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公 周 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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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亲人眼中的外公
外公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人。……如周诒春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章元善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人们对周诒春先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图利而舍已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他认为无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之，羞于为伍。他学有专长，经验丰富，但很少公开演讲或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学生讲话及在参加各种会时发表意见除外），亦无著述问世。
在外公给二舅的信（见周诒春给二子周佑康的信）中，两次提到的豆豆就是我。分别是在我三岁和六岁的时候，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看到。总之，在我们亲人的眼里，外公是一个有家庭和社会责任感，外表严厉而内心充满温情的人。因为他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所以一生坷坎。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的爱。记住他为社会、为民众所作的一切。
（本文引用了唐宝心、章元善、王思立、钱听涛、史轩、江志伟及诸多清华中学老校友的文章。在此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李之清
周华康对周诒春的零星回忆（2010年9月7日）
我是周诒春第三个儿子，1914年生于清华学堂，现年96岁。限于脑力与体力，只能写一点材料供参考。
李之清是我妹妹（周珊凤，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已故）的长女，我出生在北京清华学堂，她出生在贵阳花溪。当时我的妹妹在贵阳清华中学教书。她的名字中有一个“清”字，我的名字中有个“华”字，都是为了纪念清华。
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训话，对象主要是二哥和我，内容围绕着“勤俭”进行一切活动。他说，能去美国很有启发。因我们姐妹弟兄六人，他无力送我们都出国。为公平起见，出国要靠自己。他说到做到。我们六人中只有3人能靠奖学金出国求学。我的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我们有点怕他。有时晚上我们还在玩，听到他的汽车声音，我们就赶快去睡觉了，怕他再教训我们。
大约1924年前后，我大姐周丹凤与清华校医李岗结婚，婚后住在清华。他差不多每星期都去清华，达几年之久。我父亲的活动，我不了解，只有一点，他在清华园校门对面100米外买了几间简易农民住房和一块地（几亩）。据说是准备在年老退休后居住，以欣赏清华大学的发展。据我了解，他从未在此住过。
1930年左右，李岗去美国专学耳鼻喉科，回国后即迁居上海。我们未再去清华。关于这个房地的下落我不清楚，我估计，这块地离校址这么近，很可能已被利用。
1937年，周诒春迁居南京，我留在北京学习，联系中断。
1950年，党派人将他由香港接回，任全国政协特别委员，住在我家。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我思想偏左，对他不够尊重，父子之间很少思想交流。经常来访者有协和医学院校长李宗恩，他的女婿、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家李宗津，1957年，他们先后被批判，后李宗恩被调至昆明医学院离开了北京。
1958年后，他迁居上海我姐姐家，1958年8月30日因直肠癌去世。
1960年，他的骨灰被送回北京，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文化大革命，经过红卫兵处理以后，未再找到骨灰所埋地点。
周 志 春 的 零 星 回 忆 （周诒春之孙）
我上小学的时候和公公住在一起。下学后，我喜欢到公公的屋里玩儿，摆弄他的东西。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木雕的鱼，长约20厘米。我很好奇，这鱼只有一半，一面雕的是鱼，另一面是平的，就问公公。公公说，在贵州时，鱼不便宜，很少吃，吃也只能吃掉一面，下次再吃时，把木雕的鱼垫在下面，不又是一条完整的鱼了。公公在贵州时当的是财政厅长，自家吃饭如此，却办了所清华中学。我们家只有晚饭才是正餐，姑婆林巧稚和爸爸很少准点回家，公公和婆落座却不动筷子，直等到姑婆和爸爸回来才开饭。公公告诉我，这个家的开销由姑婆和我爸妈撑着，应该尊重他们。
