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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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学启蒙导师朱季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本报特约撰稿人：任友谅

前言：今年是笔者的国学启蒙导师朱季海先生（1916-2011）诞辰一百周年。笔者收到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1917-）题签封面的一套《朱季海著作集》，称道海外评出大陆十大国学大师，朱季海先生推首位，可庆可贺。今年新春伊始，又有佳音传来，五十年前已从人间蒸发的、亨复堂世藏古籍《玉篇》唐写残本一卷，终于在最近的一次国际中国书画名家展上露出冰山一角。季海先生生前对此珍贵典籍非常关注。笔者不由得引笔铺纸，立此存照，一则对此国宝级文物的来龙去脉略加说明，再则亦祈求以此告慰季海先生在天之灵。

华夏文脉

上述文物在书画展上露面时，洋溢着一股清新空灵、古朴可爱的气息，书法爱好者面对一千三百年前写在硬黄麻纸上的墨宝， 不由啧啧称赞其造诣精湛。唐代重书学，此卷唐写稀世秘籍《玉篇》，结构点画均匀秀劲；运笔提按顿挫，灵活熟练，轻重适宜，方圆并用；行笔飞动，稳健自然，遒逸灵巧。鉴于初唐至盛唐的这种书风的形成，与“二王”生活的年代相近，因而从中能够领略出王羲之书法的气度和神韵来。

然而除了赞赏唐人朴厚而流畅的书风外，《玉篇》本身在中国文字、训诂和考据之学方面的意义，更别有系人心处。汉字字体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玉篇》三十卷，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字典，原本在宋代就已亡佚，它是我国继《说文解字》、《字林》后又一部重要的字书。

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史册典籍浩如烟海。世界史上，各大古文明都有文字，如古希腊时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埃及的圣书体、玛雅的象形文字等，但这些文字中只有汉字是唯一至今仍旧使用的。其他民族的文字、文化都中断或消失过，唯独汉族的文字、文化，连绵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这不能不说是汉字的功劳，同时也是汉字演变过程中重视保存字典、典籍，重视校勘之学的结果。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各种不同信仰的民族，都能在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和睦相处，“书同文”起了不可低估的凝聚作用。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一部别有风味的中国文化史。汉字是音形义三者完美的结合体。只有弄清楚古音今音、古形今形、古义今义的变化规律性，才能对辉煌的中华文化遗产融会贯通。古今上下的学问家，常常慨叹，一个字的古义，一旦明白过来，夙日许多未曾读懂的古籍，或未曾想通的问题，往往会瞬时豁然开朗，触类旁通。

五四时期有句名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并提倡“以经解经”之说，即以汉字字典、典籍为依据，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以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从而达到华夏传统文化命脉不但得以真传，而且不断发扬光大，立于不败之地的功效。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十六亿人使用汉字，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汉字字典、典籍的传承，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公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传书情结

《玉篇》的编纂者、南朝梁陈间江苏吴郡（今苏州市）人顾野王(518-581)，是笔者的同乡。谈到《玉篇》残卷的传书过程，正好与笔者先人的收藏历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需要在此作一简要介绍。笔者系中国古镇同里著名藏书楼、退思园亨复堂旧居的后人。先人任昉(460-508)为西汉开国元勋任敖的后人。任昉在南朝梁时曾任江苏宜兴太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南朝三大藏书家。顾野王编纂的《玉篇》，主要借助于以上藏书家的丰富宝藏。

任昉后代，历经隋唐宋元明，不乏出将入相人才。明初以降，江南宜兴一支任氏迁居吴江，建“有竹居”，占籍同里。又传四十六世至清末任兰生、任艾生一辈。同里祖宅亨复堂至今犹在。任兰生建新宅“退思园”后，旧居亨复堂归其胞弟、笔者的高祖任艾生所有。任艾生继承先祖的收藏渊源。在亨福堂南幢西厢楼书房内，有一个内外层双套香樟木壁橱，珍藏古籍善本，包括上述的唐写《玉篇》原本。

笔者是在1949年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同里古镇的。在苏州市三中上初一时，季海先生教高三国文，后来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父亲为了让我见识真才实学，租借了先生初照楼楼上的一间房，请先生在课余给我补习中文和英文。我与先生生活起居、读书写字的房间仅一板之隔。记得我与季海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在读什么书，我回答《古文观止》，先生说，这本书收了许多好文章，但只能叫它《古文观始》。

