发一天天时间的问题。红卫兵“大串联”结束后，北京青年遇罗克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痛斥把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打入另册的臭名昭著的血统论，长沙学生杨小凯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他的忧国之情，武汉也有学生关心造反派组织“工总”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武斗，不过多数学生要么热衷于养金鱼、斗蛐蛐，要么开始学笛子、二胡之类平民买得起的乐器，还有的打架斗殴。很多女同学在这段时间学会了烧菜做饭，而很多男同学则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必须每天打工，我先生没有参加同学的活动。他的缺席引起了以前经常一起玩耍的同学们的注意，于是家住附近的进生和他母亲得知了先生家的变故和先生的处境。陈妈妈让进生和先生一起去汉水桥推人力车，不是为了赚那几分几毛钱，而是怕儿子无所事事学坏了。于是，他们两人开始早出晚归去推车，每天挣个两毛、三毛的。那时候武汉的早点发糕三分钱一块，油条五分钱一根，面窝五分钱一个，热干面一毛钱一碗，萝卜、白菜三分钱一斤，豆腐两分钱一块，推车挣的钱居然可以让先生勉强糊口了。后来先生有机会在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泥瓦匠小工，不久他把进生也介绍和他一起做小工。两个15、6岁的少年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知识，却过早地开始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闯荡。我不知道当时这两个少年每天在一起想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画家、作家兼诗人木心在那个年纪因为和茅盾的亲戚关系读遍了大作家的藏书；比先生小两岁的历史学家高华文革期间偶然在南京九中的仓库里发现大批中外人文古典，开始了他“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先生和进生没有那么幸运，他曾告诉我他们那时一起读的就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红岩》等小说，另外他们学会了识简谱，还学着拉起了二胡。

两人一起打工期间，陈妈妈常常把先生叫到他们家吃饭。陈妈妈是宜昌人，结婚后和在长江航运局工作的陈伯伯在武汉安家。她做的菜结合川菜的特点，非常可口，尤其是她自制的泡萝卜、泡包菜，每一块都让人食欲大增。先生第一次在进生家吃饭时，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么美味的家常菜。父母是北方穷乡僻壤乡下人的先生从小以面食为主，突然吃到陈妈妈做的川菜风格的饭菜，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幸福。我想他的幸福感大半来自他在陈妈妈家里找到了儿时的家和母爱的感觉。先生从那以后一直到和我结婚，每年都是在陈妈妈家吃的年饭。先生最近一次吃陈妈妈做的饭是2014年夏天他回国探亲的时候。那年我不能一同回国，先生从武汉给我的邮件中写道“陈妈妈的饭我从十几岁吃到六十几岁”，他对陈妈妈的感恩之心可见一斑。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城里各单位停止雇佣中学生，先生和进生的打工生活戛然而止。因为打工期间结成的友谊，先生和进生自然而然地结伴下放农村。1969年元月9日，先生、进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华河公社华家湾。那时有相当一部分“老三届“中学生不愿意下放，可是先生说那时的他是高高兴兴地去了农村的。原因很简单，两年多以前他曾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现在不问出身大家都可以平等地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放农村。头一次受到的平等待遇使他感到未曾体验过的开心。然而，一年半以后，先生因家庭出身再次遭到不平等待遇。那时城里各单位陆续到农村来招工，把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招回城里，偏偏不招我先生。在那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月里，各单位不招他的原因当然就是他的家庭出身。他最终被招回武汉当掏粪工，这在那个年代正是理所当然的事。进生因为工人出身，早早地被召回武汉一家保密厂当工人。在先生一人留在华家湾的那段时间里，进生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那些鼓鼓囊囊的信现在还扎成一捆放在家里书房的柜子里。半年后先生被召回城当天，他第一时间从环卫所门卫室拨打53711这个武汉市公用传呼电话通知进生他的回城。在母亲的催促下，进生立刻把先生接到他们家，为受了半年委屈的先生洗尘接风。然而，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在就业上受歧视，在求学的道路上也受歧视。1975年春先生本来已经被环卫所的老工人推荐上大学，在最后的关口却被江汉区卫生局的吴书记以他“政治上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入学资格。先生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屈辱和绝望的时期”。其实，家庭出身对他更大的打击正在等待着他。

