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沙叶新 ——读《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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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网络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7月26日晚，微信群里发来一个帖子：“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沙叶新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可是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打开一看，原来他是位专业剧作家，文章是他2009年的一篇演讲稿。他说自己年轻时受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立志为“经国，立言”写作，可是文革中接受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方针，创作了一批垃圾，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至今“悔其少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者接触到国外各种文艺思潮，思想脱胎换骨，决心不再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写作，即不再为权力写作。今年三月，北大教授李沉简毅然辞职并公开发表《挺直脊梁拒做犬儒》一文之后，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是我读到的又一篇中国知识分子挺直脊梁拒做犬儒的宣言书。读完我将此文介绍给在东京的一位朋友，不料她立刻回复我说：“作者今天走了，中国又少了个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上网一查，果然有数小时前登出的报道，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26日上午5时许逝世，终年79岁”。我心里一惊，立刻意识到中国话剧界、思想界刚刚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一种强烈的了解沙叶新的冲动占据了我整个身心。过去几天里，我放开手头的一切，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沙叶新的文章和剧作，开始对他的艺术和思想有了了解。今天我想谈谈自己读沙叶新《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一文的感想，算是对这位文革后学会“把脑子长到自己肩膀上”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悼念。

《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是沙叶新2002年应邀出席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所做的演讲。较之《不为权力写作》，此文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他是怎么走过那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路”成为一名作家的。他从小喜欢文艺，阅读了大量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念高中时已经和同班两位同学分别在国内顶尖级文艺期刊上发表小说、诗歌。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他一面攻读自己热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一面继续发表短篇小说，轰动了师大校园。由于当时上海十大剧种的剧团里没有新时代培养的具有文学素养和广泛知识基础的编剧，中国文艺界实权人物周扬决定从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和复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深造，以期他们毕业后担当起各剧团编剧的重任。于是沙叶新成了一名戏剧创作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前，这位埋头戏剧研究的文学青年却无意中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1963年，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克罗斯先生》翻译出版，内容提要里说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出版后不久，上海的笔杆子、后来“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该译本，说资产阶级的音乐家必定是腐朽没落的，怎么可能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呢。沙叶新自己读译本得到的感受与内容提要的介绍不谋而合，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姚，《游击队之歌》曲词作者、大名鼎鼎的贺绿汀也在《文汇报》上发文驳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毛的好学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指示姚文元在文化领域贯彻毛的指示，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对时代大动静一无所知的初生牛犊沙叶新和大音乐家贺绿汀一下子被姚文元揪出来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全国围剿的对象。此次风波的冲击令沙叶新终生难忘。时年23岁的这位青年当时是以什么心态面对批判的呢？他说，因为一直接受那样的教育，“我觉得自己错了。党肯定是对的；领导始终是对的；《人民日报》的社论绝对是对的。而你和这些发生冲突的时候，百分之百是你的不对⋯⋯我当时真的那么想的，是很诚恳的。我们那代人都是这么想的。”

