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值得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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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反响却像是个政治事件，中国官方媒体闻风而动，高调宣传。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最新消息”的形式插播莫言获奖的新闻，并称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作家”。而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称：“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我们向莫言表示祝贺”！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肉麻，也让我想起当年流亡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官方的态度。
记得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而《人民日报》更是气急败坏，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最近中国执政当局的烦心事异乎寻常的多。薄熙来的案子尚未了结，十八大人事布局还没准谱儿，日本人挑起的钓鱼岛风波也未消停，可谓内政外交都不太顺。因此，当一个体制内的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喜讯传来，怎么能让他们不激动呢？至少这次诺委会这帮家伙是在安抚中国人民的感情嘛。当然，他们激动的时候便把自己长期以来谩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把这个由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颁发的“失去了权威性”的奖项说成是让“中国人等得太久了”。这种说话颠三倒四的病态行为真不该是一个自称是“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有的表现，但它却暴露出中共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先天性缺陷和不易克服的矛盾。
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宣传莫言获奖的行为充分反映出中共急于获得西方承认的迫切心理。作为一个全盘西化的政党，中共对西方始终是爱恨交织。在既是西方也是反西方的马列主义日渐式微的今天，作为以这一偏激的过时的意识形态为宗旨的政党，中共不得不一方面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支持，一方面向西方主流世界伸出橄榄枝以获得认可。在这方面，中共领导就不如金正日那么又臭又硬，也不像越南的改革派领袖那样没有历史负担。当诺奖评委会将今年的文学奖颁给一个中共党员，体制内作家，理由还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您说当局不借坡下驴还等什么呢？尽管中共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关系非常尴尬，但他们这次在两难困局中的表现还是值得鼓励的。不然的话，他们气急败坏地要求莫言拒绝领取这个没有“权威性”的文学奖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010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将当年的和平奖授给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诺委会的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接受普世价值，释放因言论获罪的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重判刘晓波11年，国际舆论对此表达了极大关注，许多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然而，中国政府就是不买帐，反而谴责诺奖评委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颁奖仪式上诺委会特意为尚在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安放了一把空椅子，使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然而，中国政府在对抗世界民主潮流的斗争中始终非常坚强。与诺奖评委会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实行全面封杀，就连“和平奖”、“刘晓波”和“空椅子”也迅速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敏感词。由于这一事件，中国政府与诺贝尔评奖机构闹得关系很僵，甚至影响到中国与挪威和瑞典的国家关系。
莫言获奖在中国民间也同样引起轰动。在一个文学被日益边缘化拜金主义恣意横行的社会，莫言获奖对那些尚能坚守文学阵地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舞。据说，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后，莫言的小说在很多书店被抢购一空，可能不少抢购者甚至不知道莫言是何许人也。
对于莫言获奖，我特意观察了中国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表现，这是因为互联网已成为当今较能反映中国民意的一个窗口。网民对莫言获奖一事的反映可以说是轰轰烈烈，观点左右都有，各自争论不休。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心中的诺贝尔奖情结所致。
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源自近代中国文化遭遇的危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合二而一。政治中心垮了，对文化的信心就容易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挨打，到十九世纪末，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因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凝聚国人的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伴随着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充满自信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遭受屈辱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有着强烈的悲情色彩。对于西方的爱恨交织也不可避免地沉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之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共产党执政后从制度上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使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被摧毁殆尽。
尽管中国近年经济起飞，在国际舞台上有崛起之势，但在骨子里依然缺少那种文化上的从容和自信，具体表现就是干点儿啥事非要获得别人的承认不可。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有钱的中国人都热衷购买西方奢侈品炫富，政府不惜重金拼抢奥运金牌的原因。这样看来，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媒会说出“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这样肉麻的话了。
无可否认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评选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评选委员们个人的价值判断。比如说， 我更希望中国作家张贤亮和余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偏爱，但并不能说明人家颁奖给莫言就是偏见。在现今的西方社会，评奖委员们若无较高的专业素养，那就别在这个领域混了。 至于诺将评选机构是否具有权威性，世人自有公论。如果因为他们选出的获奖人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就自欺欺人地宣称人家没有权威性，鼓捣出个“孔子和平奖”、“中国脊梁奖”的玩艺儿来跟人家叫板，就实在显得顽皮和幼稚。
其实，正是由于共产党实行政治统帅一切的政策，才造成中国文学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使中国作家失去了更多走向世界的机会。鲁迅时代就别说了，鲁老爷子自己就认为自己的作品不配拿诺贝尔赏金，也“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作家老舍获诺奖提名，评委会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一打听，老舍早就投湖自杀了。于是，这年的文学奖就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另一位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则是沈从文。沈从文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中的翘楚，但在49年以后，为了逃避政治干扰，他身体力行地选择了“莫言”，一头钻进故纸堆中，才得以全身而退。后来，评委马悦然将沈从文的著作翻译成瑞典文，沈从文才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1988年，诺奖评委会决定将这一年的文学奖授予沈从文，没想到沈从文当年5月病逝。马悦然很着急，便给中国驻瑞典使馆打电话确认，但中国使馆的回答是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
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历遭劫难。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来说都是好事。
毕竟，诺贝尔奖是公认的具有国际威望的奖项，只要不是带着有色眼镜站在偏执的政治立场上看待莫言获奖，都应为莫言感到高兴。有些人说莫言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共产党员，不配获得此项荣誉。其实，这种意见本身便反映出共产党那种政治统帅一切的偏执和狭隘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共产党员获此奖者并非莫言一人，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是苏共党员；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是智利共产党员；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姆博尔斯卡是波兰共产党员；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是葡萄牙共产党员；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是奥地利共产党员；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则是英国共产党员。诺将评委会之所以把文学奖颁发给这些共产党员，正说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并未把意识形态作为诺奖的评审标准。
莫言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这话说得非常在理。
在中国这种不正常的国家，您不能要求一个普通的作家直接同专制政权抗衡，那是对投身于政治活动的专业政治人士的要求。文学有文学的领域，政治有政治的地盘。如果莫言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那他就没必要给自己起个笔名叫“莫言”。莫言的聪明之处在于，在因言获罪的政治环境中，他能用“莫言”这一笔名时时提醒自己，不说话，少惹祸，坚持文学创作，用自己的方式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关注和批判。尽管他循规蹈矩，没有胆量在请愿书上签名，没有上街游行，甚至应邀参与了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他绝不是郭沫若，这从他的作品中便可窥一斑。作为一个体制内作家，莫言获奖后并没有为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背书，他在许多采访发言中开始讲真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一次采访中公开提及被官方极力封杀的刘晓波，并希望他能早日获释。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社会影响力，官方对他已无可奈何。因此，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值得海内外华人庆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