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人的文革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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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回归》

木愉（布鲁明顿）

编者按：1966年的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红色中国。四十九年过去，那段历史，对每个亲历人、对中国、对中华民族，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文革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几代人，也改变了中国的轨迹。为了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让亲历者们正视文革对自己的影响，本报将在文革五十年到来之际，刊载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再现那段沉重的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反省历史，才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回归》（China Returns），是德国人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于1971年写的。早在1929年，他作为一个学生就到过中国了。之后，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在二战期间，他在上海居住了将近五年，教书并且做《二十世纪》杂志的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8年又到过中国。1969年，他想到中国去看稀奇，申请了签证，却被友好地拒绝了。后来，还是得力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说情，由周总理特批，梅纳特才于1971年初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了到中国的签证。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三年间，中国对世界关上了大门。1969年，文革的大乱基本过去，学校复课了，红卫兵到了农村，工厂农村都基本走上了生产正轨。梅纳特在这个时候拿到签证，表面上有西哈努克开后门的因素，其实，跟决策圈的考虑有关。就在梅纳特到中国之后一个月，尼克松也踏上了这片土地，开始历史性访问。梅纳特到中国的访问旅游得到了官方的特别优待，他可以到14个省份去访问。按照梅纳特的理解，在1970－1971年间，中国高层肯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让中国的门对外开放一点，让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而梅纳特恰巧是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的受益者，成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挤进中国大门的西方游客。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报告，即客观的观察。第二部分是评价，即主观的评论和比较。第三部分是背景，就文革以及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事件做一般的介绍。第四部分是文件，搜集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文革中的一些文章。显然，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才是打上作者印记的东西，是他的所看所听所想。

到了1971年的中国，最让梅纳特吃惊的是，所到之处，他几乎成了中国唯一的外国人。在南京动物园，他比园中的动物更吸引人的眼球，人们纷纷把目光从狮子、老虎和大象身上移到他的身上。在上海南京路，他的周围围满了好奇的人们。有的小孩站到他的前面去，以便有个好的角度欣赏一个西方人；而有的小孩却害怕了，躲到了母亲的背后。

到了上海，阴差阳错，他住进了1941年他住的同一个旅馆。旅馆很大，餐厅在第八层楼上。在他住的那一层，有50个房间之多，却只有他和他的两个翻译及其他十来个客人。客人中有一个希腊水手，在上海得了急病，只好住下来医治，痊愈之后，就等着他的船回来接他。为了打发光阴，他带着相机到外面拍照，马上就被人围住，把他的相机抢过去，再把里面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之后，又把他带到派出所。在那里被盘问了两个小时，他才被放了出来。他一看到梅纳特，就抱怨在这里时光难熬，还不无遗憾地说：“有很多姑娘，但却没有⋯⋯”水手走遍天涯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在这片净土上却遭到了彻底的根绝。

梅纳特感叹道，一个西方人在中国要消失根本不可能，只要走到街上，就有几百双几千双眼睛跟随着你。

当时的北京，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只有不到五个国家的通讯社有常驻代表。外文报刊在旅馆里非常罕见，在他居住的北京饭店，只有《北京观察》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一本官方杂志。

让梅纳特倍感兴趣却又十分费解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人的分配制度。他们为什么工作？他们工作的热情从何而来？物质刺激为什么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他到大寨去访问，由宋立英和郭凤莲接待。两人都是大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凤莲还兼共青团支书和民兵连指导员。在那里，他听了宋对大寨历史的介绍，参观了大寨的地标虎头山，还参观了大寨民居——窑洞。然后，他就开始跟大寨人讨论他们的分配制度。

大寨人都居住在窑洞里，每家一孔，不宽，却也都有住的。窑洞外有独立的厨房。猪羊等等牲畜都是公家的，家里就养鸡。让人吃惊的是，大寨人没有自留地，而且，早在1963年就废除了自留地。在大寨的带头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都没有自留地。在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自留地却是普遍存在的。梅纳特问：“为什么没有自留地？”回答是：“大家都忙于集体的事，所以没有时间再种自留地。”

大寨有三家商店。一家是卖衣服的，一家是买食品和用品的，另一家是卖书和文具的。另外，还有一家医院。

有趣的是，梅纳特问到了计划生育。回答是肯定的。计划生育已经在大寨实行，人工流产是合法的，而且也免费。梅纳特又问：“据你们了解，有妇女利用这些设施和服务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仅有，而且很多妇女都这样做了。毛泽东在50年代末批判过马寅初，却在后来推行了计划生育，而且还是文革时期。

吃中午饭的时候，梅纳特问了他最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报酬问题。

男劳力一天赚10个工分，未婚女性得7分，已婚女性因为要照顾家庭，所以只得6.5分，比如宋郭两个女士。也有例外，陈永贵得11分。另一个号称铁肩膀同志的得10分半，因为他干活实在太出色了。梅纳特为女性报不平，说：“我的国家为了女人可以获得跟男人同样的报酬，奋斗了100多年。你们不觉得你们得到的太少了吗？”宋郭两人并不以为然，解释道：“结婚的女性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难道集体应该给私活提供报酬？”

大寨一年开一次社员大会，对每一个人的工分重新审核，如果需要，就作出调整。重新确定未来一年每天所得工分，采用自报公议的方式。让这个德国人不解的是，评定工分的标准之一有政治态度一项。他问，其它都有客观标准，而政治态度有客观标准吗？人家告诉他，政治态度也有标准，比如学习毛著的时间多少、个人品行、劳动积极性、劳动质量等等。

当梅纳特问道：“八年了，大寨发展了，经济增长了，但你们的报酬却没有增长。你们不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一个问题吗？”宋郭回答道，“我们并不是只为金钱而工作⋯⋯”梅纳特急忙问：“那为什么而工作？”两个答道：“工作是为毛主席增光，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

梅纳特所到之处，“为毛主席增光，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成了他听得最多的感言。中国人的劳动动机和激励因素简直独一无二，跟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包括苏联的人都不一样。

梅纳特还去参观了五七干校。这个五七干校在北京郊区，归属于东城区，有1255人。学员有东城区各部门的干部，也有教师。有点需要说明，现在一说到五七干校，好像到那里去的学员都是去劳改似的。而这个学校的学员并非是政治上倒霉了，才到这里来的。

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两天后，第一个五七干校在黑龙江出现了。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干部有必要参加体力劳动的讲话。同时，报纸上也发表了黑龙江那所五七干校的经验总结。当天的社论号召机关里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年轻干部，除了老弱病残，都到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干部不做官当老爷，去掉官僚作风。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开始，大家住在村庄里，后来，他们得了一块沙地，开始建房打井。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开始有收成了。连续第二年获得丰收之后，他们实现了蔬菜、粮食和肉食品的自给自足，还办起了生产塑料桶的工厂。

重访中国，参观721工人大学成了梅特纳的一个向往，他在上海第一机床厂参观了该厂的工人大学。该大学在1968年声名鹊起，毛泽东对这种办学方向充满了赞赏，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就是著名的7.21指示。

梅纳特问，工人大学已经培养了多少人了，回答是230个技术员和10个工程师。校长介绍了学校的学制。早上学习，学习政治、军训、数学、机械、电器和英语等等。早上听课，下午自学。学期结束，或者考试或者作论文。

四十多年过去，文革的这些社会实践已经痕迹全无。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面貌却如此迥然不同的。

梅纳特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并不乐观，不敢预测。只断定爱国主义是毛泽东留给他的民族的最后一份礼物。这一点，梅纳特的确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