结婚前我的闺蜜圈里有一套特殊的话语，把有十次以下恋爱经验的男青年叫做“班长”，有十次以上恋爱经验的叫做“排长”。“老实告诉我，你当过班长没有——还是当过排长？”刚开始约会时我也曾用闺蜜的话语问过先生这个问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开始久久地凝视着空中。然而凝视之后，他并没有像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那样对舒淇扮演的怨妇倾吐他的罗曼史一部始终，而是蹦出

“有过一个”几个字后又陷入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那时候我们已经相处了一段，他也已经带我去见过陈妈妈。后来我有机会和陈妈妈单独见面，才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先生那段罗曼史的不幸结局。原来先生有过一个初恋女友，是和先生一同下放的知青，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同被抽调回城时，先生成了拖粪工，她成了扫大街的清洁工。虽然他们相处了五六年，共渡了不少难关，可是她迫于家人的压力在先生被取消上大学资格后与先生分手了，理由不是别的，还是那个该死的先生的家庭出身。话到此处，陈妈妈喃喃自语地说道：“他是个好伢啊——我看着他长大的。”听到陈妈妈自言自语，一瞬间我不知道她是在惋惜前女友和先生的分手还是在劝我不要犯傻重复那个女孩子的错误，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种情况吧，陈妈妈的话证实了先生既没当过“班长”，也没当过“排长”，充其量不过是个“一帮一”的失败者，这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照说因家庭出身在招工、上大学和恋爱上一再受挫的他性格会比较阴郁，不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也不奇怪。然而只要不提那些往事，先生这个人非常阳光，特别喜欢唱歌、朗诵和讲笑话，常常在家里大声朗读自己搜集的好文章段落，有时也唱样板戏里的段子，连我们在美国出生的儿子都不仅喜欢跟他朗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跟他学会了《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我想，他应该为自己的阳光性格感谢陈妈妈，因为陈妈妈对他的关爱让他这个孤儿的生活里充满了人间的善良与温暖。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陈妈妈是如何关爱我先生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人都很穷。那时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无非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毛衣。先生一辈子穿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当时每天上班的陈妈妈半夜三点起床到汉口中心百货公司排队买毛线，然后一针一针为他织出来的。前面说过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其实那也意味着我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的礼物和压岁钱。然而，陈妈妈对我先生的关爱一直持续到他和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大大地弥补了没有爷爷奶奶的缺憾。比如我女儿四岁生日时陈妈妈买了两件当时还很稀罕的羽绒服，一件给进生的儿子，一件给我女儿。后来先生来美国留学，我带女儿来美国陪读，搬过很多次家，好多旧东西都处理掉了，唯独女儿的那件红羽绒服作为陈妈妈对他一辈子恩情的见证一直被先生珍藏着。1995年夏天我们来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中国人收入还很低，不像如今这样凡有人情世故都去餐馆。去进生家相聚时，陈妈妈陈伯伯都来看我们。那天又是陈妈妈下厨，做了一大桌极丰盛的川菜。说来也巧，那天碰巧是我的生日。席间为当时场景录像的先生问我：

“怎么样，这一大桌菜做你的生日礼物对得起你吧？”听了先生的话，我不仅没有怪他借花献佛，而且真心感到我这个没有婆婆的媳妇比有婆婆的闺蜜们的福气更大。

陈妈妈待我先生这样恩重如山，他是如何报答陈妈妈的呢？也许是从小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我先生在接人待物方面往往差一根筋。比如，他第一次到我家见我父母时居然没有准备任何见面礼，害得我不得不临时随便买了点水果点心，并教他说成是他买的才凑合着让他过了我父母这一关，可想而知他那么多年没有怎么对陈妈妈表示他的感恩戴德。毫无疑问，内心里他对陈妈妈是感激不尽的，可是没有任何表示的感恩和完全不知道感恩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常常不客气地骂他这是臭不懂事。气人的是挨了骂他一声也不吭，大概是承认自己的这个缺点了吧。

