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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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进母亲的娘家
我在襁保和姗姗起步中母亲就带着我回娘家，上小学、中学以后母亲又数次让我单独前往。因此，我对外爷家的一切，印象深刻。
外爷家位于四川省北部的嘉陵江支流——大龙岗南麓，苍溪县东溪镇。镇头在山腰，镇尾在河岸，风景秀丽。那里既有河弯、又有码头，是南北船只的通往口，是川陕甘边区几县的货物集散地。因此，江河里的船只频频，20、30年代曾有外国人在那里开照相馆、传教，也有外地人开舞厅、开赌场、茶馆等。镇子发达繁荣、生意兴隆，那里除了人们富有外，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文化信息开发早、且历史久远。曾经出了两名进士，民国时期有军队、政府的高官，有海外留学人员。他们的后裔中有革命历史将领和政府要员，也有人在学术上被列为中国当代名人录的科学家等。
母亲出生于清朝最后统治的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革命运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由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的影响，加之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一些城市办学，提倡男女平等，这些深深影响了外祖父。四川北部乡镇偏僻闭塞，女孩子们大多被关在深阁内不得外出，更不能出外读书，且缠小脚。外祖父极力反对，让母亲放脚。后来母亲的脚虽然不是小脚，但脚被挤压后仍比常人瘦小一些。外祖父更认为女孩子有读书的权利，应该知书识理。他请私塾先生到家里，教母亲和三姨读书识字。母亲先后读过女儿经、百家性和“四书、五经”以及诗词、歌赋。因此，母亲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但在儒家思想教育下，却有教养。她性格开朗，为人豁达。她那“吃亏在前、享受在后”、“吃小亏、占大便利”以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时要把无时思”等，许多具有哲理的顺口溜和四言八语时常琅琅上口，直到90多岁还常常向一位外孙女唱：“三月里、桃花开……”、“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以及“摇哇摇，摇到外婆桥……”等儿歌。母亲还爱看报纸、杂志，经常对大家讲述世界大事，包括国际争端、世界战争等。有时讲得井井有条，活像一位政治评论家在讲话。
外祖父也将儿子送入大学，舅舅毕业于政法学院，就职于省民政厅、见多识广。
记得我在外祖父家，家里还有当教师的冉舅母、小表弟和姑姑。舅母个子不高，文静亲切，来到她的身边我仿佛在家里一样有了依靠。外爷家让我最新奇的是他们家的厕所。它紧靠大河边，里面是木板凳位，人站上去还会吱吱作响，我担心它承受不起自己，这自然是多余的顾虑。从厕所的窗户望出去，脚下是斜坡地。远处是河流，船只忙碌地来来往往，船上的吆喝声和“嚓、嚓”的划浆声，显得份外热闹。对面河岸外是重重叠叠的青山，山上隐约可见农舍，蓝天白云间浅淡悠闲。厕所无形中成了我观望风景的地方。下到镇外的河边再去观望，外爷家的房屋外侧是吊脚楼，我感到很稀奇。
外祖父和冉舅母都抽大烟，人们称之为“烧烟”。烧烟的方式很特别，用具很讲究。外祖父的大床上横放着一排枕头，床的中间摆着一个大烟盘，烟盘中有一盏小玻璃油灯。外爷和舅母侧卧在火焰缭绕的烟盘两旁。我因为好奇，想看个究竟，看他们是怎样烧烟的，多次爬上床，依偎在舅母背后。见她先用一根银扦子，取出一块不知从哪里挑出来的、胡豆大的鸦片烟，即所谓的“烟泡”。据说那时候的大烟不纯，她右手持烟泡在灯的火苗上烤，烤软了就在左手握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翻滚，直至翻滚成椭园形，再将烟泡插进一个吸烟筒的圆孔上，请外祖父烧烟。这时外爷接过烟筒将烟泡对准火苗吸，我感到很新鲜。后来，我发现有钱人家的大床上都有此设备，好像它是富有的象征。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逐渐明白真象，它应该是上世纪外国烈强的鸦片入侵中国，所遗留的恶果吧！
