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万贤学长

---

作者：陆文禾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在波斯顿开会，休息的时候接到王万贤学长的夫人田娜娜的电话。她告诉我，王万贤于八月十六日故去。丧事已经办完，他们的大公子从新加坡回美国来参加葬礼，已经回去了。噩耗突来，故人西逝，想起当年王万贤学长对我的种种关爱，不禁涕泗滂沱。后来唐一华学长说我应该写些什么，我答应了。王万贤的故去不光是他的家人的苦痛，我和他交往多年存留的只有我们互知的细节也随着他的故去而成追忆。我纪念他，写他和我的交往，为了悼亡，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和王万贤的认识是1978年考取研究生之后，他是天文台的研究生，我是师资班英文专业的，互相在学业上没有交集。我没有上过他上的课，他上的英文课和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因为和天文台的周克诚来往很多，在天文台同学的宿舍里就认识了他。他一口浙江口音，很客气但是很忙。他和我同一天生日，比我整整大七岁，但是这是很多年之后在美国才提起，当时是不知道的。

那个时候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虽然学校在北京，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学不是从北京本市考来的，或者是因为大家考研究生一部分原因是要离开当地进北京。 不管如何算，原籍是北京人的应该不到百分之十，北京人的痞气和官文化的流氓气在研究生院一点都没有占上风，或者说连气候都没有形成。过了几十年回头去看，这在中国不得不是一个例外的状况，因为我后来在北大、清华乃至后来的学生身上，可以清晰地感到痞气的存在。 因为这个缘故，研究生院的气氛是非常和善的，互相都是很愿意帮忙的。

1979年，研究生院开始了申请自费出国的热潮，主要是到美国。这个热潮的始末朱学渊学长有专文描述。这个热潮使得师资班的同学常常会得到其他专业同学关于英文的资讯，因为美国大学申请表格的填写方面需要英文。当时中科院的首届研究生大多中学是在中苏友好、排斥英文的时代，外语学的是俄文，他们的英文大多都是后学的。有一天王万贤来找我，问我“大决战”英文怎么翻译。原来他在给美国大学研究生的申请表当中，要强调他参加了浙江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电子技术大会战”，有了什么成果。他淡淡地讲了一句：“秦必达的电子革命的想法还是对的。”我使劲一想才明白，他说的是陈伯达。

在那之后，我1980年秋就到了美国。模模糊糊听人说他比我后几个月也来了美国。只到1982年我从匹茨堡大学转到佛罗里达大学才再次见到他。他和他的夫人田娜娜到灰狗车站来接我。用自行车把我的行李推到他们在Diamond Village （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家属宿舍区），要走很远的路。

王万贤是1980年底到的佛罗里达大学天文系念博士研究生，与他在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专业是对口的。他到美国后就马上办理他的家人来美事宜。没有几个月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就来美国和他团聚了。 他在天文系领取的奖学金按当时国内的生活标准足够他一家的开销。我们研究生院第一个到佛罗里达大学来读研究生的同学是自动化所的韩家源，1980年秋季入学的。王万贤是在韩家源以后一季来到的。韩家源在佛罗里达大学数学系念了一年就转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去了。韩家源走后，王万贤就成了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同学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元老。物理所的唐一华和冯群、自动化所的毛进同，还有低我们一届的周大卫，都是在1981年到的。他们这几位都是在佛罗里达大学物理系。还有一位何进同学只读了一年就转走了。1982年秋，我转到弗罗里达大学，过了几天，原来物理所的杨晓青也转来了。我们这些原来研究生院的同学，在后来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交往。

我刚到佛罗里达大学不久，我们当中就有同学收到原来化学所的冯翘同学的来函，呼吁援助原化学所的袁和同学，称其因病被取消了奖学金，但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在病痛中坚持争取学位。联属的还有和冯翘同在IIT的钱思进、郭东升等人。当时大家都很感动，虽然同学们都不是很宽裕，但都尽力捐助，捐款寄给了冯翘，袁和后来来函感谢。我记得王万贤也参加了捐助，虽然他要养家糊口，经济上比其他人要更紧一些。行文至此，想起袁和同学于1983年6月辞世，已经32年了。

