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超越中国的“小中华”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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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中国周边有几个国家曾自称“小中华”，比如朝鲜和日本，越南也不例外。而且与朝鲜、日本不同，越南曾在历史上被明朝直接并入版图，因而在对中华文明的模仿和学习上比朝鲜、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在明亡后，越南自认为与满清同等继承了中华正朔，对中华文化有着“是夏非夷”认同，某种程度上这类似日本人宣称“崖山之后无中国”，而自认为比中国人更“中国”的怪论。越南又是古代东亚世界中边缘区域的强大势力，它对周边的诸多小国也确实扮演着“小中华”的角色——对东南亚的事务，越南中央政府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权。
然而纵观越南历史，我们却可以发现，与中原相比，越南的王朝更替速度要快得多，仅在清朝200多年间，越南就经历了三个封建王朝，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古代“小中华”梦结束了，两国的近代道路从此分道扬镳。越南的历史，要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重新由越南人自己来书写。
中国一手帮助建立起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建国之初，其政策就对中国亦步亦趋。例如，1956年-1958年间，越南和中国几乎同步进行了“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
至于国人耳熟能详的“革新开放”更常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模仿之举。现代版“小中华”梦一直在越南精英的脑际徘徊——尽管有时候荒腔走板，尽管有时候一边学着中国一边还要与中国为敌——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惯性。而且，在这种模仿的背后，还有着某种“模仿中国、超越中国”的“潜台词”。
虽然如此刻意模仿，越南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越南多年来一直希望通过学习它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来避免“苏联式”崩溃，但近年却“邪路”魅影再现。为何越南的“小中华”模式走到了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本文试做粗浅的探讨。
战争“绞肉机”吞噬的不仅是越南的一代青年
越南战争中，中国、越南、苏联三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中苏大幅降低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力度。但北越却靠“最后一粒子弹”消灭了南越，这出乎中国、美国和苏联三个大国的预料——某种程度上甚至出乎越共自己的预料，极为顺利地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这一胜利对越共此后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从心理上讲，让越南对自身实力产生了极度的高估。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二五”计划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新解放的南方地区实施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其中包括将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这样的政策——不久后他们就会指责红色高棉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人所熟悉的越南“排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越南南方解放区的华人，他们大部分被划为“资本家”而遭到打击，后期更是由于中越关系恶化饱受迫害。
根据中国1989年《东南亚研究》杂志论文《1976年以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评析》，越南预计其“二五”计划需资金30-40亿美元。而苏联仅同意提供19.2亿美元资金和7亿美元的物品。不足部分计划通过吸引西方国家外资补足。这些资金，主要计划用于大规模基础建设。越南希望通过这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实现本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建立国家的经济基础。
但越南的“自大症”却将这一计划彻底葬送，他们非常不明智地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这只能解读为越南将自己彻底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如果任由越南顺利实现扩张目标，将直接威胁到中国南方地区的安全。这里是中国为应付可能的中苏战争苦心营建的大后方，也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前沿。就好像中国不能容忍美国在鸭绿江边驻军直接威胁东北地区一样，中国也不能接受一个既“反华”又“富强”的越南的。既然越南已铁了心走上“反华”道路，那么就必须彻底削弱越南。由此，中越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
相比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摧枯拉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中国是一场苦涩的胜利。但当时联邦德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的评价或许值得我们一听：“让我们假想，如果有人入侵了德国，占领了汉堡，然后又迅速撤退，那么德国会怎么办？”后来的历史进程证实了当时西方的这种猜想，东南亚战争长期化，越南开始被持续“放血”。
中越之间长期的边境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规模不大，伤亡率也不高的局部冲突，对于越南而言却是一场损失惨重而毫无收益的全面战争——越战中，越南可以通过中苏输血和最后吞并南部地区带来的“战争红利”缓解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影响，但80年代持续的消耗越南则根本无法弥补。两山轮战越南死伤人数看起来不多，仅有数万人，却迫使越南在北方保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且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这支部队提供军事装备、燃料、物资……这个缺口越南是无论如何填不上的。同时，柬埔寨的游击战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绞肉机”战争，几乎吞噬了越南一代青壮年——越南在柬埔寨前后伤亡几十万人。但对于越南来说，人口结构的破坏还只是战争诸多恶果中的一个。