说来也怪，来美国后先生的这个缺点突然改了不少。因为托福考了满分先生得到俄亥俄州立大研究生院的fellowship。他来美国后的头一个月就寄了一张支票回国，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陈妈妈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学教师的工资不过每月70多元人民币，那张30美元的支票当时可以换240元人民币，总算表示了一点他对陈妈妈的心意。以后他陆续不定期地寄支票去，一直持续到2010年。那一年他寄了一百美元，进生收到后来信说：“心情领了，以后不要再寄了。这张支票将不兑成人民币，让我母亲留作纪念”。此外每次回国探亲，先生都买些花旗参、深海鱼油之类的保健品送给陈妈妈。

进入新世纪，七十多岁的陈妈妈听力逐渐下降。虽然进生为她配了助听器，可是因为国内的助听器把周围的噪音也扩大了，陈妈妈不爱用，家里人因此必须大声说话她才能听见，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先生听说了，一直想为陈妈妈配一副高质量的美国助听器。这次轮到我说不了，因为在美国配助听器陈妈妈本人必须来美接受医生诊断后才能量身订制，而他自己询问的结果是老人不愿坐飞机来美国看医生，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先生嘴里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总觉得是我舍不得那4〜5千美元，直到现在不肯原谅我。

2007年陈伯伯以86岁高龄去世以后，陈妈妈的照顾问题渐渐成为他们家的一个难题。进生家共四姊妹，他是老大，有下岗的弱势群体弟妹。以前四姊妹孩子小的时候，各家都得到了老母亲免费带孩子做饭的好处。后来，下岗的弱势群体家里要打工挣钱，非弱势群体的家里嫌老人在家自己不能像同事那样外出旅游。与此同时，陈妈妈年事越来越高，有时健康不免出现状况，不仅不能为各家帮忙，往往成为负担，加之老人在各子女家里的时间长短不一，引起媳妇女婿的不满，几个姊妹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前几年开始，有传说他们考虑将陈妈妈送老人院。听到这个消息，先生心里很不好受。他给进生发邮件时说了“再过十几年，咱们自己就会处于现在陈妈妈的境地”、“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的话。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也许有自己父母悲惨的晚年和他没有对自己父母尽孝的愧疚，可这些话传到进生姊妹那里，听起来就有批评他们的意思。我提醒先生说：“他们姊妹中任何一人呛你一句——‘你是谁呀，陈家的事要你来管？’——你怎么应对啊？”先生听了我的话哑口无言。于是他就开始郁闷起来。

让先生更加郁闷的是从去年开始失去了与进生的联系。说起来自从先来来美，一直得到在国内当文科教授的进生的支持，比如寄国内的论文资料等，也曾数度承他邀请回国内讲学。作为知根知底的挚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考上77级大学生以前先生每周都去进生家见面。晚上告别后往往是进生先送先生回家，送到家后话犹未尽，先生又把进生送回来再一人回家。先生来美后两个好友也从未间断过意见的交换，从苏联和东欧的变天，1989年的“六四”，1998年的洪灾，美国的911，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2年开始的“知青治国”。很多年里，我先生每周六晚（国内周日早）一定用电话卡给进生打一次电话，一谈就是1〜2个小时。因为手机的普及，我们家于2012年取消了地线电话，不能用电话卡了，于是，他们的联系就少了很多。后来微信出来了，人们不论相隔天涯海角，通话视频易如反掌。先生和进生虽然开通了微信，也交换过几次照片和信息。可是进生从未主动联系过先生。从去年夏天以后，即使先生转发资料，或询问陈妈妈的近况，进生那里也没有反应。“都是你插嘴惹的祸”，我对先生说。先生铁青着脸，又开始动不动就凝视着空中不说话。