文革开始后，沙叶新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又遇到一次政治风波。这次风波给他带来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后来他决心不为权力写作的诱因。文革中因为老资格的艺术家统统被打倒，沙叶新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1969年上海知青金训华在黑龙江插队期间因抢救国家财产不幸牺牲，沙叶新受命创作剧本《边疆新苗》歌颂金训华。作为一位编剧，他认为写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要写出知青和贫下中农之间思想品德上的差距。他坚持从差距入手展开剧情——“没差距接受什么再教育？没冲突也没戏呀”。可是当时文艺创作有个所谓的“三突出”原则，主要英雄人物要高大全，不能有缺点，这和沙叶新的创作思想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剧本写出来后，沙叶新在上海市文艺界大会遭到点名批判，罪行是违反了社会主义三突出原则，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与前次政治风波不同的是，这次沙叶新认为自己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得来个执着。”他决定准备一个发言稿，在批判会上为自己辩护。然而，写了七张纸后，发言稿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首先，稿子必须通过审查才能用，而他为自己辩护的稿子不可能通过审查，只会使他罪加一等。其次，他夫人当时正争取入党，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神圣的追求，他不愿自己的态度影响了夫人的政治生命。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愿由于自己的强辩被夺走手中的笔，从而失去以后的写作机会。在万般无奈的极度痛苦中，沙叶新撕毁了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那七张稿纸，重新写了一份违心的自我批判的发言稿。这次违心的发言后来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长期无法摆脱的重压。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这是一种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因为他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次精神和灵魂的痛苦成为沙叶新心路历程的转折点。那次风波后不久，十年浩劫结束，神州大地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毛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把毛请下神坛，为共产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以前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扫清了障碍。这段时间里，思想重压下的沙叶新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开始思考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面对罪恶保持沉默，这是不是也算罪恶？如果我们当时是俯首听命，推波助澜，同流合污，那么我们的社会良知哪里去了？沙叶新说，对洗脑洗了几十年、早已没有脑子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答案如何，能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他们开始“把脑子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开始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了——拷问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做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沙叶新写了不少文章表达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提到的两篇演讲也属于这类文字。然而他的立场和观点最充分地表达在他的作品中。他说“我把这些作品看作是我上一世纪80年代精神反思、灵魂拷问和我关注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成果。”他于1988年发表的话剧《寻找男子汉》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该剧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戏剧化的《征婚必读》。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软骨病有所认识的观众不难看出作者巧妙的隐喻：女主人公并不是在寻找事实意义上的如意郎君，而是在招魂，是在召唤民族之魂，是在召唤阳刚之气，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因为这样的男子汉太稀缺了。同样，他于2001年发表的《幸遇先生蔡》也表达了沙叶新的思考。故事讲的是从1917年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离开北大为止这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几个事件。表面上看，剧本讲的是历史人物的故事：蔡元培为北大点燃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火炬和他只认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然而，对照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大学办学精神的历史和现状不难看出作者批判现实和呼吁思想自由的潜台词。其实，这些作品不仅是批判，也是希望，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男子汉，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思想和只认真理、不畏强权的精神能够在中国继续传承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沙叶新的剧作体现的也是他一而贯之的使命感。

 

读《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家沙叶新的几个特点。一是他的诚恳。比如演讲开始时，他径直自我介绍，省去了主持人介绍演讲人这一通常程序，理由是：“其实主持人很浪费时间，还要陪着报告人在台上傻坐着，众目睽睽。即使听得不耐烦了，还非要做认真听讲状。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劳主持了”。再比如，他几次调整了在东南大学演讲的题目。最初他想讲知识分子问题，因怕年轻学子无法理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苦辣，加之与百年校庆的喜庆气氛不合，转而考虑谈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戏剧，或者社会这个大舞台更精彩的戏剧。当一位老师说同学们喜欢听他如何成为作家的话题时，他决定三个话题都讲，并预先告诉台下，说自己的演讲可能会从“一派戏言”变成文不对题的“一派胡言”，不过“文不对题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的“一派谎言”。

二是他的幽默。上面的例子也体现了他的幽默，其他的幽默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他曾把自己的名字拆开，左右两半分别组合，就有了“少十斤”和“亲三口”。于是他开玩笑说，“我这个人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一是没分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极。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再比如他的文学童子功是小时候家里开炒货店时打下的。那时炒货店卖瓜子、花生米用旧书纸包，那些旧书里时常有文学经典。好多现代文学的经典都是他那时在家中炒货店里读到的。“所以现在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米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沙叶新的幽默往往藏着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批判。比如他介绍自己的家庭时说，自己生在南京一个回族家庭，父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什么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板鸭公司。这里他笔锋一转，和作家余华一样，指出中国阶级斗争史的荒诞性：“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我们家）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则）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是入党的发展对象——与时俱进了。”再比如初中毕业前，他得了脑膜炎，被紧急送到儿童传染病医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可坐的是救护车。觉得很威风，所有车子都给我让路，使我有种不可阻挡的感觉”。到这里他笔锋又一转，批判中国当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如今看到首长车子出巡，要封锁交通，行人回避，所有车辆都要绕道行驶，我总会想起我生脑膜炎坐救护车时的壮观情景，坐在里面的感觉是种诱人的权势感——不可阻挡——其实是不受监督呀。”

《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里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沙叶新对文革结束后历史进程几个阶段的把握和概括。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上述知识分子反思和拷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可是那场思想运动正待深入之际，被相继而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两场准政治运动摧毁了。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了消费时代，欲望时代。知识分子再次面临选择：是坚守，还是向钱看，向权看。他指出，“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勇气、执着、诚实、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不过他还指出“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沙叶新用文章和作品证明他自己就是这群坚守的知识分子之一。

去年我读到了历史学家高华，觉得那是我一年里思想上最大的收获。我想，今年我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读到了李沉简和沙叶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们的文字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字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努力求真的轨迹，而且总是令我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思考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我自己的精神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