在急需和平建设的时代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导致越南关于“二五计划”的美好设想完全落空，国民经济只能依靠苏联“无偿援助”来维持了。
据估计，越南在“二五”期间从苏联获得援助实际达到31.8亿甚至50亿美元。但这对于越南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而言，仍只能是维持性的。
从苏联援越项目种类来看，带有浓重救济性质。其中提供数量最多的是石油，高达500万吨；其次是粮食，450万吨；此外还有1亿米布匹——一则笑话说，黎笋向勃列日涅夫请求援助，勃说：没有物品了，请自己勒紧裤腰带。黎笋说：请给裤腰带。这笑话的背后实际反映出越南当时悲惨的经济状况，即越南本身不具备足够的“造血”能力，一旦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援助来源，仅依靠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提供的援助肯定会造成“慢性失血”。
越南当时的经济状况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中国社科院相关资料，1980年以后，越南经历了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1980-1985年，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从25%上升到91％，1986-1988年越南甚至出现过300%-400%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大部分年份徘徊于2-5%，只有极个别年份超过8%（如1979年战争导致越南GDP下降30%，次年因战争结束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超过8%）。
现实状况使越南没有精力和财力来对南部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无法充分恢复南部解放区的生产力为己所用，反而让南部变成了越南政府的包袱，改造最终蜕变为大规模掠夺。这对于后来越南的“革新开放”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南越“遗老遗少”仍有很大的话语权。这一点，越南与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以上仅是就越南国内而言，错过80年代东南亚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未能完成产业升级、稳定经济，则是侵略柬埔寨带来对越南未来影响最深远的恶果，关于这一部分，下文再加以讨论。
越南经济到底怎么了
1986年，奉行扩张政策的黎笋在内外交困中病死，越南“革新开放”之父阮文灵执政，改革序幕拉开。
但越南要发展，仍有诸多困难。经过多年战乱，国内百废待兴，越南政府无力恢复基础设施，必须依靠苏联援助。这一时期苏联对越援助可谓全面而深入，其对越南援建的一系列工程为越南此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仅以前述《1976年以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评析》一文资料，苏联在1985年后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从提供消耗性的实物为主转为帮助越南进行基础建设。这其中包括了多个大型水电站和热电站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多条铁路、公路，以及现代化通讯设施，这些为越南发展现代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而与中国关系较大的，则是苏联对越南能源工业，尤其是石油领域的援助。
北部湾和南海的石油资源是70年代才被发现的，1975年，首次在越南发现天然气，有美国作者甚至认为这是触发“北越对西贡最后攻势”的原因。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越南援助的最重要项目，莫过于成立苏越联合石油公司，大规模开发石油，尤其是向越南援助了当时价格极为高昂的近海石油钻井设施。石油一度成为越南经济发展的“法宝”，石油出口额曾占越南GDP的15%左右。不过近年来石油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2012年，越南石油出口额相当于其GDP的6.6%，此后继续下行。
可见，说越南光依靠南海石油发家致富的说法并不贴切。这主要是因为越南的海洋石油产量增长需要持续的高额投资，因此越南无法长期维持高产。2010年后，越南探明石油储量停止增长，这与其近海石油资源开始枯竭有关，同时越南无力继续勘探深海石油，必须依靠外资。但试图在“九段线”内开发石油则显得过于危险，即使是外资也不敢贸然介入。
此外，越南石油出口虽多，但随着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它消耗成品油的需求也很高。结果一面大量出口石油，一面大量进口成品油，实际收益有限。近年来越南开始重视建设自己的石化工厂，2009年其第一个大型炼油厂投产，其原油出口量随之骤减。据2014年1月数据，越南国家统计局公布，越南1月原油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9%，为58万吨或13.7万桶/日。从这些出口中越南获得了约4.8亿美元的收入，同比下降34.7%。同时越南石油产品进口同比增加22.4%，增加值大约60万吨。当然，也需要看到，石油仍是越南重要经济支柱，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于越南较小的经济大盘而言仍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91年苏联解体后，来自苏联的援助彻底中断。但与落入类似窘境的朝鲜相反，越南不仅没有面临经济困难，反而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
90年代初，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考察后，越南认定中国广东省的改革发展模式最适合自己。他们提出“瞄准广东”，把广东当作追赶目标，甚至研究广东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选择部分加以模仿。
大致来说，越南这一时期的经济战略，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大量出口成衣、鞋类等日用消费品；对外出口石油、木材等天然资源，换取外汇购买各种所需的物资。在越南之前，“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就是从劳动力密集产业起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奇迹，在80年代也是这样起步的。
然而，与中韩等国相比，越南的外向型经济却出现了奇怪的发展特点。其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常年对外贸易逆差为出口总额的16-20%。