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后来一次晚饭时先生主动和我谈起此事，说他认为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另有原因。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他和国内几位朋友间发生的不愉快。近年来，先生一边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感到鼓舞和骄傲，同时也对不少事情感到困惑和担忧，很希望与国内的朋友交流。不料交流过程中先生与几位朋友产生了矛盾。比如2012年《纽约时报》爆料温家宝家族利用他的职位谋取暴利时，中国政府驱逐了爆料的记者。对中国政府为何不公开温总理的财产以正视听，而是驱逐爆料记者的做法先生不理解。他和国内一位小学同学谈论此事，不料那位同学认为我先生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利用，让他说话当心。前年元月川普上台伊始，先生在《川普与美国媒体的对决》的时评中联系习近平“中国媒体必须姓党”的要求，引用美国教授Jay Rubin 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一位大学同学说我先生这是“妄议”总书记。先生当时就对我表示他对这些同学的意外和失望。三年前，那位官至省厅级的小学同学在王岐山“杀回马枪”时跳楼自杀。那是我先生朋友圈中的第一个贪官。这个惊人消息传来，先生对国内的事物感到更加困惑和担忧。

“我去国太久了”——他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先生的意思是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是因为进生与他观点不同，可是又碍于挚友的面子不便直说，于是采取了回避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如果先生的猜测是对的，进生的回避不仅无助于消除两位挚友间的误解，而且断绝了一切关于陈妈妈的消息等于是要了我先生的命。

“唉——。”身边的先生又叹气了，翻了个身。我一看床头的钟，已经清晨五点半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决裂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据说连周总理都没能让他们和解。我先生和进生虽然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样的名气，可是珍视友情之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和毛泽东、林彪、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功过自有历史公断，不应该成为两个几十年挚友绝交的原因。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心中涌动起一种使命感：我决心用我的力量解开先生和进生之间的结，为我先生和进生这两个挚友，也为陈妈妈。我希望晚年的陈妈妈看到小时候在汉水桥推人力车的两个伙伴今天依然是好友，而且都有机会为她老人家尽他们应尽的孝心。

“唉——。”

正月十五日晚，先生一声重重的叹息和紧接着的翻身把熟睡中的我弄醒了。黑暗中扭头一看床头的钟，半夜一点半。从年前起先生就这样整天唉声叹气，两个多星期了。说起来我先生来美三十年，先是读博，再在大学求职，当了教授又面临终身教授评审，其间还帮助来美国陪读的我学英文、找工作、一起带孩子，遇到过不少沟沟坎坎，可像这样好多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还是头一回。想到这里睡意正浓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开始为先生担心起来。我知道，他这又是在为陈妈妈的事烦心了。

先生中学时有个同学叫进生，陈妈妈就是进生的母亲。对一般人来说中学同学的母亲也许是位少年时代见过几次面的长辈，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吧。可是先生几十年来一天都不曾忘记陈妈妈，因为陈妈妈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我和先生是在大学期间恋爱，毕业后结婚的。我的婚姻与闺蜜们的婚姻有一点大不一样。闺蜜们婚后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与婆婆有些矛盾。有的闺蜜嫌婆婆没有文化而白眼相看，有文化的婆婆呢闺蜜们又因下一代的育儿理念与之不同暗中斗气，还有的闺蜜抱怨婆婆天天看电视剧影响学龄前孩子的教育甚至引起邻居们的议论。在这点上我的婚姻风平浪静，压根儿没有婆媳关系问题——因为我婆婆在我认识先生前已经去世了。

我先生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因为怕杀头先生的父母从河南农村老家逃到武汉，并隐姓埋名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解放三年后我先生在武汉出生。先生六岁时，他父亲作为逃亡地主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十四岁时，文革爆发，他母亲也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送回老家的父母不仅失去国营工厂职工应得的医疗、退休金等福利待遇，而且整天被罚干重活，常常被批斗，加上农村缺医少药，文革中先后去世。因此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是他们家巨大悲剧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我这个媳妇应该庆幸的好运。

少年时代失去父母的依靠意味着我先生不得不自食其力。我自己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很难想象从小自食其力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一个背着剥削阶级出身黑锅的少年的自食其力更加让我难以想象。

