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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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今年八十有八，前几年还能在大洋上飞来飞去，看望我们这些儿女。今年得了重病，淹留在北京。电话里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硬朗：“不要为我担心，即使告别人世，此生足矣！”
　　人的生命其实如树，有的昂首舒向蓝天，有的细弱无形，有的质地坚硬，有的脆弱易折。在我心里，姑妈就是一棵饱满丰盛的绿荫大树。
　　姑妈早年进学堂念书，遇到的老师是地下党。她热爱新思想，渴望改造中国，年方十五就去了延安。在根据地，送情报，救助伤员，多次死里逃生。战火中亦孕育出青春爱情，最难忘那年轻的小战士，手里捂着一颗野生的草莓，奔跑了30里给她送来品尝，见面急急塞进她嘴里，慌忙中一口吞下，对方紧问：“草莓是什么味道？”姑妈说不出，遗憾得直跺脚。最危险的故事是她有一次为老乡出诊回来，发现大部队已经转移，身后是追剿的敌军，情况万分火急，她一个小姑娘辗转跋涉在山坳里，最后终于追上了大部队的脚步。最可叹姑妈的母亲是小脚妇人，只知道思女心切，竟然徒步走去延安，吃尽了千辛万苦，还真让她看着女儿了，但是组织上派人马上送她离开，在回程路上，突破封锁线时大家失散，小脚的姑奶奶不得已要着饭才回了家。
　　姑妈曾讲给我一个关于“白毛巾”的故事：太行山抗日的腥风血雨中，有一个抗日战士受伤，养在一户村民家中。敌人搜索，村民女儿将战士救出，家中其他老小都被杀害。战士伤好时，姑娘交给他一条白毛巾，期望胜利时，战士拿白毛巾回来找她。可是这战士又受了致命之伤，临死前将白毛巾交给姑妈，拜托姑妈代他前去找那姑娘。战士牺牲了，战火纷飞，茫茫人海，那姑娘又在哪里？是否还在痴痴等待？姑妈未能完成那重托，终生耿耿于怀。
　　姑妈早年的未婚夫在延安时被敌军杀害，她来不及伤痛，后转战太行山区，枪林弹雨中嫁给了当时在刘伯承手下任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第一任主任的姑父。姑父是北平官僚之子，17岁去日本留学，就读东京医大，“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娇小的姑妈骑着毛驴冲过封锁线的镜头，我怎么也无法将那电影般的惊险与眼前的这位慈爱优雅的老人联系起来。我对姑妈说：“您的这一生算是经历了20世纪最丰富的人生，虽说坎坷多艰，却是值得！”
　　在很多年里，北京城是与姑妈连在一起的。13岁那年冬天，父亲同意我独自踏上北去的列车，第一次到了北京。在王府井对面的小楼里，姑妈为我滔滔不绝地介绍北京的名胜，高大儒雅的姑父拉着我看他的藏书。天哪，那红木的大书架里竟然藏着那么多好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典雅的书架，书架上每一个特制的盒子里都放着一套中国古典名著。
　　寒风中，我第一次走进了天安门广场，激动得转了好几个圈。到了晚上，我睡不着，想起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可是姑妈不叫我一个人出门，怕危险。我就悄悄地与家里帮厨的三姨商量：“你帮我弄点吃的，明天我去长城，等我悄悄出了门，你再告诉他们！”可爱的三姨真的就帮我准备了吃的，凌晨送我出了“远门”。
　　那是我少年时最难忘的壮举，头上包了一条绿色的纱巾，独自登上了八达岭。冬日的长城内外几乎看不到人烟，草木衰黄，天色苍茫，只有我一个人在拼命地爬着，一定要爬到最高处，做一条“好汉”！
　　在北京的夜里，博学的姑父与我谈文学，尤其是谈鲁迅。他告诉我：“鲁迅是真正的大师，你若读懂了鲁迅，就读懂了中国！”从那时，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愿望，就是要读懂鲁迅的书。后来我念大学，真的就迷恋现代文学，再考研究生时，所选的专业正是鲁迅研究。
　　30岁那年，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姑妈建议我们出国留学。都说“自由价更高”，异国他乡的“自由”，首先的“代价”就是一无所有。刚落脚的日子，姑妈正好在休士顿，不断为我指点迷津，帮我一步步走出困境。我至今还记得姑妈与我一起为明湖大学的学生包饺子的情景，她一生很少做饭，却为了我能挣到第一笔钱，熬夜帮我剁肉、剁白菜，满头的汗水。
　　年过八十的姑妈，精神还是那样好。平日里读书写回忆录，还练书法绘画，为每一个儿女撰写家训。她的爱是那样多，为亲友，为战友。
　　如今姑妈病了，我终于又飞回北京，再听她讲那从前的故事。最记得姑妈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当年投奔革命真是为了理想献身，是为了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