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中美关系

---

今年是中美两国建交三十五周年。　
35年前的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令全世界瞩目。
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沟沟坎坎，虽然现在也不能说走上了康庄大道，但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仅就两国双边贸易而言，1979年，两国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2013年，便突破了5000亿美元。从零售商沃尔玛货架上充斥的
“中国制造”的商品到美国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的中国留学生，您就能体会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中美两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距离遥远。在近代历史上，随着西方国家将全世界纳入其新的世界体系之中，中美两国才得以产生交集。尽管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却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日趋没落。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新的世界体系中逐渐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从世界体系、主权国家和两国领导人个人层面来看，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美国对中国基本上持友好态度，其对中国的帮助远远大于伤害。
“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出兵镇压。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当年7月3日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呼吁列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虽然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但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制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使中国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
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无疑都将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于优先位置。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对“中国市场”过分乐观不无关系。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因而，美国对于在中国占领领土并不感兴趣，却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感到担忧。一旦中国被瓜分，那么，中国势必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这将打破把中国作为美国商品出口市场的梦想。因此，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谁成想，列强各自心怀鬼胎，虽未公开表示接受美国提议，却都悄悄停止了瓜分中国的步伐。因此可以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还是释放了不少正能量。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中国面临着巨额战争赔款，即“庚子赔款”。美国率先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上，招收中国留学生，并在中国设立清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大批人才，以至于其他列强也随之效仿。怪不得同列强打交道最多的李鸿章曾经感慨，“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
“铁哥们儿”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爆发五四运动。美国朝野对五四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中国西方化现代化的标志，而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列强而不是针对美国的。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Paul Reinsch）整个就是一中国人民的“铁哥们儿”。当年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中国人保密的时候，中国人悄悄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五四学生干嘛要火烧赵家楼呢？据说是他们在天安门游完行，要上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遭到军警阻拦。学生们非要讨个说法儿不可；于是，就人提议去找瑞恩施给评评理。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信任的。瑞恩施家住东总布胡同，那个大院离我家不远，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办公场所。这个大院离赵家楼曹汝霖家也就一箭之遥。那天学生们来到瑞恩施家时，碰巧瑞恩施出门没在家，本来想找个人诉诉委屈的机会都没了。您说学生们心里能不堵得慌吗？不知谁提了一句，那曹汝霖家不就在旁边儿嘛！于是，学生们突然发现了泄愤目标，一哄而起冲向了曹宅。怎么就那么寸，那天学生想找谁都找不到，曹汝霖也没在家，却撞见正在曹家串门儿的章宗祥。几个学生一哄而上，给这位公使先生一顿臭打，并放火烧了曹宅。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为什么说瑞恩施是中国人民的“铁哥们儿”呢？这不但是中国人这么认为，美国人也有这种疑问。当年他回美述职，并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时候，就曾遭到不少美国国会议员的责难，说你到底是美国驻中国公使呢还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你到底替谁说话啊，你？后来司徒雷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分析国际政治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关键人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把瑞恩施换成安倍晋三，那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中，除了瑞恩施，其他很多人物，如罗斯福、尼克松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并产生了相当持久的影响。
二战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最好时期应该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中国市场梦属于盲目乐观的话，那么，二战时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的计划则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战争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国自然有大国的野心。早在战争远未结束之前，美国的外交精英便向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要在战后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鉴于日本是极具侵略性的国家，美国拟将其战争机器彻底粉碎，使之变为一个农业国。而中国历史上与美国友善，且无侵略性，美国应帮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在远东钳制日本。罗斯福总统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施。所以，我们看到战争后期，美国飞机对日本狂轰滥炸，日本城市几为废墟。与此同时，美国处处提携蒋介石政府，使积贫积弱的中国俨然成为反法西斯阵线的四强之一，参与国际事务。美国政府并派出大批代表团到中国，帮助中国规划战后重建。其中一个代表团为中国在战后立即上马兴建的八百多个现代化工矿企业还画出了蓝图。
天上掉馅儿饼，中国没接，要不然不至于到现在还吭哧吭哧地奔四化。这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造成的。当时的中国处于内战时期，中央政府比较腐败，中央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忙于对付共产党，忽略了党内官员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以至于使美国驻华外交人员普遍认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且专制独裁，而延安的共产党政权才是中国的希望。当然，那时的中共是非常崇美的。
