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是最宝贵的

---

纪念胡适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是最宝贵的

——访胡适纪念馆有感

程 序（北京）

“胡适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吗？”

“他不是当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后来又去了台湾了吗”？相信来自大陆的读者看到标题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下原先亦然。但当我看完座落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面对工作人员向我这个看似来自大陆的学者询问观后感时，我脱口而出的，便是标题上那几个字。

 

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敢于“反潮流”

清末民初，在民智未启，两千多年的传统“四书五经”文化尚在流行之时，胡适提出“白话文”，确实为惊世骇俗之举，必然受到顽固保守势力疯狂的围剿。但胡适毫不为所动。兹照录镌刻在胡适纪念馆第一展版上，胡适当时反击顽固派代表人物梅观庄的白话诗中的几个精采段落：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

‘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

“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卿的话很可靠；若事事必须从古人，那么古人‘茹毛饮血’，岂不更古于‘杂碎’，更古于‘番菜’。请问老梅，为何不好？”

“天下那有这等蠢才，不爱活泼的美人，却去抱冷冰的塚中枯骨。”

这就是胡适性格可爱的一面：既敢为人先，鹤立鸡群；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世人只知胡适“反共”，殊不知他同样也反对国民党专制，独树一帜。

兹先举一例。1927年，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王宠惠（美耶鲁大学大学博士）在《中央周报》上撰文，鼓吹“以党治国”和实行“党化司法”。完全违背了国民党以前

“司法独立”的主张；同时还爆出她指使临时法院院长郑毓秀贿赂美国记者，及其丈夫魏道明（时任南京市长）贪婪的丑闻。胡适看了很愤怒，写了《记某女士》一文，抨击这三人的腐败之举。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的总后台居然是国民党的大佬胡汉民！

为了反共，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曾提出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只要有中央党部的证明，政府就可给“反革命分子”定罪。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保障人权，须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超出权限即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沧反对新文化运动，将时下社会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归咎于“陈匪独秀胡适”。对此，胡适撰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批评国民党“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称“我们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胡适与徐志摩创办了《新月》杂志，针对国民当以“训政”为名，行一党治国之实的恶行，大谈“人权”和“约法”，成为批判国民党时政的园地。这些举动惹怒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批“党国”要人。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等秘密呈请中央，要求将刊物“设法没收焚毁”，并“控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而蒋介石则公开谴责胡适“反党”。

说胡适“反‘党’”，有他自己的日记和报纸为证。1931年3月17日，已发生过多次“驱逐校长”事件的清华大学，派出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教育部委派清华师生能接受的人当校长。当时提出的人选，一是清华老校长之一的周诒春，一是胡适。时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出面回复说，“周诒春未得（本人）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对此，胡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写道，“今天，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见胡适日记，民国卅年三月十七日；1931年3月18日的《大公报》）。

及至上世纪50年代后期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更是呼吁国民党的要人们“毁党救国”。认为国民党“把大陆都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了吧！”为此，他在报上公开发表题为《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文章。支持雷震等人积极筹备反对党。他和雷震两人多次密谈。甚至发展到雷震请求胡适亲自出面组党并出任党首、他自己当秘书长的地步。后来，雷震被国民党政府以叛逆为名逮捕入狱，判刑7年。

 

对美国也并非百依百顺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后，群情激奋。但国民政府始终竭力将此案局限于单纯的刑事案件。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处理沈崇事件之初，驻华美军迫于舆论压力，曾由驻华海军陆战队加强第一师组织军事法庭审理此案。1947年1月22日，该法庭判处皮尔逊强奸已遂罪成立。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旁听了庭审后十分兴奋。有记者问：“校长认为此案判决如何？”胡斩钉截铁地回答：“极为公正”。但后来过了几个月，主犯皮尔逊最终仍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无罪。一向视美国政体为理想体制的胡适受到极大打击。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切证据表明，被告有罪。我对此新发展表示失望。”

 

和蒋介石的关系显示出人格独立的魅力

中国文人历来是，一旦蒙“圣眷”，一般都会受宠若惊，感念尽忠，甚至以死尽“愚忠”。近代的例子，有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但胡适不同。从现已公开的档案特别是蒋介石的日记可看到，蒋虽对胡表面上尊敬，但心地里从来不把胡适看成是“同志”；而胡适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应对蒋介石“报恩”。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如胡适纪念馆的小册子中所说，是“道不同而相为谋”。例如“七七事变”后为人垢病的胡适很快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出任驻美大使一事。虽然表面上看，是违背了胡曾誓不从政的诺言，好像是胡帮了蒋的大忙。但胡适的想法是“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显然，他是因对“国”而非对某位“总统”负责，才改变了自己初衷的；而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奔走呼号，效果显著。为积贫虚弱中国的抗日赢得了相当数量的援助。东京《日本评论》甚至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

1951年5月，胡适从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他任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政党，而且第一要件是要蒋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里，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在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过程：“蒋公约我吃饭⋯⋯，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台湾省警备司令）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日记，1953年1月16日）。1958年，胡适又致信蒋介石，明确反对他第三次连任总统。

更令蒋介石不快的是，胡适曾几次当众顶撞他。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1958年4月10日，蒋介石出席中央研究院召开的胡适就任院长典礼暨第三次院士大会。蒋原以为自己把胡适从美国请回台湾当中研院院长，是给了胡莫大的恩宠。因此在讲话中颐指气使，除吹捧几句胡适的话外，把“反攻复国”等也加入到中研院的使命中。不料胡适并不买账，当场表示异议。在发言时回应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蒋气愤之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胡适）“真是一狂人”。更令人惊讶的是，蒋在私下，竟把胡适的逝世说成是“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蒋介石1962年3月1日日记）。

 

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最宝贵，但也最难做到

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下，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汉代，史官司马迁就因为秉持“春秋笔法”而遭受宫刑。这还算轻的。重的则有一批敢于说真话的文人残遭杀戮。国民政府期间，敢于批评国民党的学者，像闻一多、朱自清等，均逃不脱统治者的迫害；大陆解放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先有大学者梁漱溟，因为要为农民请命，要求最高当局者拿出“雅量”来听不同的意见，却受到最高领导人在政协全体大会上当众严厉呵斥，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后有“反右”和“反右倾”中，一批敢于提出独立思考的思想（例如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等）、并善意批评共产党的人，竟均惨遭迫害，大多数人落得妻离子散乃至家破人亡的下场。造成从此以后神州大地万马齐喑、“三面红旗”乱世的悲惨局面。文革中，则更有老舍等一批学者，只能以自沉太平湖等自杀行为以护已人格的悲剧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要求“从众”。“枪打出头鸟”是警告敢有独立言行者不会有好下场的俗谚。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胡适倡导“个人主义”，实质上是要用以人为本，来抗衡上世纪初出现的以阶级为本或以“众”为本的列宁主义及三民主义。说到底，就是要保持他自己思想与人格的独立。为此，他既不惜与曾经并肩奋斗的战友如陈独秀等分道扬镳，也不屑与名为鼓吹三民主义、实际搞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大佬们为伍。胡适能够奇迹般地终生保持人格和思想的独立而幸免于难，恐怕只能用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实在太大，当局者不敢惹众怒对其下手来解释了。今天我们看待胡适先生，不能不为他一辈子的独立人格和思想所折服；也衷心地期望胡适先生的精神，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特别是民族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