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和胡適的故事 – 李維華，印第安納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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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朋友发来了读书杂志纪念胡适去世50周年专辑，心中不禁一震。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突然去世；无独有偶，我的爷爷，热带病学家、贵阳医学院创办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人院长（1940-1957）李宗恩，也在一周后去世。静下心来，细细回味两位学者在中国近代史天翻地覆的70年中走过的路：他们 西学而归，索求救国救民之路；他们潜心治学，以教育救国为毕生事业；他们抗战建国，在最艰苦的岁月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面对几次重大历史时刻，他们做了同样或相反的人生抉择， 也因此影响了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50年后的中国和他们的奋斗目标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理想仍在发光。

西学而归
十九世纪的清末，清廷腐败，列强入侵，社会动荡。胡适于1891年在江苏川沙县出生，父亲去世后，15岁考入中国公学，19岁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留学。临行前，哥哥说，到美国别学没用的东西，要学有用的东西才能发财。胡适答应，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一天，老师拿来30多种苹果，让学生辨认。胡适照着书对啊对，最后错了一半。再看同学，都是农家子弟，根本不用对，这苹果从小就认识。当时胡适就傻了，从此改修文史哲。24岁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27岁回国。
爷爷1894年中秋节在江苏常州青果巷祖宅出生，长子长孙，后来在青州父亲办的新式小学启蒙。17岁时剪了辫子，踏上洋船，到英国求学。“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爷爷入格拉斯科大学医学院，1920年获医学士学位，后又在伦敦热带病学院研习公共卫生及热带病学，参加英国皇家医学会，去西印度做热带病考察，30岁回国，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潜心治学
从1923年归国到1937年，爷爷在协和致力于热带病的研究，他的弟弟回忆道：“在协和，大哥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饲养着各类蚊子的玻璃器皿，各种供实验用的小老鼠、显微镜……，在我们眼里，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大哥穿着白大褂，很象是个将军。在最初的十年里，大哥每年暑假几乎都要去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水乡痢疾、丝虫病、黑热病猖獗，大哥整天都在这些又湿又热的地方钻芦苇塘。白天穿着厚帆布的衬衣和马裤，带着有纱罩的铜盆帽，在密不透风的苇丛中採集蚊子标本；晚上，不浸在澡盆里，根本难以入睡。路过我们在苏州的外婆家稍事休息的一天半宿，他也不忘採集标本，外婆家的园子和暗巷、几十隻接“天落水”的大缸，都成了他捉蚊虫的地方。难得在家的假期，他就教我们识别疟蚊和非疟蚊。有时候他还责备自己“离乡土太远了，吃不了苦，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1）北起河北南苑，南至江苏清江浦都有爷爷建立的血吸虫及其它多发性热带病的观察站。

除此之外，爷爷还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以他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教师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4年里，与著名的张孝骞医生一起，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昇成为协和内科的两位中国襄教授。

抗战建国
战争爆发，爷爷被阻在南方，他便在上海筹办了一个临时难民医院，组织同辈和学生搭起了一个医疗班子。弟弟、堂弟参加了膳食与器材、敷料的供应和消毒工作；妹妹为伤病的难民擦洗、铺床、喂水喂饭、代写家信。对所有专业或非专业的义务人员，爷爷的要求同样严格，一切医疗、护理工作都必须按正规医院的秩序进行。（1）
爷爷在医院初具规模时回北平去了。此时已经是内科襄教授的他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协和要他留在北平，象燕京大学那样，在美国国旗的荫庇之下，继续把协和办下去。儘管那里有他视为生命的实验室，有着他尚未完成的课题研究，有着他胜任的职务与熟悉的环境，但爷爷说：只要北京挂上日本旗，我就会离开协和，离开我的实验室。于是，他把妻子和三个孩子託给朋友，只身南下，受命于国民政府，准备筹办武汉医学院。而等他到武汉时，南京早已沦陷，武汉也岌岌可危。教育部又紧急决定让爷爷去贵阳筹备创建贵阳医学院，为的是接受从战区来的老师和医学生，使他们不至失业和辍学。春秋两季入学，五个年级，九个班级，课程照旧，要同时开课，按时毕业。从作出决定之日到招收新生，筹建时间只有五个月，其艰巨与困难可以想见。爷爷接受了这一挑战。（1）诞生于抗战炮火之中的贵阳医学院，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教室，而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树枝上讲演。几间临时搭成的茅草屋，下大雨时教室往往变成泽国，没有地方自修，在饭厅里自习，每人发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处跑。一年级的宿舍，是在山上，离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我们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地骨骼。然而在物质条件如此低劣的条件之下，师长们仍然谆谆地诲人不倦，同学们仍然埋头力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均会集本院，本院声誉鹊起，有“小协和”之称。”（2）抗战八年中，贵医培养了1477名学生，他们当中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栋梁之材。

