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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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刚刚进入2015年，法国就传来噩耗，位于巴黎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编辑部遭到恐怖袭击，导致包括周刊主编在内的12人丧生，多人受伤。这是法国本土40年来遭遇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

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即1月11日，整个法国共有370万人走上街头，悼念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其中有40余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赶赴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并肩参加游行，表示对法国的有力支持和对恐怖主义的坚决反对。

徘徊在全世界的恐怖袭击

自2001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以来，恐怖袭击像一个幽灵在全世界徘徊。

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上连续发生两起炸弹爆炸，酿成202人死亡的惨剧。

2003年8月25日，印度最大的金融商业城市孟买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52人死亡，167人受伤。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4列旅客列车连环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98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市区地铁站及公共汽车上发生爆炸，至少造成90人死亡、逾1000人受伤。

近年来，恐怖袭击事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

恐怖主义形成的原因

恐怖袭击在当前国际政治中被频繁运用，已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种新的挑战。

自“9.11”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大国着手建立全球反恐统一阵线，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响应，但恐怖袭击，仍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大有反恐反恐，越反越恐之势。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对恐怖袭击严加防范，甚至对恐怖主义组织主动出击，但要杜绝恐怖袭击，前景却不乐观。因此，研究恐怖主义形成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减少和防范恐怖主义，便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产生恐怖袭击的原因很多。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说，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发展的客观条件。

恐怖袭击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而战争则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文明社会，即便孔武有力如拳王泰森者，也不能随便欺负人。否则，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警察会依法惩办。关起门来打老婆也不行，也要治你一个家庭暴力罪。因此，生活在文明社会，人们平时较少有遭到恐怖袭击的恐惧。然而，当今的国际社会却远不文明，在这个半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实施的仍然是“丛林法则”。尽管我们有联合国，有国际法，但是，大国依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这就给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以大欺小，漠视其他国家的平等权利提供了方便。

自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国际政治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小国追求自由平等与大国实施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的矛盾。随着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国压迫小国，小国奋起反抗成为国际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大国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弱小国家以传统的战争手段与大国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恐怖袭击便成为一些弱势的政治组织对付强权常常采用的策略。

美国是个崇尚民主自由的国家。但在处理国际事物中，也常常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美国依仗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傲视全球，不可一世。这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常使美国政府忘乎所以，非常任性，再加上树大招风，不想树敌都难。因此，美国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首要目标。那么，美国的敌人既然真刀真枪地干不过美国，又不甘心俯首帖耳任其摆布，只好寻其软肋，找机会捅刀子。不幸的是，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有不少软肋。“9.11”恐怖袭击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和一些拥有武装的政治组织。人们对“基地”，“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组织所制造的恐怖事件耳熟能详，却常常对国家制造的恐怖事件置若罔闻。美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从事恐怖活动的不良记录。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搞恐怖暗杀活动的行家里手。1986年，美国出动F-111战机袭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寓所的事件，就是明显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文革时期，中国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也属于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

虽然某些国家或政治组织通过恐怖主义活动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譬如，前些年伊拉克反美武装通过恐怖爆炸或劫杀人质达到了迫使一些国家从伊拉克撤军的目的（如西班牙从伊拉克撤军），但是，恐怖活动的代价是高昂的。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恐怖活动愈来愈受到文明社会的谴责而丧失其道德基础，目的决定手段的机会主义辩解也逐渐变得苍白无力。

企图利用恐怖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其结果往往像绑架人质的劫匪同警察对恃一样，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便恐怖主义者的图谋能够一时得逞，但其真正的政治诉求非但无法得到满足，反而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唾弃。纵观近年来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遭到袭击的大多是平民百姓。因而，恐怖主义者即使属于弱势群体，其做法也是不得人心的。

既然恐怖袭击不得人心，为什么恐怖分子还为此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其中的深层原因，即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冲突。

这次巴黎恐袭事件与以往的滥杀无辜式的恐怖袭击有所不同，其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也更应引起人们的反思。

《查理周刊》与穆斯林的恩怨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创刊于1969年，刊名为《HARAKIRI》，1970年因刊登嘲讽戴高乐的文章被禁，杂志的编辑和记者随后将刊物改名为《查理周刊》，继续发行。《查理周刊》的特点就是利用喜剧图画栏目、卡通和漫画等挑战权威、讽刺时政。它的讽刺漫画无所不包，总统奥朗德、前总统萨科齐、教皇、基督教，都曾是他们的讽刺对象，但《查理周刊》引发争议最多的，则是其讽刺穆斯林的漫画。

《查理周刊》和穆斯林的恩怨可以追溯到2006年。那年2月，《查理周刊》转载了一家丹麦报纸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穆斯林结下了梁子。

2011年，《查理周刊》又刊载了一幅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起巨大争议。因为这幅漫画，杂志社办公楼遭到汽油弹袭击，这家杂志社也因涉嫌种族歧视而被告上法庭。2012年9月，这家杂志发表了数幅影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包括一幅裸体漫画。这幅漫画也随即在法国和一些伊斯兰国家掀起抗议波澜。《查理周刊》的做法，往严重了说，是“伤害了广大穆斯林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这不是人家哪儿痛你非往哪儿捅嘛。当年您拿戴高乐将军打镲，遭到查封；今儿您又拿人家穆斯林的先知开涮，这不是找不自在嘛！虽然法国人以浪漫著称，但这种玩笑也敢开，而且一直开了这么多年，足以证明法国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今年1月恐怖袭击之前上市的最后一期