“那些年你是怎么养活自己的呢？”和先生最初的约会开始我就常常向他提这个问题。一方面我像《奥赛罗》里苔丝狄蒙娜着迷于那个摩尔人的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了解他，看看自己和面前的这个青年到底有没有缘分结成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听到我的问题，先生往往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然后突然冒出一句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一分钱一趟”。有时候，长长的沉默后，他又突然冒出来一句——“一次三块砖”，或者“一比三比零点五”，或者“老钟”、“老唐”之类不知所云的东西。

经过多次的问答，我渐渐地从先生的只言片语中对他那些年的生存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原来少年时的先生在母亲离开后为了混口饭吃曾经天天从汉水桥引桥下把满载货物的人力车推到桥面换来一分钱一趟的报酬， 后来又在位于汉口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年多的泥瓦匠小工。泥瓦匠小工的工作就是为师傅打下手，有时要搬50公斤一袋的水泥，或用独轮车运送石灰、沙、碎石和水泥，有时要从汽车上卸砖头，有时要用锹将一定比例的沙、石灰和着水在铁板上翻来覆去地拌成砌墙用的灰浆，而墙砌到二楼时小工要把码在地上的砖头抛给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这时候少年双手紧握砖块的一头，低头弯腰让砖头穿过胯下，然后调动胳膊、腰部、背部的肌肉，利用惯性猛地向上朝蹲在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抛去。师傅接过抛上来的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积在脚手架上。脚手架上的砖堆积到一定数量后，师傅开始砌墙，小工又不断地拉动脚手架上滑轮的链子，把一桶桶和好的灰浆送到师傅身边。听着先生的故事，我脑海里不禁一会儿涌现出列宾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拉纤的场景，一会儿涌现出麦隆铜雕《掷铁饼者》的姿态。就这样，我总算粗略地懂得了先生的“一分钱一趟”，“一次三块砖”和“一比三比零点五”的意思。至于“老钟”、“老唐”这些话，我至今仍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先生自食其力的这段时间，他和进生的关系迅速从一般同学发展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无学可上的全国青少年都面临如何打发一天天时间的问题。红卫兵“大串联”结束后，北京青年遇罗克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痛斥把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打入另册的臭名昭著的血统论，长沙学生杨小凯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他的忧国之情，武汉也有学生关心造反派组织“工总”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武斗，不过多数学生要么热衷于养金鱼、斗蛐蛐，要么开始学笛子、二胡之类平民买得起的乐器，还有的打架斗殴。很多女同学在这段时间学会了烧菜做饭，而很多男同学则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必须每天打工，我先生没有参加同学的活动。他的缺席引起了以前经常一起玩耍的同学们的注意，于是家住附近的进生和他母亲得知了先生家的变故和先生的处境。陈妈妈让进生和先生一起去汉水桥推人力车，不是为了赚那几分几毛钱，而是怕儿子无所事事学坏了。于是，他们两人开始早出晚归去推车，每天挣个两毛、三毛的。那时候武汉的早点发糕三分钱一块，油条五分钱一根，面窝五分钱一个，热干面一毛钱一碗，萝卜、白菜三分钱一斤，豆腐两分钱一块，推车挣的钱居然可以让先生勉强糊口了。后来先生有机会在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泥瓦匠小工，不久他把进生也介绍和他一起做小工。两个15、6岁的少年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知识，却过早地开始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闯荡。我不知道当时这两个少年每天在一起想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画家、作家兼诗人木心在那个年纪因为和茅盾的亲戚关系读遍了大作家的藏书；比先生小两岁的历史学家高华文革期间偶然在南京九中的仓库里发现大批中外人文古典，开始了他“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先生和进生没有那么幸运，他曾告诉我他们那时一起读的就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红岩》等小说，另外他们学会了识简谱，还学着拉起了二胡。