这与越南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种类密切相关。越南出口的主要产品除了石油天然气，主要是成衣、鞋类、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而其国内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也要依赖大量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真正的附加值很低。这使越南国内难以积累起巨大的资金进行投资，产业升级非常困难。
在巨额逆差的前提下，越南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赖外国投资，一旦外部资金流入速度放缓，就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生产所需的资料，其出口增长就会放慢。也就是说，越南经济高度依赖世界经济繁荣，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问题，越南就会成倍地放大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这些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结果就是越南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外部环境，且要靠高通胀换高增长。从2006年开始，越南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迹象。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越南CPI指数上涨21-23%，GDP增长率降低到6.25%。随后的2009年，GDP增长率再跌，仅为5.3%，这已经引起恐慌情绪，当年越南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避免人民陷入饥饿中”。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越南这一轮的危机中并未袖手旁观。据美国国会的相关数据，中国在2002-2007年间向越南提供贷款和投资达50亿美元。2009年的统计数据称中国援助越南占中国对外贷款和援助总额的0.6%——这个援助力度有限，相比之下对坦桑尼亚援助达到4.6%。但是对于GDP不过1000多亿美元的越南，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2011年，越南GDP增长率回升至7%，国际上部分人认为越南正在走出危机影响。但当年其CPI高达12.6%，实际通胀率更高，显然仍是“高通胀换高增长”的路子。此后越南经济增长率再次下跌至08-09年时的水平，危机再次到来。
与这2011年冒头的新一轮经济乏力同步，南海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2011年5月底，越南国家油气集团‘平明02号’在中国海域开展勘探，电缆被我执法船切断。6月中旬，越南租用的法国探测船VIKING 2号再次试图进行海洋勘测，我执法船再度切断其电缆。以此为标志，中越又现紧张气氛。
越南在经济不景气、石油开采量遇瓶颈的情况下，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最终撞上南墙。这一举动与其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走上中国已绕开的歧路——政治改革带来执政危机
国内媒体在提到越南“革新开放”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到越南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快步进行政治改革。有些媒体甚至将越南的经济高速发展与越共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越共的政治改革是越南经济发展“健康度”高于中国的原因——至于越南经济到底哪里比中国“健康”，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他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
越南政治改革的主要“成果”包括：“差额选举”、“意外落选”制度、允许公民自荐参选、候选人民意调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越南国会的权力。然而，形式上扩大党内民主的做法虽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事实上却并未对反腐产生多大有利影响，据2010年透明国际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越南腐败指数为2.7分，在受调查的178个国家中位列116位。
更深刻的教训是，越南“党内民主”徒具形式，未能形成良性的协商决策机制，实际结果反而是党内矛盾公开化，动摇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动摇了执政党的权威性，动摇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同时，越南改革中“媒体监督力度”也受到重视。尽管越共并未放弃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其在西方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依旧处于倒数10名的位置，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据悉，越南虽然仍在电脑上禁用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等），但在智能手机上却畅通无阻。社交网站在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最近南越流亡党也是通过FACEBOOK来煽动和组织暴乱的。
越南还延续了一些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试错”后放弃的做法，例如军队经商。据网络相关消息，2007年越共就曾想禁止军队经商。但截至2012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还亲自表彰了百名军中经商优秀代表。换句话来说，党对军队早已失去绝对控制，军内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
另外，在2008年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越共计划推行“私有化”，但通观越南的实际情况，其南方经济其实并未进行彻底的公有制改造，并不存在“私有化”问题。因此实际上所谓“私有化”计划，就是把上面提到的军队经商搞出来的大型
“国有企业”给“私有化”。这一政策也并未能落实。
上述问题，在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前提下，或许还只能是“隐患”。如果执政党方向明确，假以时日，还可能加以克服和解决。但是，在经济形势不好，执政党政策屡现偏差，国际政治经济冲突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执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