佛罗里达大学所在地Gainesville处于佛罗里达州的北部，75号公路就从旁经过。是除了美国东北部之外其他各州到佛罗里达中南部度假的必经之道。为了避寒而到佛罗里达度假的同学们常常在我们这里歇脚。记得原来天文台的同届同学周稼祥，转到俄亥俄州的韩家源与顾丽萍，后来转到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的冯翘，在圣路易斯的曾晓明都曾经和他们的校友结伴路过我们这里，每次王万贤都是最热情地接待。我的弟弟陆文羽1982年冬来我这里，我正好要外出，他就在王万贤那里白吃了三个礼拜。

对于这些过往的同学和比他自己后来的同学，王万贤夫妇一律都给以最热情的接待。我得到的眷顾更多，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家眷，在王万贤1985年毕业之前，约有三年多的光景吧，我每个星期天或者星期六都去他那里蹭一顿饭。他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

王万贤在佛罗里达大学期间一个博士读了四年多一点是很快的进度，因此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和我讨论很多事情。但是这并不说明他没有他的看法。记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内的一个英文翻译出走了，但是后来在美国的境遇并不好，其文章的结论是，这个人背叛了祖国所以一定混不好。这种文章现在也可以常常看到。记得当时我提起了这件事，王万贤就笑笑说，这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专长。念文科路走不通是在预料之中的。我当然马上表示同意。

万贤1946年1月2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海，祖上好像也一直在那里，普通人家出身。宁海是在宁波的南面。他是宁海一中的高材生，1962年高考浙江省留了几个好学生在本省。王万贤进的是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据他说是浙江大学最难的一个系。按年资他应该是1967年毕业生，后来一直在浙江工作直到考到北京去。他在浙江生活了32年。推想起来他大概没有碰到很多政治上的坎坷，所以才有心思和精神头去搞陈伯达的电子技术革命。

他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天文系很有名。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功，每天在天文系的研究生专用办公室总要泡到半夜一点才骑自行车回来。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在那里看书，旁边其他研究生见到我来了，跟我眨眼，用手笔画着“王万贤在读书，不会搭理你”。果然，我站在他斜对面很久，他都没有抬起头来，心无旁骛地看他的书。另一方面是他的功课好，天文系博士的资格考一向很难，他的分数打破了记录。不过，后来我们和去了其他学校的同学交流发现，王万贤在佛罗里达大学这样的表现在我们那一届的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比如周稼祥就说过他所在的奥克拉荷马大学物理系， 三个大陆的学生一考试就是前三名。 那个时代出来的留学生大体就是这样读书的，成绩也是好的。

王万贤的中文和英文都是有家乡口音的，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个问题。在美国大学的环境中，这问题不突出。因为在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很高。但是到了公司工作，英语口音问题就会有影响了。若遇到不厚道的人要挑毛病，就会成为口实。

王万贤强调学术。他在佛罗里达天文系正好有一个教授兼职主持一个研究所，王万贤天文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去了他那里，一直待到1989年，一共有四年。在那个四年中，王万贤专心他的数学推导，发表了很多篇文章。但是因为研究所经费是美国陆军的，八十年代的中期美国消减国防费用，那个研究所就没有能够得到延续的funding，最后终于关门了。随着那个门一关，王万贤在美国的苦难就开始了。他从1980底到美国，至1989年，一共过了9年舒心的日子。1989年他已经43岁了。

王万贤在浙江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杭州一家研究所工作。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上海滩上的圆熟和北京的空泛与虚狂，他身上有的是浙江人的脚踏实地，还有就是中国读书人容易有的狷介。我想他的性格和他小时候的环境有关。宁海那个地方比较偏远，民风大概不像上海那样赶时髦，在那个时代对于读书好的学生有很好的待遇。这样王万贤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功课实在好而一帆风顺。没有得到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会得到的像“白专帽子”这样的打击，也没有大的干部在那里，因此就免去了应付大城市独有的干部子弟仗势欺人的磨练，或者因为这个机遇他很早形成了固执己见的习惯。他的标准实在是很单一的，只要你功课好，他就喜欢你；否则就瞧不起你。

他这样的性格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都是只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如果不幸与拿4分3分的人一起做事，却又要受他们管理，那么这些4分3分甚至2分的人一定会很快地知道，他们自己学术上和智力上的细微的欠缺，会被王万贤及时发现而且准确地度量，使得他们用任何方式来掩饰都徒劳无益。如果这样的人当中只要有那么几个恼羞成怒，运用自己的权力给王万贤或者类似他的人紧一紧鞋带，那么王万贤这样的人的日子就要难过了。在美国的公司里一旦这种事情上了轨道，申诉乃至抵抗都是无济于事的。王万贤后来在GE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大家还记得老布什当总统的年月，那就是1989年到1993年。那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最为艰难的时代。王万贤没有了工作，在家里面闲着，找不到事做。心情和脾气都不如以前了。后来接受了大家的劝，去佛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系花了一年多时间得到硕士学位。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佛罗里达大学。听说，王万贤在学习中有一项成就，但是被一个美国同学剽窃了去，还倒打一耙说王万贤不对。教授不公，责备了王万贤。王万贤非常生气。