记得我读初二时放暑假，与朱先生一起参观上海博物馆，看到明朝崔子忠画《伏生授经图轴》。先生说，若有机会参观日本大阪美术馆藏王维画《伏生授经图》就好了。王维画九十九岁伏生向晁错口授壁中秘藏的《尚书》时，有其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释，以敬德重民的观念解释历代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可见王维追念伏生冒死保全与传承《尚书》的功绩，也没有忘记羲娥的功劳。羲娥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将晦涩难懂的先秦文字记录成为今文《尚书》，标志着记事散文的一大进步。王维题诗将她与续写《汉书》的班昭相提并论，认为二人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为继传典籍和史学作出了贡献的女学者。

从我读初二到高三的五年中，季海先生和我常在课余散步，到市三中附近临顿路的九如茶楼，在楼上幽静一角，师生促膝品茗，在随意聊天中传道授业解惑。有一次，我随身带的一册书信集引起先生的注意。该集自乾嘉至晚清年间吴江名士书劄，原装旧裱，古色古香，堪称书法翰墨集锦，其中包含高祖任艾生与黎庶昌等的往还通信，内容涉及黎出使日本时发现的唐人写本《玉篇》残卷。季海先生知道亨复堂有此残卷收藏后说，这是进一步研究唐写原本的重要线索。

 

大师情怀

朱季海（1916-2011）上海浦东人，常年居苏州。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与黄兴一起加入同盟会。季海先生幼承家学，熟习国故。十岁熟读十三经，旁涉史鉴，十六岁读完唐以前主要典籍。方以弱冠，问学于余杭章太炎先生，成为与黄侃、鲁迅等同辈的章门弟子。当初李根源在苏州请章太炎先生讲《尚书》，听众来自全国各地。章先生讲课都是背出来的，《尚书》文句艰涩，诘屈聱牙，四个人写黑板，记不下来，后来把少年朱季海一人叫台上去了。章先生讲好，记的笔也放下来了，讲两千字，记两千字，一字不差。无意之中初露锋芒，脱颖而出，传为佳话。

季海先生学术领域广泛，自音韵训诂之学而治文史，博通精微，著作丰富。其《楚辞解故》被学界誉为天书。举凡历代考据名家所未尽见者、或见而误解者，该书无不旁征曲喻﹐博搜例证﹐训释本义之所在，考其源流演变，多具卓见。学界称道先生的训诂学，是章黄学派继黄侃之后的集大成者。国外的汉学家在评论训诂和考据之学时，也推崇季海先生称“亚当只有一个”。

《玉篇》写本的流传，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季海先生认为，鉴于黎庶昌杨守敬在日本影印的黎本《玉篇》，大多是根据传写本仿刻的，黎本仿刻原卷时又作了不少校改，但未作“校勘记”交代。所以，只有以孙强删注前的《玉篇》为底本的唐写原本，其释义完备，引证丰富，且保留了大量的顾野王案语，比市面上的黎本更为可靠。上述亨复堂保存的就是属于这种唐写本原件。

季海先生在谈到考据之学时，对亨复堂《玉篇》写本原件的命运深表关注，语重心长地说，即使不是顾氏原帙，只要是孙强删注之前的抄本，虽仅一小部分，亦可籍此洞见《玉篇》原本旧观，其学术意义之重，前后岂可同日而语哉。现将高祖任艾生收藏《玉篇》写本原件的经过追记如下：

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曾派遣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耳濡目染大唐文化。他们经历了唐人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成为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日本写经史上最为欣欣向荣的奈良时代（710-794），亦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古籍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古籍经典写本，辗转传抄，流传很广。

黎庶昌（1837-1893）贵州遵义人，曾任吴江、青浦县令。经常与江浙一带藏书家讨论版本，过往甚密。黎两次使日期间，留心中国流失到日本的重要古籍。凡国内失传的，黎不惜以重金求购，并有任氏兄弟等同好鼎力资助；不愿售者，则付资影印。黎于光绪八年致任艾生信中云：“日本柏木探古旧藏有古写本《玉篇》一卷⋯⋯真乃顾氏原帙也。探古秘惜殊甚，不可假而仿刻，因赠金币，得以别写副本，以西洋影相法刻之⋯⋯”

黎庶昌对于藏之于日本宫廷秘阁的珍本，则以大使身份求之于官方派人去影印。如是收集经年，先后得26种，共200余册。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又经杨守敬评校，刻印极精。至于早先黎氏用重金购得的唐写本原件，即孙强删注之前的、含顾野王案语的珍稀抄本，则由笔者的高祖任艾生出资珍藏，亦即季海先生生前校勘情结所系。

 

冰清玉结

中国史书称颂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无独有偶，黎庶昌千里迢迢访得《玉篇》原本，先高祖任艾生将其珍藏于老宅壁中，使散逸一千三百年之华夏文脉得以幸存。话又说回来，他们的传书之诚固然不让秦汉间的伏生，然而充其量，他们只能当好半个伏生。若欲书传而又明其义的话，还得访求精通校勘和考据之学的国学大师来完成。此一历史重任，舍先生其谁当之？