两人一起打工期间，陈妈妈常常把先生叫到他们家吃饭。陈妈妈是宜昌人，结婚后和在长江航运局工作的陈伯伯在武汉安家。她做的菜结合川菜的特点，非常可口，尤其是她自制的泡萝卜、泡包菜，每一块都让人食欲大增。先生第一次在进生家吃饭时，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么美味的家常菜。父母是北方穷乡僻壤乡下人的先生从小以面食为主，突然吃到陈妈妈做的川菜风格的饭菜，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幸福。我想他的幸福感大半来自他在陈妈妈家里找到了儿时的家和母爱的感觉。先生从那以后一直到和我结婚，每年都是在陈妈妈家吃的年饭。先生最近一次吃陈妈妈做的饭是2014年夏天他回国探亲的时候。那年我不能一同回国，先生从武汉给我的邮件中写道“陈妈妈的饭我从十几岁吃到六十几岁”，他对陈妈妈的感恩之心可见一斑。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城里各单位停止雇佣中学生，先生和进生的打工生活戛然而止。因为打工期间结成的友谊，先生和进生自然而然地结伴下放农村。1969年元月9日，先生、进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华河公社华家湾。那时有相当一部分“老三届“中学生不愿意下放，可是先生说那时的他是高高兴兴地去了农村的。原因很简单，两年多以前他曾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现在不问出身大家都可以平等地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放农村。头一次受到的平等待遇使他感到未曾体验过的开心。然而，一年半以后，先生因家庭出身再次遭到不平等待遇。那时城里各单位陆续到农村来招工，把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招回城里，偏偏不招我先生。在那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月里，各单位不招他的原因当然就是他的家庭出身。他最终被招回武汉当掏粪工，这在那个年代正是理所当然的事。进生因为工人出身，早早地被召回武汉一家保密厂当工人。在先生一人留在华家湾的那段时间里，进生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那些鼓鼓囊囊的信现在还扎成一捆放在家里书房的柜子里。半年后先生被召回城当天，他第一时间从环卫所门卫室拨打53711这个武汉市公用传呼电话通知进生他的回城。在母亲的催促下，进生立刻把先生接到他们家，为受了半年委屈的先生洗尘接风。然而，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在就业上受歧视，在求学的道路上也受歧视。1975年春先生本来已经被环卫所的老工人推荐上大学，在最后的关口却被江汉区卫生局的吴书记以他“政治上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入学资格。先生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屈辱和绝望的时期”。其实，家庭出身对他更大的打击正在等待着他。

结婚前我的闺蜜圈里有一套特殊的话语，把有十次以下恋爱经验的男青年叫做“班长”，有十次以上恋爱经验的叫做“排长”。“老实告诉我，你当过班长没有——还是当过排长？”刚开始约会时我也曾用闺蜜的话语问过先生这个问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开始久久地凝视着空中。然而凝视之后，他并没有像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那样对舒淇扮演的怨妇倾吐他的罗曼史一部始终，而是蹦出