在外祖父家，让我内心极为不平静和同情的，是那可亲可爱的傻小姨。我每次见到她，她的表情都很兴奋。她满脸堆着笑容，傻乎乎的问我：“XX，你好不好，大姐好不好”，重复再三，没有其它的话语，实际上她也不会说其它的话。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她真是个傻子，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她只有一岁多。那年头没有牛奶，因为饥饿她成天哭闹，使外爷心烦意乱。有一次小姨哭闹不已，外爷打了她一掌，她当即头倒地，头部碰伤。随着她年龄不断增长，才发现她不会讲话，反应迟钝。外爷后悔、痛心已晚，只有将她养在家。当我懂事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可怜的老姑娘、可亲的傻子了。一年又一年，每当我看见小姨心里都有说不清的难过。她看见我总是笑着问大姐好不好？也许她心里很苦、有许多话想说，但她只会拉着我的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记得最后一次我去外爷
作者：辜学薇（印第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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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她已经病重了，那时她住在黑暗的楼阁上去了。那里从来没有人住的地方，是一处非常偏僻、冷静的角落。厨房的烟雾不时还会飘上去、飘进她的房间，我预感到小姨的病治不好了。心里阵阵凄凉、痛楚，我坐在她的床边，她流着泪说不出话，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久久舍不得离开她。临别时她还是只会说：“大姐好”。
我每次返家时，母亲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姨是啥样子？”，不由我多讲，她都会泪流满面。母亲说：“妈死得早，她遭孽(指小姨)后妈哪管得了”？她还说本想接小姨到我们家由她自己照顾，又怕亲戚议论、怕周围的人看不起。是啊！现在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每当我想起小姨，心里都惆怅不已。小姨没有母亲的爱，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孤寂、被人歧视中度过一生，在疾病中受折磨、在悲惨中静静地消失。
我单独到外爷家时，也让我受益非浅。他们上下老小都认为我是代表母亲从远方回来的贵客，把我当大人对待。按照他们的说法：“大小姐的女儿回来了，应该坐上把位(即上方的位置)”。所以每日三餐我总是同外爷坐在桌子的上方，而且大家还不断地给我挑那些大盘子里面的菜。菜堆放在我的小圆饭碗里，几乎看不见米饭，我成了外爷家中特殊的小客人，阿护备至。
不仅我在外爷家如此受到优待，在镇上外爷的亲戚家我也被视为“稀客”。外爷家往来的亲戚都是当地的名门、富豪。他们都是大家族、大财主、且亲连亲，喧赫四方。他们认为我母亲嫁在门当户对的人家，外孙女到娘家，亲戚们也不能丢面子。所以，他们正月初宴请亲朋、同时也请我，把我当着代表母亲回娘家的远方客人。无形中我又成了“特殊的小大人”。那些亲戚家，房屋高大、宽敞，都有前院、后院、过庭和走廊。有的家室内摆设与外爷家完全不同，家具式样新颖，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有一家的男孩在国外留学，另一家三个比我大的姑娘都如花似玉、亭亭玉立。她们身着绸缎衣，蚊帐透明如丝。枕头、蚊帐帘、窗帘都是图案漂亮的挑花。加上那些室内设置，显示出一股富有的气派。大餐桌桌面漆光透明，几乎能照见那各式的青花大盘、大碗。席间有黑白相间的嫩笋海参，有全鱼、全鸡、全鸭，以及许多我叫不出的菜名。它们显得大方、漂亮，也很好吃。特别是有一家的甜食——大麻圆，使我至今难忘，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见过。
在外爷家我虽然过得很快乐，但我心里时常不安，怕突然发生意外。因为有一次母亲带我回娘家，正好碰上“土匪抢窃”。那时一些乡间经常发生闹“土匪”，即所谓“吃大富”，实际上是贫苦的农民造财主的反。通常他们积聚一大帮人，专门抢窃有钱的大户人家。那时我年纪小，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家仆进门慌慌张张地告诉外祖父“匪来了”，全家上下顿时惊恐起来。不一会儿，主仆10余人携带几口皮箱慌忙地登上两只小船。只见外祖父着急地催促船工把船滑快一点，那船行在漆黑的河里，夜深人静，我害怕极了，紧紧地依偎着母亲，不敢出声……当晚我们住在外祖父乡间的大院子里，那空荡荡、黑漆漆的院子，平时只有种菜的、守房子的家仆一人住，一群人去了仍是阴沉沉的。每次到外爷家我都畏惧往事重演，过了大年、即正月15我就想起程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