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最寒冷的一天

---

丫头来信说呼玛已经零下26度了。
我记得72年的九月中就下了头场雪，而后就一场接着一场地下。气温经常在零下40度左右。那一年秋天很湿，所以康拜因下不了地。小麦都是马拉割地机割的，割下来的麦子就由我们捆起来，拉到场院上，堆成高高的麦垛子，等到了晴冷的日子再脱粒。
有一天我们到新点东北边的一块麦地里去打场，那天干冷干冷的，我穿了两件棉袄。里面是一件军人穿的那种紧身的棉袄，另一件就是发给我们知青的肥大的短棉袄。平时我们一开始干活儿，就会脱掉外面那件大棉袄。但那天，就觉得不能脱。即使一刻不停地往脱谷箱子边上挑个子、甩个子，仍然不觉得暖和。
不知是怎么回事儿，那天脱谷箱子老是出故障，停机的时候，我们就躲到高高的麦垛子中间，那儿有一点点太阳，且麦垛子能挡住北边来的风。一般说来，我们喜欢机器出故障，那样我们就可以歇着、闹着玩儿。但那天，歇下来就让人感到冻得受不了。新发没戴皮帽子，云娣没穿她的厚棉裤。更是冻得脸上的肌肉都牵强，一脸的哭笑不得。
机器出故障，总是宝玉来解决。宝玉只比我们大五六岁，所有的知青都记得他，因为他尽管没有文化，却聪明过人；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幽默的天性，反正他到哪里干活，哪里就是一片笑声，而他逗笑了别人的时候，自己却从来不笑。对于农机，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理解。机器出了故障，他的诊断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在我们那儿无人能比。
但那一天，宝玉也没辙了！脱谷箱子动不动戛然而止，检查马达、检查链轨、检查传动带、检查大大小小的轴承，似乎都挺正常，但机器就是说停就停，怎么回事儿呢！终于，宝玉作出判断：“今天没法再干了，所有的机油都冻上了！回家！”
从这个场院到新点是一大片开阔的、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草甸子，直线距离是3里，也就是1500米，我和新发、云娣拼命冲在前面。西北面刮过来的风真是像刀子一样，好几回，我们不得不背过身来倒着跑。突然我发现新发冻得要哭了，他光着头，整个头面部分冻成了一个僵硬的、可怜的表情，鼻子下面是两溜冰碴子。看到他这副表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笑，却突然感到自己笑得很费劲，似乎脸上的肌肉都不是自己的。再看看背着风挣扎着倒退的云娣，发现她的两颊都冻白了，我，猛地意识到，在这极度的寒冷之中，只有我的保暖措施还是完备的。棉袄、棉裤、棉手套、皮帽子，厚毡袜、棉胶鞋⋯⋯，对了，我还有脖子上围着的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于是我解下了这条可以在脖子上绕两圈儿的围巾，用它包住了新发的头，“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点，是吧？快跑！”很多年以后我还想自己当年怎么没把皮帽子让给新发戴呢！看来，我还是缺乏舍己救人的精神的！
好不容易跑到新点，云娣飞快地窜进了宿舍的门，拦都拦不住！新发解下围巾还我，刚要冲进他们宿舍的时候，被我一把揪住了。我发现他的两只耳朵都冻成了浅浅的灰白色，上面的毛细血管紫得近乎蓝。我想起69年冬刚到三卡，二队的刘金娣在夜里去大江上刨地雷坑的时候，脸和鼻子曾经冻伤过。当时老乡说，冻成这样的话，只能用雪搓，让它慢慢儿缓过来，如果马上进去烤火、用热水泡的话，就烂了。
我不由分说地抓起地上的雪，一把握住新发的耳朵揉搓起来，我还让他自己赶紧搓另外一只耳朵，但他的手僵硬了，根本就没法动起来，我就用两只手同时揉搓他的两只耳朵，搓着搓着，有淡淡的血水从我的指缝里滴答下来，这才发现，新发耳朵的表皮开始渗血了，吓得我立马收手，心里非常害怕。新发这时候已经能感到两只耳朵的刺痛，我就让他赶紧进屋暖和暖和，离炉子远一点；自己忐忑不安地跑回宿舍，去找消炎药膏和纱布。
我去找药物的时候，豆包跑到了新发房间，看了新发的耳朵以后对他说：“程二（老乡说我的名字长辈分，就这么叫我）把你的耳朵保住了，要是不用雪搓，没准儿它就烂了、掉了。”听到豆包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新发的耳朵用纱布包了几天，表面结了痂，痂退了，就真的没什么事了。
云娣的脸因为没有及时用雪搓，当天下午就起泡了，幸而没有留下疤痕，但以后特别容易冻伤。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冻伤和烫伤一样，是会起水泡的。
我记得73年夏天路过北京的时候，舅舅、舅妈带我去林巧稚家作客。老太太是南方人，问我黑龙江有多冷，会不会真的冻掉鼻子，我就把这次经历告诉了她；她仔细地问我冻伤以后的皮肤是怎样的，我形容道：“冻伤的部分看上去就像冷冻猪肉的皮色，皮肤上的毛孔和毛细血管都显得很粗大，是蓝色的。”老太太没有笑，而是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脸颊，过了一会儿才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受苦了！”
不记得是谁告诉过我们，那一天是呼玛县五十年来最冷的一天，极端最低气温好像是零下5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