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去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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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愉（布鲁明顿）

恢复高考的消息经官方正式宣布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两年半的插队生活，在银行学校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看到其他人意气风发去高考，我既羡慕，又失落。真想退学了，立马参加高考。可是，又怕退学了之后，无法获得考试资格。如此懊恼了一番，终于还是没有退学，决定从长计议，毕业之后再考。

中专毕业后，一开始上班，我就寻思备考了。先去参加补习班，补习班要按程度分班，所以之前要参加摸底考试。文科考生中，很多人的数学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的数学却考了80来分，补习班的老师就来劝我，要我去读理科班。我却不干，我有我的打算。我应该考得上理科，但我也许不能出类拔萃。而如果考文科，我就可能是优秀了。加上我高中的几个好同学都读的文科，我跟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多了，也受了影响，对文科爱得不行。于是，我就在文科补习班学了起来。

开春后，我不再参加补习班，自己订了严格的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然后不折不扣实行。我那段时间断绝了交往，也根绝了娱乐，每天早上锻炼回来，就复习英文，上班时偷偷复习政治，晚上分成三个时间段踏踏实实复习其它科目。

我复习的吃苦状态颇有些惊天地泣鬼神。我妈常常对人家说：“我家儿子的时间是用分秒来计算的。”那是事实，早上五点，鸡还未叫，我就起床了，先跑步到一公里开外的水库去游泳，一天的复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一边跑着，一边背古文。游泳回来后，又挑灯背英文单词。大脑一天都为备考而运转，直到将近子夜才上床休息。

按照国家规定，中专毕业后，必须工作两年之后，才能经过单位同意，参加高考。两年不算长，但要一直保持苦行僧的状态，就难了。我四处去搜寻那些卧薪尝胆的故事，用它们来激励我，凝聚起我心智的钢铁长城。我还用大字工工整整地书写了“成功就是牺牲的总汇”的条幅，高挂在我房间的墙上自勉。

我一直复习着，行长也风闻我要参加高考，屡屡在会上旁敲侧击，说：“要参加高考，当初就不要读中专，浪费国家培养。”行长资格很老，从延安过来的，都七十来岁了。他不愿意看到我走，对我也想重用。我还给他起草过发言稿呢。科长也不愿意我走，他的业务和理论都很强，文革后，省财院还要他去当老师呢。两个都不愿意我走，对我威逼利诱，我却不就范。行里开会讨论了半天，最后同意我去考，不过不放我的假，还要我保证，如果考不上，以后不再考。我都一一答应了。

高考前夜，我紧张得不能成寐，起来向父母讨安眠药。父亲说吃了安眠药，第二天就会昏昏欲睡，只给了我一小盅白酒。我喝下肚后，不但没有麻醉自己，反而愈发兴奋。于是又想读点深奥的东西也许会引来睡意，但不明所以地读了好几页《资本论》，我的大脑依然兴奋着。懊丧之余，我决定去跑步。起来开了门出去，夜正深，路上不见一个人影甚至一个生灵的踪影，偶尔传来几声悠远的虫鸣，昏黄的灯光疲惫地洒落在白天曾经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白日里沸腾一时的体育场现在却在沉睡，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在跑道上赌气似地跑了好几圈，直到大汗淋漓，才回到家来。心想这下肢体疲乏了，该是可以睡了吧。然而累是累了，睡的感觉还是没有寻到。越是睡不着，心里就越慌张；越是慌张，睡意就跑得更为遥远。我想高考大概是完了，以这样的状态，焉能思维和记忆。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就徒劳地看到天渐渐泛白了，那时心里一片大乱，好像我是密林里奔走数日却又回到原点的旅人。为了证明我的心智还没有崩溃，我算了好几遍1＋1，都等于2，这才确信我的思维还是运转正常的。

一路考下来，虽然有很多遗憾，却也不是大失误。那年的英文只以30％计算入总分，很多人本来英语就不好，所以放弃了复习。我却不然，对英文一视同仁，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考英文的时候，考生们大都鬼画弧一样把多项选择勾了，就都闹哄哄离去。只有我在一笔一划地做。我觉得两个监考老师都不耐烦了，老在我的身边踱来踱去。我做完，没有好好斟酌，就提前出了门。这是很不符合我的考试风格的，我通常都要磨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的。

后来，我的语文及格了，数学也及格了，地理考了80来分，政治也考了70几分，英语也及格了（却只得了18.3分）。要是那年英语百分之百计入总分，我的总分就要高出很多。饶是如此，我的总分也是全地区第三名，进入了全省文科前十五名。后来填报自愿失误，害我上了之前不高看的川大和意外的专业。

我最想上的是北大，但北大的招生数量小，我不敢报。我父亲跟教育局的同事商议了好几次，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把中山大学的法律专业报成第一自愿，武大的经济专业报为第二自愿。川大的中文系报为第三自愿。之前，我本来是把西南政法学院填成第三自愿的，但我父亲说，填得太低了。的确，政法学院在贵州招生不少，只要上重点大学线，就可以读了。中山大学在贵州招生太少，我没能入选。当我的档案转到武大时，人家跟中山大学属于同一层次，已经录取完了。到了川大，就被安排到了哲学系。

多年过去，我仍然为我准备高考的那两年而自豪，人要有那种殚精竭虑的状态，还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