近年，看了些有关公公的文章，知道他在贵阳当厅长住的是废弃的庙，在南京当部长借住朋友的房子，解放初来京住儿子家。人们形容穷喜用“家徒四壁”，公公常连四壁也没有，说他为官“两袖清风”，我以为一点不为过。小时候，我没什么玩具，一天，拿了个毽子在家里乱踢。公公把毽子接过来，撩起棉袍的下摆，一个剪子腿，也就是两脚腾空，左脚内侧从右腿后面把毽子踢得老高。那时公公都快七十岁了。读了有关清华的文章，知道他非常重视体育，可见是身体力行。我那时小，整天胡闹瞎玩，下学回家的路上，常在一些作坊前流连。不知何时突然对木匠活有了兴趣，找来把钢锯锯木头，大人很不满意，公公却给我买了个刨子。当时，我觉得公公很慈祥，今天，牵强附会，我以为公公在告诉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李宗蕖的零星回忆 （周诒春女婿的妹妹）
1948年周先生去香港前，将在上海绍兴路的住所托付给我代管。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因我是以周诒春先生的干女儿李小姐的身份住进了这所房子，所以上海临解放前有一些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得以在这所房子里躲避了国民党的追捕。其中包括从昆明来沪接管大公报的我的二哥李宗瀛，我的丈夫程应鏐。
1950年周先生从香港返回大陆。有一次路过上海时告诉我，他曾随董必武去了湖南林区调查。（解放前周先生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他说：过去的国民政府是要雇很多人去看管林子的。而现在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护林的措施，而且还发动群众护林，效果很好。
周老伯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非常质朴和可亲的人。1944年我们离开贵阳清华中学时，他曾替我们找了美国运送物资的汽车送我们去昆明。而且在去昆明的头一天，让我们在他贵阳省政府的宿舍里住了一晚上。
周先生对外人很宽容，但对家里人要求很严格。我嫂子周珊凤对我说过：有的时候他的父亲（周诒春）回家看见她在踢毽子，就会批评她不好好念书。要是看她在念书又会说她一天到晚念书不活动。但其实他对孩子的心是很热的。我嫂子说他的父亲喜欢喝酒，她不希望父亲喝太多的酒，就陪父亲一块儿喝，父亲喝多少她也喝多少，父亲当然不希望女儿多喝酒，也就不敢多喝了。周珊凤在和我的小哥李宗津处朋友的时候，周先生曾对她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飘渺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他们结婚时，他一定要在花溪酒家给女儿举办婚礼。当时婚礼的女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种仪式太没意思了。
李明瑞的零星回忆 （周诒春之外孙）
我记忆中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外公周诒春和我母亲带我坐船去香港。好像家里人似乎都很怕外公。但是从我有记忆起外公对我一直是和蔼可亲的。在船上，外公常来我们的船舱，还问我会不会说广东话。然后就教我用广东话数一、二、……、十。教了我一遍我就学会了。外公直夸我聪明，我也就很亲近外公，始终没有怕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外公教我的广东话的数数，但也就会这些。
我们家在上海，外公也在上海住，但是他在南京办公，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两地。外婆和我妈妈都喜欢打麻将，所以外婆多一半时间是在我家玩，外公来上海也就常来我家。我记得有一次外公刚进我家门，看见我在玩蟋蟀，立刻就带我坐上他的车去了上海城隍庙。外公给我买了许许多多的蟋蟀与蟋蟀罐。立时使我养的蟋蟀成为里弄中的蟋蟀王，让我得意了好长一阵子。
1948年外公辞职去了香港，1950国家派人专程邀请他回国。他在北京时就住在我三舅周华康家，在上海时就住在我家。1956年我去北京读大学时，外公住在北京，我经常在星期天去看外公。1957年北大开始出现了大字报，还有学生公开演讲。我觉得很新奇、很热闹，就讲给外公听。外公其时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讲话。外公听我介绍北大情况后，态度十分严肃，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要千万小心，不要乱说话，毛主席说这是右派要向党夺权。我听了吓了一跳。我们家姐姐、哥哥和我都是自己管不住嘴巴的人，有意见就提，从不考虑后果。但是外公关照的话非同小可。我立刻告诉了我的姐姐与哥哥。这次反右运动中我们家没有右派，我外公的叮嘱功不可没。后来外公还是喜欢上海，住到我家去。1958年我假期回家，看到外公老了也瘦了，但是不知外公已是癌症晚期。我离开上海回京时外公还拉住我的手，亲送我出门。这是我与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消息传来，外公已不幸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