“有过一个”几个字后又陷入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那时候我们已经相处了一段，他也已经带我去见过陈妈妈。后来我有机会和陈妈妈单独见面，才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先生那段罗曼史的不幸结局。原来先生有过一个初恋女友，是和先生一同下放的知青，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同被抽调回城时，先生成了拖粪工，她成了扫大街的清洁工。虽然他们相处了五六年，共渡了不少难关，可是她迫于家人的压力在先生被取消上大学资格后与先生分手了，理由不是别的，还是那个该死的先生的家庭出身。话到此处，陈妈妈喃喃自语地说道：“他是个好伢啊——我看着他长大的。”听到陈妈妈自言自语，一瞬间我不知道她是在惋惜前女友和先生的分手还是在劝我不要犯傻重复那个女孩子的错误，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种情况吧，陈妈妈的话证实了先生既没当过“班长”，也没当过“排长”，充其量不过是个“一帮一”的失败者，这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照说因家庭出身在招工、上大学和恋爱上一再受挫的他性格会比较阴郁，不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也不奇怪。然而只要不提那些往事，先生这个人非常阳光，特别喜欢唱歌、朗诵和讲笑话，常常在家里大声朗读自己搜集的好文章段落，有时也唱样板戏里的段子，连我们在美国出生的儿子都不仅喜欢跟他朗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跟他学会了《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我想，他应该为自己的阳光性格感谢陈妈妈，因为陈妈妈对他的关爱让他这个孤儿的生活里充满了人间的善良与温暖。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陈妈妈是如何关爱我先生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人都很穷。那时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无非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毛衣。先生一辈子穿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当时每天上班的陈妈妈半夜三点起床到汉口中心百货公司排队买毛线，然后一针一针为他织出来的。前面说过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其实那也意味着我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的礼物和压岁钱。然而，陈妈妈对我先生的关爱一直持续到他和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大大地弥补了没有爷爷奶奶的缺憾。比如我女儿四岁生日时陈妈妈买了两件当时还很稀罕的羽绒服，一件给进生的儿子，一件给我女儿。后来先生来美国留学，我带女儿来美国陪读，搬过很多次家，好多旧东西都处理掉了，唯独女儿的那件红羽绒服作为陈妈妈对他一辈子恩情的见证一直被先生珍藏着。1995年夏天我们来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中国人收入还很低，不像如今这样凡有人情世故都去餐馆。去进生家相聚时，陈妈妈陈伯伯都来看我们。那天又是陈妈妈下厨，做了一大桌极丰盛的川菜。说来也巧，那天碰巧是我的生日。席间为当时场景录像的先生问我：

“怎么样，这一大桌菜做你的生日礼物对得起你吧？”听了先生的话，我不仅没有怪他借花献佛，而且真心感到我这个没有婆婆的媳妇比有婆婆的闺蜜们的福气更大。

陈妈妈待我先生这样恩重如山，他是如何报答陈妈妈的呢？也许是从小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我先生在接人待物方面往往差一根筋。比如，他第一次到我家见我父母时居然没有准备任何见面礼，害得我不得不临时随便买了点水果点心，并教他说成是他买的才凑合着让他过了我父母这一关，可想而知他那么多年没有怎么对陈妈妈表示他的感恩戴德。毫无疑问，内心里他对陈妈妈是感激不尽的，可是没有任何表示的感恩和完全不知道感恩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常常不客气地骂他这是臭不懂事。气人的是挨了骂他一声也不吭，大概是承认自己的这个缺点了吧。

说来也怪，来美国后先生的这个缺点突然改了不少。因为托福考了满分先生得到俄亥俄州立大研究生院的fellowship。他来美国后的头一个月就寄了一张支票回国，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陈妈妈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学教师的工资不过每月70多元人民币，那张30美元的支票当时可以换240元人民币，总算表示了一点他对陈妈妈的心意。以后他陆续不定期地寄支票去，一直持续到2010年。那一年他寄了一百美元，进生收到后来信说：“心情领了，以后不要再寄了。这张支票将不兑成人民币，让我母亲留作纪念”。此外每次回国探亲，先生都买些花旗参、深海鱼油之类的保健品送给陈妈妈。

进入新世纪，七十多岁的陈妈妈听力逐渐下降。虽然进生为她配了助听器，可是因为国内的助听器把周围的噪音也扩大了，陈妈妈不爱用，家里人因此必须大声说话她才能听见，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先生听说了，一直想为陈妈妈配一副高质量的美国助听器。这次轮到我说不了，因为在美国配助听器陈妈妈本人必须来美接受医生诊断后才能量身订制，而他自己询问的结果是老人不愿坐飞机来美国看医生，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先生嘴里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总觉得是我舍不得那4〜5千美元，直到现在不肯原谅我。