季海先生一生重视校勘之学，称其为传承学术与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此项重任，不仅需要博览群书的学力，还要具备取舍得当、辨析入微的睿智。具体来说，校异同，要比较不同版本；校正误，要予以厘正；定是非，要证据确凿。然而对于饱学之士来说，这正好是有了用武之地，乐在其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训诂学会特邀名誉顾问朱季海先生，以黄侃校勘段注《说文解字》为例，论文说法，评议黄侃注有“段未见” 字样、以及其他段氏未闻、未详的许多地方的重要发明，借此阐明黎本《玉篇》的校勘也必不可少。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季海先生，先高祖任艾生藏书的上述壁橱已经不复存在了。

笔者高中毕业后离开苏州，到北京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其间经历十年文革，同里房管所打开原来闭锁的南幢房屋，将此壁橱拆除，其中珍藏文物下落不明。记得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我回到上海，见到季海先生的老朋友、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他是闻名中外的古典园林专家，尤其对退思园的贴水古建筑艺术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可惜了，亨复堂的书没有了，这是学术文化的损失，不像园林那样是看得见的呢。”

改革开放初期，季海先生见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黎庶昌、任艾生合撰的《任学士功绩录》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保存的任艾生撰《惠泉鸿爪》刻本，进一步证实任艾生老宅保存有日藏唐写本《玉篇》原卷后，非常关注。季海先生认为，有充分证据说，亨复堂老宅写本所根据的底本，确实是孙强增订删注前的《玉篇》，但仍有待实物求证。笔者也立刻致函吴江博物馆，请求协助追查同里亨复堂旧藏文物的下落。

至此，我们领悟到季海先生以经解经，一片冰心在《玉篇》的关注心情。先生一生，诲人不倦，就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阐述的乾嘉学风那样，把学术作为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来追求，坚守心灵深处的一片冰清玉洁的高贵情操，不为世俗名利所惑，始终不渝。先生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尤其是对于华夏传统文化的文脉、方言古语的异同、语言流变的源流和历史地理的变迁，有着非常精到的见解。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

 

山高水长

季海先生年过九旬时，还有来自日本、欧美的汉学家，不远万里，来到苏州双塔寺茶室讨教考据之学，先生仍诲人不倦。谈到《楚辞解故》时，循循善诱，极尽委曲，举凡楚言、楚俗、楚事，一归诸楚，令人折服。其他如《南齐书校议》，仅仅是先生的十七史校议原稿幸存的一小部分而已。先生的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来访者的疑团症结，一经点拨，皆涣然冰释，无不感叹先生的学问功力，如获至宝，满意而归。

季海先生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学问上。就已出版的朱季海著作集而言，先生通过校勘、辨伪、注疏、考订史实，对传统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鸿博致密，条理秩如，加以自己的按断，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示范工作。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一经先生校理、疏通，即可供阅读研究。笔者心想，如果先生能越来越多地见到保留顾氏案语的《玉篇》写本原件的话，他的发明将一发而不可收。

世事无常。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了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乱中，当时占住亨复堂老宅藏书楼的租户李金男至今还在，他目击大量的黄纸卷宗从双层樟木壁橱中取出，与其他文物古董一起运走。大量古书、黄纸被当作废纸处理。估计当时有知情识货的人到废纸回收站翻寻“淘宝”，从一大堆被送去造纸厂回炉的废纸堆里抢出一部分。但他们并没有将文物送到博物馆保存，而是暂时藏匿起来，俟时机成熟时流入到就近的香港古董市场。然而无论如何，只要《玉篇》唐写原件没有被销毁，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四年前，2011年12月21日，季海先生以96岁高龄，在苏州家中无疾而终。一代鸿儒，溘然与世长辞，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然而亨复堂世藏《玉篇》写本原件的去向，已经开始在国际博览会场合水落石出。可庆神州大地，古有伏生传《尚书》，近有艾生传《玉篇》，其公而忘私的坎坷事迹，正大刚直的浩然正气，悲壮动人。与会各国中华文化研究会，自发性联合倡议，计划筹资建立《玉篇》传书陈列馆，提议馆址选在任艾生故居亨复堂，并在苏州石湖顾野王墓址立纪念碑亭。计划正在联系落实之中。笔者衷心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莘莘学子、炎黄子孙之中，代有传人，使数千年的华夏文脉和传书美德，能够连绵不断发扬光大，以祈同时告慰季海先生在天之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