医学教育理想
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爷爷在《贵州日报》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与当时医药最发达的美国相差甚远，除数量不足之外：“我觉得这里面的主要因素有四：1、是医师业务没有合理的分配，人人各自为政，互不相谋。以致有许多力量互相抵消，不能尽量发挥他们的效能。2、是医师与患者之间，没有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患者对医师不能完全信任，医师对患者不能诚意负责，结果医师与患者之间，仅是金钱的交易。3、是医师不能在社会上取得合法的地位，中国古时每以医巫并列，至今尚以医师与道士同流，即上层社会的人民，亦很少认识医师的责任与地位，因此医师不能彻底执行他的职务。4、是社会对于公立医院不能尽力予以支持，因此公立医院，也不能不藉收入来维持生命，也不能不受许多社会因素的障碍，结果，公立医院也不能做到它本身应尽的责任。”（3）

胡适给爷爷下聘书
日本投降后，百废待兴。1948年3月2日，协和董事会决定聘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为第一任中国院长，并请董事会长的胡适写信给爷爷，宣布这一决定。爷爷3月30日电告协和董事会，接受邀请，并于5月赴京上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When the 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of offering me the directorship,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n my acceptance was my conviction that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the end of the war found at a low ebb needed a fresh start and that the PUMC which had been the model in the past should resume that place in the postwar period. … I did,however, have a deep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 vision of the part the PUMC should play in it, and willingness to make a try at bringing this to realization, and a readiness to withdraw from the picture if I did not succeed. (4)

殊途同归
1948年，爷爷和胡适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底，中共进入北平之前，胡适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学者去台湾，不少人拒绝了，爷爷也是其中之一，他决心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1）此后，爷爷全力投入重建协和。“搭行政机构，作人事安排；制定编写近期和长期的规划；根据设计完成第一步校舍的修缮；儘早开始招生；整理日本人留下的设备；向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联合国同一机构）申请分配物资和器材。将纽约医委会战时所订的医学刊物妥善分编入库。复校工作又是快节奏、高难度的。”（1）
但是，在以后的十三年里，爷爷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理想并没有实现。“1950 年 10 月，美军过了三八线，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从此协和的处境就变得複杂了。1951 年 1 月 18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终止美、中间的一切银钱往来；冻结了中国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包括已拨给协和的洛氏基金在内；冻结一切与中国有关的银行帐户；禁运所有准备运往中国的物资。1 月 20 日，宗恩电告美国基金会，医学院已改国立。”（1）不久，协和归教育部领导。此后，各项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爷爷的噩运开始了。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文章《李宗恩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协和围攻医药界统帅》把爷爷定成医学界的头号右派，进行三降处理（降职、降薪、降级）。1962年3月，胡适在台湾去世后一周，爷爷带着他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理想，客死他乡。

参考文献：
1. 李宗瀛《回忆李宗恩》1997
2. 骆炳煌，1948，《十年》纪念贵阳医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刊物
3.李宗恩，《医师业务之检讨》1943年《贵州日报》
4. 李宗恩致胡适信，194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