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隨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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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約評論員 鄧世午
（接6月1日第2版）
当年在国内时， 书生意气，也常常聚在一起骂贪官。不仅骂贪官，还觉得工农干部没水平，外行怎能领导内行？再后来，当年一起骂贪官的人，现在也成了贪官，而且比工农出身的干部贪的更厉害，下手更稳更准更狠。不仅如此，而且以此为荣，比过去的贪官，又升了一个级别。
比较起来，似乎工农干部还淳朴一些，至少，贪起来似乎还有个度。而当今的贪官，动辄上亿。与之相比，从前贪污万元就被枪毙的贪污犯，实在是太冤了。
问题在于，倘若贪官们自己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之外，还可以把权力和资产传给子子孙孙，“以致无穷”，则他们就可以“摸摸肚子，剔剔牙齿”“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那真是完美的结局。但历史证明，中国的变乱，恰恰多发生在少数人最满意的时候，财富最集中的时候，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始终没有走出黄炎培当年同毛泽东谈话时所指出的怪圈，今后能否走出？我不敢说。看目前的态势，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薄熙来还是有想法的， 我之所谓想法，大体是指他似乎有一套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并力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践之，实现之。他看出了贫富分化所蕴含的社会风险，并想通过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来减轻这种危险，并从而获得政治资本，以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中枢，执掌大局，然后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这个社会。
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对是错，他对社会大形势的估计并没有大错。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薄熙来敢跟中央的政策唱“偏调”，大概是他认为他代表了民意。
不过，老百姓的总体生活水平毕竟是比以前提高了不少。就算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很辛苦，毕竟还不至于饿肚子。在目前的态势下，想挟民意而问鼎中央，甚至高调访问某集团军总部，给政府造成压力，显然是荒唐至极。历史上，除非皇帝极端昏庸无能，再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最后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政府通常还是能维持的。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艰难困苦的忍耐力还是超一流的。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佩服薄熙来。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而是因为在目前中国政府里面，他做事似乎很有魄力。打黑唱红，要得罪一大批人，很需要一些勇气。对比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同黑社会同流合污，薄熙来至少在这方面算是一个亮点。没有多少政府成员是愿意无端得罪那些黑势力的。其次，我认为他在减小贫富差别，提高最基层民众的生活方面，走的方向是对的（尽管方法不一定正确）。薄熙来之于重庆的中低层民众，正如当年毛泽东之于贫穷的工人农民。
当年我阅读张国焘的自传，对于共产党的起家过程颇为感叹。一个地方， 本来一潭静水，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高皇帝远，那种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大概就会按照惯性年复一年地走下去。共产党人一来，马上成立贫下中农组织，建立党支部，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分浮财，很快就把一块安静的土地折腾得翻天覆地，其结果是有大批的农民加入红军，大批的农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办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对这样一整套政策的效用，张国焘在自传中所表现的那种自信让我印象太深了。
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所采取的政策，同毛泽东，张国焘等当年采取的那套政策，虽然形式不同，程度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劫富济贫。
当然，当年红军的劫富济贫，单纯是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而无暇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而薄熙来所搞的劫富济贫，是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革命的”一方面。
既然是劫富济贫，当然是穷人高兴，富人发愁。我所关注的，不是这种劫富济贫的目的手段是对还是错，而是产生薄熙来的土壤。
实际上，历史人物的产生，有特定的环境，所谓时势造英雄。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毛泽东，是因为有产生毛泽东的环境。人民大众太穷苦，而“三座大山”太贪婪，贫富不均，民不聊生，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个其他类似的人物出现，来领导潮流。没有毛泽东，世道也会变，只不过早些晚些而已。有了那个大环境，才会涌现出那么一大批风云人物，聚合在毛泽东周围，成就了扭转乾坤的一番伟业。
无论薄熙来的政策动机是对还是错，至少他指出了一条不同的方法。他的方法未必能解决中国贫富差别太大的问题。但他至少是在努力去缩小贫富差别，而相比之下，老百姓却看不出政府目前对缩小贫富差别所作的努力。
