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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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我一生做过两次大学梦，第一次以梦碎告终，第二次以梦圆结尾。

我第一次做大学梦是在1975年夏天。当时我在武汉市江汉区环境卫生所当工人。那时武汉和全国很多城市一样老城区的房子里是没有厕所的，家家户户必须用几个街区才有一个的公共厕所。我的工作是掏大粪。从遍布汉口大街小巷的公共厕所把大粪用桶打起来倒进人力车，把车拉到长江和汉水交界处的汉水码头，顺着长长的管道把大粪卸进江边的木船，让木船将城市公共厕所的人粪尿运往农村作为肥料。我家就住在武汉市最热闹的汉口市中心，每天拉着粪车经过家门口，不时会遇到邻居和朋友。这样的工作在当时的青年中被视为很丢脸的，也有同事千方百计调离这个工作。要问我为什么干这个工作，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从1949至2005年实行的“家庭出身成份”制，即对全国每个人都进行的根据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申报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凡农村出身的人，根据你在土地改革时的经济地位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所谓的“阶级成分”。“地主”是最反动的阶级，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贫农”和

“雇农”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解放后出生的人也必须一辈子根据其父母解放前被划分的成分填写家庭出身。所以虽然我是红旗下出生成长的，但是每次升学就业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里都必须填写“地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全国盛行谭力夫等人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这一口号把原有的“家庭出身成分”制推向极致，将全国人口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谭力夫们认为出身红五类的人都是英雄，他们的儿女都是好汉。与此对应的“黑五类”则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们的子女都是混蛋。虽然“英雄－好汉”“反动－混蛋”这两对名词非常抽象，可是这对标签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却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前者让你高人一等，后者让你矮人三分。举例来说，我的出身注定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再比如，我于1969年元月9日和同学们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一年半后，城里各单位陆续到红安来招工，同学们一批又一批被招回城里，偏偏不招我。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月里，各单位不招我的原因不言自明：我的地主出身。当我再过半年最终被招回城时，被分配做别人不愿做的拖粪工人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多年后我读到了北京青年遇罗克1966年底发表的《出身论》才意识到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差别待遇其实就是歧视，和美国黑人遭受歧视的性质一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赤裸裸的血统论，而血统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落后和反动的思潮。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在就业上遭受歧视，在受教育的机会上也遭受歧视。那时的政策里有一条叫“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从下农村时起，我就一直抓住“重在政治表现”这根救命稻草，努力工作，争取做一个“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我的努力得到老工人和领导的认可。领导让我参加那时风靡全国的文艺宣传队，唱样板戏，演节目，还时常主办黑板报，甚至为党支部书记写年终报告。然而，我知道自己先天不足，矮人三分，从来不敢奢望自己有机会上大学。没有想到的是，1975年八月的一天，我单位的党支部陈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环卫所今年从区卫生局分配下来一个名额去武汉医学院上大学，经全所工人讨论通过党支部决定推荐我去。他还批准我三天假，让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原本不敢奢望上大学的我听到这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兴奋不已。原来由于大学从1966年起停止招生多年，全国各行各业人才缺乏，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的经验在高校推广，全国开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环卫所推荐我去的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兴冲冲的我利用那三天假期，集中复习了我原本已经在读的《青年自学丛书》语文和数学分册。可是等我回到单位准备迎接考试时，陈书记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陈书记先关上门，犹豫了片刻后告诉我区卫生局党委吴书记驳回了单位对我的推荐并责令环卫所重新推荐。老书记非常同情地对我说，“小郑啊，我们党支部和全所老工人都认为从各方面来讲你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卫生局吴书记认为你的‘政治条件不合格’。我不赞成她的意见，可是无能为力啊。”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屈辱和绝望的时期。偏偏这时，我初恋的女朋友向我宣布停止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一同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同被抽调回环卫所，我成了拖粪工，她成了扫大街的清洁工。我们平时有谈不完的共同话题，又一起搞文艺，也常常一起抱怨出身问题给我们带来的烦恼。然而，她终于迫于家人的压力与我分手了，理由很简单，就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我的家庭出身，如同烫在我身上的烙印。这件事使我懂得了家庭出身不仅使一个青年在就业和受教育方面受到差别待遇，还可以因为这两方面的差别待遇影响到这个青年的恋爱和婚姻。当时我常常告诫自己，她家人劝她与我分手和她接受家人的劝告都是为了她未来更好的生活，这说不上有什么不对的。可是从那以后我一直无法摆脱遭到最信任的人的背叛带来的痛苦。我开始对人性产生了怀疑：以后我还敢相信谁呢？活在无爱无信的世界有又有什么意思呢？我陷入了深深的孤独。遇罗克于1966年发表了《出身论》，1970年因这篇论文被以反革命罪枪决。女青年郑晓丹因支持和捍卫《出身论》的观点也于1968年被非法关押折磨致死。然而这两位中国青年都是怀着坚定的信念死去的，和1948年写下了《我的“自白”书》的共产党人陈然一样。惭愧的是那时的我根本没听说过遇罗克、郑晓丹这两位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青年，没有像他们那样有一个能够支持自己的信念，更不可能去质疑或挑战血统论。我唯一的寄托就是继续啃那几本《青年自学丛书》，从书中的各种新知识里找到生活的勇气和乐趣。