一直到1992年王万贤才在朗讯找到了工作。他在朗讯做的时候，我路过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在那里见了他一面。有了工作的王万贤心情比以前好多了。1994年原中科院物理所的同届同学徐步新把他找去到GE（通用电器公司）去做事，地点是在南卡罗利那州。他没有搬家，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六七小时的车回佛罗里达的家。王万贤的风格和他的业务能力在GE应该是很发挥作用的，但大概他没有改去我们国度知识分子的狷介，在那里和美国的同事没有处好关系。而我们在这个国家毕竟是客居，评判优劣的标准不是在我们手里。因此到了最后王万贤的处境就非常为难了。我想他也抗争了一下，却没有效果。我自己在GE也做过七年事情，时间和王万贤有交叉，大略可以猜测到他的困境。

1998年他找到了Federal Express的工作，但是上班没有一二个月，他的母亲病重，他作为独子马上回宁海去了。这就是他在美国留学一场的结束点，前后十八年，学校和职场经历，正好一半一半。前九年成功，后九年失利。他只身回到中国去，一去八年，尽了孝子责任后，他在杭州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的同学一起搞出了核磁共振机器。因为是中国国内的首创，浙江省政府开始表现的很重视，省长也出来接见，说一堆好话，说王万贤是爱国海归。王万贤说：“我已经入了美国籍，爱国的话就是爱美国。”那个省长是个会说话的，马上说：“王博士爱乡。”那时的王万贤五十二岁，正信心满满地要搞一番事业，他准备把他们这个项目搞成亚洲第一。但是后来他去打听开发产品的资金，就没有着落。王万贤四处奔走也没有结果，渐渐受到冷遇，以至于最后中风，浙江省就撒手不管了。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因为王万贤只搞技术，不会搞人事关系，更不会去打通各个关节。王万贤的海归最终因为他在2005年中风没有结果。

他中风的时候是59岁，回到美国以后的9年，他是在他的爱妻田娜娜的悉心照料下度过的。他在杭州的那几年每年只有过节回美国的德州达拉斯住几天，那时我们的生活中心不一样了，他谈中国的事情，我谈美国的事情，话题散了，联络只是靠电话，就渐行渐远了。从他回来以后 我只去看过他一次，是2012年，从德拉维州专程开车去达拉斯看他。见到他时，他已经行动不便了，满头白发和原来判若两人了。但他那时还在专注研究一些东西，虽然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却依旧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结果是那么执着和自信。真令人感叹不已！我搬到俄亥俄州后，他还打来电话，用已经不清楚的口齿和我讨论他的研究结果。田娜娜告诉我，王万贤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常喃喃自语地与人讨论问题，其中提到我的名字。

一个聪明正直的中国人能不能在美国生存是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实际的生活内容。王万贤的经历说明了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平庸的人仍然会给一个聪明正直的中国人带来危害，即使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实在只有一条可行的对付方式，那就是赶紧逃跑，运用美国的自由市场到另外的环境去。有很多人劝王万贤自己做一些调节来适应环境，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因为狷介也是有他的价值，也是值得尊重的。

王万贤的俩个儿子都非常好。这是王万贤夫妇人品的影响，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起的作用全部是正面的。

我现在已经快要走到我在美国工作的尽头，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忆过去，有时想起在我准备考博士资格考的时候，有一天王万贤夫妇送来了一碗香浓扑鼻的参汤。那是何等的关爱！所以听到了王万贤病故，不禁涕泗滂沱。

王万贤走了。他聪明正直刻苦，一直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愿意接受命运的摆布，成功失败都是靠着自己的劳作，没有给社会带来负担，他瞧不起搞政治的，但是也不去惹麻烦，他没有害过人，一直做好人做好事。他在最后的年月，见到了他的大公子为他带来的长孙，他大概没有任何遗憾吧。王万贤入美国籍多年，但是他的一生表现的纯粹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承，这大概也就是宁海那个地方才是可能的吧。

清白一世，狷介一生，黄钟大吕， 瓦釜无存。

写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201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