如果政府不大力调整政策，调整贫富差别，减少社会矛盾，让社会更公正，则这个环境下，还会有薄熙来式的人物出现，甚至可能是成批地出现。到了那时候，激烈的变革甚至革命就会发生，甚至也不排除天下大乱的可能性。
中国不需要激烈的变革。中国已经吃够了激烈变革的苦头，天下大乱之时，饿殍遍野，血流成河，千里无鸡鸣，以至于人们慨叹“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激烈的变革所带来的历史创痛太深，代价太大，最好的出路是当权者实行改良式的渐进式的逐步改革，从而使小的矛盾不至于演化成非暴力而不可解决的矛盾，则是中国人民之大幸。
薄熙来的出现，背后体现了一个深层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远的不说，中国近代史上，多次有过同样的历史阶段，需要问一问这个根本问题。30多年前，处于物极必反的时候，思想界、知识界和政府一门心思要搞现代化，那真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大量的人力花费在研究现代化的具体步骤，研究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而忽略了或者没有重视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比如环境保护问题，财富的分配问题，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工人的劳保福利问题，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如何引进外资的问题，如何平衡引进外资同丧失主权的问题；如何管理控制国有资源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在困扰着中国，所引起的后果已经触目惊心。所以说，在物质财富极大增加，而各种严重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要好好思考一下，中国今后向何处去？
时代周刊最近有篇很有见地的评论说，邓小平为了推进现代化，提拔的都是技术官员。这些官员，擅长于处理具体问题，但不善于处理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性的大问题；文章还说，实际上，过去这30多年，中国政府是把中国当成一家公司那样管理的。
此话很有见地。可以这么说，倘若是从管理公司的角度出发，给中国政府打分，可以打100分。因为公司是靠盈利来说话的。作为一个公司，中国政府极其有效率地调动了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在发展生产力，开拓市场，利用人才，发展科技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赚取了大量的钞票。实际上，赚的钱已经多到没地方花而去买美国国债的程度，也可以说是多到快像废纸一样不值钱的程度（一笑）。没有一流的管理团队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吗？
一个公司可以辞退老弱病残，可以压低工资，可以少提供或不提供福利， 尽一切可能压缩成本，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实际上，这似乎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奉行的经济政策。
但是，从管理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给这个管理团队打分，恐怕就不能打那么高了，因为这种管理方式产生了太多的问题。这恐怕多多少少同这几届领导人都是技术专家有关系。他们擅长于解决具体问题，而不太善于把握某些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特别是管理，使用和控制干部的问题。
我向来认为，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她的领袖应该是一个博通文史的人，不敢说像毛泽东那样博学多才，至少也需要是学文史出身。我的感觉是， 学文史的人看问题眼光会更长远一些。处理一件事，会更多地从其前因后果，历史渊源，可能产生的历史结果或者历史影响着眼。而技术专家恐难有同样的眼光。
看看我们的中央大员，目前学文史的人逐渐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只不过脑子里装了多少历史教训，历史经验， 尚不得而知。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咱们的教育，固然能教育出高考状元，甚至留学状元，但是如果本人不爱读书，不爱思考问题，高考状元以及留学状元的光环，其实也是没有太多价值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比如当年文汇报的总编辑，蹲了多年监狱的聂绀弩，也就高小毕业，但写起文章诗词，真是笔底千钧，文采纵横，当今学文科的博士硕士，又有几个比得上他这个高小毕业生呢？
温家宝总理似乎还读过不少书，所以讲话还有些文采，还能够引经据典，算是一个有一定魅力的人物。
薄熙来其实也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人物。平心而论，他真的算个才子。他的硕士论文我当年当学生时特意仔细阅读过，讲的是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语言老到，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结论合情合理，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放到人民日报上，光明日报上，外交杂志上，也算是高水平的文章。
薄熙来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会栽在他一手提拔的王立军身上。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对王立军表示一点敬意（假定他没有其他罪过）。他并没有因为是薄熙来一手提拔重用了他而对之唯唯诺诺。应该说，他还是很有勇气，有骨气的，敢碰自己的顶头上司， 敢查自己顶头上司的妻子。中国最缺的正是这种硬汉子。至少，假如谷开来真的有杀人罪，没有王立军，大概就会逍遥法外。倘若因为王立军的介入而能把谷开来绳之以法，则王立军应该有功，至于他的功能否抵罪，那要看他的罪有多大，还要看他究竟向美国人透露了多少国家机密。
不过，像王立军这种地位的人，又能够掌握多少国家机密呢？
至于其他传闻，比如王立军窃听中央领导的谈话，我是姑妄听之，一笑置之而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