然而，世事真是难料。对上大学彻底绝望的我于两年后的1977年十月居然再次做起了大学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由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教授提议，第二次出山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拍板，中国的大学果断地停止了1972年开始的工农兵推荐招生，恢复了文革前考试入学、择优录取的制度，让我们这些本来绝无资格上大学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那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刊登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告示，并同时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那天傍晚，陈书记破天荒手持一份报纸到运肥车队来提醒正准备出车的我报考。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小郑，听说好消息了吧，恢复高考了！中央说了，这次考大学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那个姓吴的再也拦不住你了。记住，你有八年工龄了，这次你是可以带薪上大学的”。我真心感激陈书记和推荐过我的老工人同事，感激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对待，而不是一个贴了标签的异物。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最初我想报考远离政治的理工科，走实业报国的道路，然而我这个1968届初中毕业生对是否能通过数理化考试并没有把握，毕竟我连初中一年级没上完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都停了课。于是我就报考了文科。

湖北省的高考于1977年12月26〜27日举行。那两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前往设在武汉首屈一指的第一中学的考场参加了考试。一中离我家步行不过十分钟。为了帮助独自一人生活的我专心高考，邻居的张大婶主动提出考试那两天为我准备午饭。啊，我永远忘不了武汉一中二楼那整面墙都是窗户的明亮的教室，也忘不了张大婶那两天为我做的美味的午餐！

1978年元月初，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录取到我第一志愿的武汉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在高兴之余做了一件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的事。我把过去的女朋友约了出来。见面后我告诉她我已被大学录取的消息，然后鼓励她参加下次高考－－“你若不考，后悔会一辈子的。”我还详细地介绍了我复习考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向她提供了我所用过的复习资料。后来听说她参加了半年后举行的1978级高考，并成为后来被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群体的一员：77〜78级大学生。我不知道那天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后悔过。虽然我们之间不再是恋爱关系，但毕竟我们的相识和相恋曾经给了我追求上进的动力，激发了我身上最好的东西。

就这样我的第二次大学梦做成了。不知为什么，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仍然会时时想起那个吴书记。每当想起她我就会感到困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那个女人。有时候我对她怨恨，因为她当年一手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有时候我又觉得她不该遭到怨恨因为毕竟她不过是执行了当时的国家政策。多年后我读到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才终于找到评价那个女人的方法。阿伦特书名中的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具体实施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面对针对他所犯罪行的控诉，艾希曼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并辩解说自己“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而已。在旁听席目睹了艾希曼审判现场的阿伦特认为他之所以签发屠杀令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他所犯下的是一种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是一种盲目而忠实地按纳粹政权命令行事的“平庸之恶”。同样的道理，当年的吴书记剥夺我上大学的机会时，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扼杀一个青年的前途，因为她自己没有思考能力，只能机械地执行当年受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思潮严重影响的错误政策，是一种“平庸之恶”。将吴书记和和陈书记以及我们单位老工人做个比较，那个年代的“恶”与“善”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以“十年浩劫”的恶名载入史册的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定性为“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认为造成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反革命集团，还有千千万万个没有思考能力只知道盲目执行政策的吴书记和革命小将们，还有当年批斗老师的中学生们和希望表现自己而揭发自己父母的“黑五类”子女们。今年6月1日，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有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签署的旨在遏制地球温暖化的《巴黎气候协定》。消息传来，举世震惊，舆论哗然。两天后，美国80多个市的市长发表公开信宣布组成联盟共同履行前总统奥巴马代表美国作出的减排承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更向全世界保证，尽管川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全球温暖化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美国绝不会自食其言。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于艾希曼-吴书记们的、一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美国官员在历史关头所表现的平凡和伟大。

丛日云教授最近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典礼致辞里讲到“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他的这句话饱含了无数“黑五类”和他们家属悲惨遭遇的泪水。国家主席刘少奇、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北大才女林昭、共产党员张志新、作家老舍、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因《出身论》而牺牲的遇罗克、郑晓丹⋯⋯都是立刻浮上心头的名字。我比较幸运，虽然年轻的时候被打入另册，二十六岁的时候却圆了大学梦。在同一篇致辞里，丛教授还这样问台下对自己前途信心满满的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你将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个明白人？”他这里所说的“明白人”，当然就是指不唯利是图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高考恢复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常自问圆了大学梦对自己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想来想去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大学开了一个窗口，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大变动，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