2007年陈伯伯以86岁高龄去世以后，陈妈妈的照顾问题渐渐成为他们家的一个难题。进生家共四姊妹，他是老大，有下岗的弱势群体弟妹。以前四姊妹孩子小的时候，各家都得到了老母亲免费带孩子做饭的好处。后来，下岗的弱势群体家里要打工挣钱，非弱势群体的家里嫌老人在家自己不能像同事那样外出旅游。与此同时，陈妈妈年事越来越高，有时健康不免出现状况，不仅不能为各家帮忙，往往成为负担，加之老人在各子女家里的时间长短不一，引起媳妇女婿的不满，几个姊妹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前几年开始，有传说他们考虑将陈妈妈送老人院。听到这个消息，先生心里很不好受。他给进生发邮件时说了“再过十几年，咱们自己就会处于现在陈妈妈的境地”、“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的话。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也许有自己父母悲惨的晚年和他没有对自己父母尽孝的愧疚，可这些话传到进生姊妹那里，听起来就有批评他们的意思。我提醒先生说：“他们姊妹中任何一人呛你一句——‘你是谁呀，陈家的事要你来管？’——你怎么应对啊？”先生听了我的话哑口无言。于是他就开始郁闷起来。

让先生更加郁闷的是从去年开始失去了与进生的联系。说起来自从先来来美，一直得到在国内当文科教授的进生的支持，比如寄国内的论文资料等，也曾数度承他邀请回国内讲学。作为知根知底的挚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考上77级大学生以前先生每周都去进生家见面。晚上告别后往往是进生先送先生回家，送到家后话犹未尽，先生又把进生送回来再一人回家。先生来美后两个好友也从未间断过意见的交换，从苏联和东欧的变天，1989年的“六四”，1998年的洪灾，美国的911，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2年开始的“知青治国”。很多年里，我先生每周六晚（国内周日早）一定用电话卡给进生打一次电话，一谈就是1〜2个小时。因为手机的普及，我们家于2012年取消了地线电话，不能用电话卡了，于是，他们的联系就少了很多。后来微信出来了，人们不论相隔天涯海角，通话视频易如反掌。先生和进生虽然开通了微信，也交换过几次照片和信息。可是进生从未主动联系过先生。从去年夏天以后，即使先生转发资料，或询问陈妈妈的近况，进生那里也没有反应。“都是你插嘴惹的祸”，我对先生说。先生铁青着脸，又开始动不动就凝视着空中不说话。

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后来一次晚饭时先生主动和我谈起此事，说他认为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另有原因。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他和国内几位朋友间发生的不愉快。近年来，先生一边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感到鼓舞和骄傲，同时也对不少事情感到困惑和担忧，很希望与国内的朋友交流。不料交流过程中先生与几位朋友产生了矛盾。比如2012年《纽约时报》爆料温家宝家族利用他的职位谋取暴利时，中国政府驱逐了爆料的记者。对中国政府为何不公开温总理的财产以正视听，而是驱逐爆料记者的做法先生不理解。他和国内一位小学同学谈论此事，不料那位同学认为我先生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利用，让他说话当心。前年元月川普上台伊始，先生在《川普与美国媒体的对决》的时评中联系习近平“中国媒体必须姓党”的要求，引用美国教授Jay Rubin 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一位大学同学说我先生这是“妄议”总书记。先生当时就对我表示他对这些同学的意外和失望。三年前，那位官至省厅级的小学同学在王岐山“杀回马枪”时跳楼自杀。那是我先生朋友圈中的第一个贪官。这个惊人消息传来，先生对国内的事物感到更加困惑和担忧。

“我去国太久了”——他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先生的意思是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是因为进生与他观点不同，可是又碍于挚友的面子不便直说，于是采取了回避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如果先生的猜测是对的，进生的回避不仅无助于消除两位挚友间的误解，而且断绝了一切关于陈妈妈的消息等于是要了我先生的命。

“唉——。”身边的先生又叹气了，翻了个身。我一看床头的钟，已经清晨五点半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决裂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据说连周总理都没能让他们和解。我先生和进生虽然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样的名气，可是珍视友情之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和毛泽东、林彪、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功过自有历史公断，不应该成为两个几十年挚友绝交的原因。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心中涌动起一种使命感：我决心用我的力量解开先生和进生之间的结，为我先生和进生这两个挚友，也为陈妈妈。我希望晚年的陈妈妈看到小时候在汉水桥推人力车的两个伙伴今天依然是好友，而且都有机会为她老人家尽他们应尽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