您可能认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和苏联保持一致，不可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走得太近，但实际上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却是赞不绝口的。每年7月4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日报》都要发表热情洋溢的社论，向美国表示祝贺。从《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您就能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对美国的态度。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缺少美国建国先贤们那种启蒙主义精神和为国为民的宽广胸怀，再加上二战后的中共又有了和中央政府叫板的本钱，蒋介石和毛泽东谁也不服谁，抗日战争刚打完，国共两党就打起来了。刚开始，美国还一劲儿地劝架，想撮合国共两党成立联合政府，后来实在没戏，只好撒手不管。况且，欧洲多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因而，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就虎头蛇尾，帮助中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并用中国来钳制日本的计划也就泡了汤。
“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美国欲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体系的图谋，遭到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坚决抵制。斯大林趁德国战败，英法遭到重创之机，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这种意识形态分歧最终导致冷战爆发。在远东，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执政的国民党，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对南韩虎视眈眈，而胡志明领导的越共也在越南北部建立起共产党政权。所有这一切在美国的杜鲁门政府看来，都是共产主义扩张。因此，美国外交官凯南提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全球战略。由于意识形态分歧，美国不可能支持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在亚洲选中了日本。
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进行冷战的一个棋子，美国必须将这个敌对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除了土地改革，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外，美国占领军在日本移植了美国民主，并以法律的形式欲使之永久化。因此，一部新的宪法按照美国的要求诞生了，这就是日本的现行宪法，亦称“麦克阿瑟宪法”。于是，日本成了美国在亚洲围堵中国的盟友。
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从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到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在外交上一边倒地投入苏联怀抱，而美国则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围剿中国的包围圈，并将台湾重新纳入其保护圈内，进而在1954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成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对付中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冷战期间，中国同苏联老大哥度完蜜月反目成仇直至兵戎相见的经历及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对孤立的境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自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虽然表面上继续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到七十年代还唱起“三个世界”的理论高调，暗地里却悄悄地转向实用主义外交，向西方国家抛出了橄榄枝。
重启中美关系大门
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和当时美国此起彼伏的反战运动，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了一起，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1971年4月， 毛泽东亲自发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以此表示中国对同美国交往的诚意，史称“乒乓外交”。
尼克松是个强势总统，常出些新点子，外交上有很多突破。上任伊始，便接受了基辛格对世界的看法，认为冷战初期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美国应在“多边外交的新时代”中利用中苏分裂，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并在力量转化中寻求新的平衡。当他得知毛泽东也有利用美国对抗苏联之意后，大力推动实用主义外交，并于1972年访问北京，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中美两国在共同努力下，于1978年12月15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第二天，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简称《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的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尼克松1972年访华重新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但建交问题却拖到卡特总统任期内才得到解决。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毛泽东可以信口跟尼克松说，“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但负责具体谈判的官僚部门的公务员们就不会这么轻松。另外，同中国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制度不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不但有行政部门中的政治人物和公务员，而且还要通过国会的审批。
鉴于中美建交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双方最终达成妥协：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3月底，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利用台湾在国际问题上制衡中国留了一手，也使台湾在日益狭窄的国际空间中得以生存。
中美建交增加了美国同苏联对抗的筹码，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中美建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获得空前发展，我们这些中美建交后来美留学的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就是直接受益者。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双极世界体系（Bipolar system）崩溃后，单极世界体系并未随之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多极世界体系。欧洲正在加快一体化进程，一个统一的欧洲无疑将会对美国单极世界体系造成挑战。对此，美国以北约东扩孤立俄罗斯，以轰炸南斯拉夫打击欧洲小国对大国的信心，使欧洲一体化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单极世界体系造成的挑战要大于一个统一的欧洲。中国崛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日益减轻；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发展也使美国正在失去利用台湾制衡中国的筹码。因此，《与台湾关系法》的命运也将会随着美国国家利益重点的转移发生变化。朝鲜半岛的安全、南中国海的争端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等问题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远比台湾问题更为重要。在这种严酷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台湾的处境是非常令人同情的，因为台湾的存在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9·11”以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暂时将中国纳入反恐同盟，但在战略上仍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当今世界，大国政治依然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按照杭廷顿的说法，国家间意识形态的纷争将被文明冲突所取代。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毫无疑问，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成为变化中的世界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