《查理周刊》聚焦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胡艾勒贝克的新作《屈服》，头版刊登的是胡艾勒贝克的漫画头像，画中人物说“2015年，我开始掉牙，2022年，我就要过伊斯兰斋月”，在另一幅漫画上，这位作家说“2036年，伊斯兰国组织将进入欧洲”。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恐怖袭击之前，《查理周刊》已因为讽刺穆斯林而遭遇网站被黑、燃烧弹袭击等。事发一个小时前，该周刊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用漫画形式揶揄了“伊斯兰国（ISIS）”领袖巴格达迪。有人猜测，这很可能是引发这一暴恐事件的导火索。

法国警方证实，袭击发生时，周刊总部正在举行编辑会议，袭击者有可能是故意挑选这一时间发动袭击。3名袭击者的年龄分别为18岁、32岁、34岁。据悉，这3人在袭击时曾宣称属于“基地”组织。他们用类似于“定点清除”的方法，先是通过点名辨认，然后目的性极强地杀害了几位漫画家。当时录像显示，枪手在袭击中高呼：“Allahu akbar（真主至大）”，出去的时候还大声喊“我们已经替先知穆罕默德报了仇。”同“9.11”相比，他们并非滥杀无辜，而是准确打击冒犯自己宗教的“敌人”，他们拒绝劝降，甘心殉道。很明显，这次恐怖袭击是宗教狂热分子对左派媒体的血腥报复。

另据最新消息，也门基地组织领导人安西宣称，其组织策划安排了1月7日对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办公室的恐怖袭击。并表示，该组织不会就此收手，未来还将发动类似的袭击。

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差强烈的广泛回响也值得人们注意。

在法国和西方舆论的普遍支持下，恐怖袭击后最新一期《查理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哭泣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在“宽恕一切”的标题下，穆罕默德举起“我是查理”的标牌，表示这家杂志捍卫言论自由的坚定立场，并且得到广泛支持。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这幅漫画是对伊斯兰教的侮辱。

在伊斯兰世界，抗议《查理周刊》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侮辱则此伏彼起。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利亚、土耳其和约旦等国的许多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活动，部分地区的游行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

言论自由的界限

这次恐怖袭击应该引起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界限进行深入思考。事件发生后，全欧洲发起了“我是查理”行动以捍卫言论自由，但却忽视了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设定界限的问题。《纽约时报》于1月8日发表的专栏作家大为·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文章“我不是查理”，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文章指出，人们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将遇害的《查理周刊》的编辑们当成烈士赞美，不无道理。不过，人们同时还需要正视一点，那就是过去20年里如果有人要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发行讽刺报刊的话，那他甚至连半分钟都撑不下去，因为学生和教师会指控其人此举是在散布仇恨言论，当局也会因此对其人进行干预。

同法国一样，美国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但美国主流社会却显得相当保守，尤其在对待宗教和种族等敏感问题上，强调政治正确已成为媒体和政治人物的共识，言论自由的限度也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尽管美国上流社会崇尚“政治正确”的风气时常遭人嘲笑，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为缩小各族裔之间的文化隔阂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做到既保证言论自由，又能尊重不同文明的传统习俗，应该引起《查理周刊》的反思。

很明显，《查理周刊》事件将会引发新一轮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这一冲突在本质上属于信仰一神论的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很难找到调合的余地。

从神学理论上来说，两个信仰一神论的宗教无法和平共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信仰一个神，且都对这个神有各自的理解。他们信奉“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戒律，相信神即是真理。因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只有我信仰的神是真理，其他的绝对是荒谬，原则上亦不容许信徒相信其他宗教。一种宗教的排外性越强烈，就越容易走极端，导致傲慢与偏见。如果同时出现两个以上这样的宗教，还盼望天下太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十字军东征，火烧布鲁诺等历史事件，都为这种神学观点做了脚注。

既然信仰一神论的宗教在神学理论上无法共存，为什么当今世界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又能够和平相处呢？这不得不归功于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实施使宗教权力和国家的政治权力分割开来，也使宗教在社会生活中降低到个人信仰的次要地位。例如，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世俗主义思想才能广泛传播，不同宗教才能和平共处，多元文化才能得到保护。

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原因，法国是西欧拥有最庞大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保守估计也有500万左右。近年来，大量从西非和北非涌入的移民，使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但他们在法国社会中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就拿这次恐怖袭击的三个嫌犯来说，都是没有正经工作、生活贫困的青年。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很容易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产生对立情绪，从而在文化认同上将自己同蓬勃发展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绑在一起，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仅形成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天空上的一片雾霾，也为极端主义分子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许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走向趋同，但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长期的，尤其是以一神论宗教为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难以消除的。

避免渲染仇恨，加快经济和文化融合，应该是巴黎恐怖事件带给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