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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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宣传机器的马力，为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且不说官媒经常制造“塔西佗陷阱”，仅仅回顾一下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党并非那么“伟光正”，但它却是一个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存在。

作为一个在中国执政七十多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疑造成重大影响。藉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了解其未来走向，多少还是有必要的。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吗？

中国官媒在宣传党的丰功伟绩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其实，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具有双重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呢？这与上世纪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挫折有着密切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不得不被动回应西方的挑战，步入现代化进程。与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不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却屡遭重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愤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出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翘楚。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也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在救亡与启蒙的两难选择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新潮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刻不容缓。这就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甭管这炮到底响没响，它确实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都有市场，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很大因素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既是西方的，也是反西方的，况且，俄国的十月革命还为他们树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标杆。因此，组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既可解决他们迫切寻找救亡道路的现实问题，也能满足他们那种对西方既爱且恨的深层心理需求。

历史表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政治觉悟也没那么高，说是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很牵强的。即便是那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能否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也并非确信不疑。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夏天举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只有50多名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小团体。至于他们这个党是否能在中国获得成功，这些人心里都没底。要不然参加“一大”的代表都没人记得住这么重要的会议到底是那天召开的呢。当然，中共夺取政权后，忘记了给中国人民自由选择是否让共产党领导他们的权利则是不争的事实。

2、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小团体逐渐发展壮大，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很多。毛泽东曾总结出他们获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鉴于大家对这三大法宝都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

共产党能够成功夺取政权，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也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共产党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也像现在一样，对社会严加管控，不要说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恐怕那些急于寻找救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连尝试共产主义这一选项的机会都不会有。

另外，孙中山先生晚年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孙中山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为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统一中国，在西方列强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而苏联的要求之一便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逝世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占据了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岗位，把国民党搅得四分五裂，最后导致蒋介石的清党和宁汉分裂。

更为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共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怪不得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感谢日本人呢。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也曾说到：“⋯⋯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不仅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出色的宣传工作更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他们不但利用宣传向民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通过宣传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放弃自己的思考能力。“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做主人”等振奋人心的口号无疑都曾在民众中产生过强烈的震撼效应，使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国民党政府，最终夺取政权。于是，中共掌权后，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把宣传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譬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明明是错误政策产生的恶果，却被中共宣传成为“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发生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饥荒引发的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还普遍接受这种宣传，把责任推给老天。这种宣传功效不得不令人惊叹！

3、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各派政治理论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理想主义在道德层面显得高尚，但在应用层面却往往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人性，走向极端。这类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因为太高大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认同自己老师的政治观点，认为背离人性的政治理想看起来崇高，却无法实行；而现实主义看起来往往庸俗，但符合人性。共产主义思潮就属于理想主义，它在实践中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毋庸讳言的。

在野时，中共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时，不遗余力；他们提倡人权民主社会公正，赢得各界民众的普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创造美好社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机会。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即稳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也为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但民众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0-1951：镇反运动，全国有87.46万曾为旧政府工作过而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人被处决。

1950-1952：土地改革运动，全国有83万以上的地主和富农被杀。

1955-1957：肃反运动，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反右运动，全国317万知识分子遭受迫害，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262万人神秘消失。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万人；703万人伤残；7.12万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记得政治哲学家胡平先生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初衷是在中国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这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反对。为了保证天堂工程进展顺利，反对天堂建设工程的人理所当然地就被视为敌人。为了防止他们搞破坏，需要把他们放进监狱，因而，建设监狱也是必须的。久而久之，反对建设天堂的人越来越多，建设监狱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建设监狱变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而这项工作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同样是冠冕堂皇的。

由于热衷阶级斗争，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在他逝世前将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4、深化改革与不忘初心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意识到党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个人崇拜、党政不分，等等等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困难重重。邓小平掌权后，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他的“猫论”彻底把中共从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尽管邓没什么崇高的理论，但他的务实政策确实使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得到改善。

由于历史的局限，邓小平虽有意推动政治改革，并启动了“党政分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策，但在“六・四”事件后，他并未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继续深化政治改革。现在，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两极分化，官员大面积腐败，民族矛盾上升，地缘政治恶化等问题却让党面临新的考验。由于未能深化政治改革，今日的习近平才有了机会效仿毛泽东，在党内定于一尊，并对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提出挑战。他的不忘初心、中国梦再次给人们画出了美好的蓝图，很有可能将引领中国回归到那令人热血沸腾的艰难探索的战斗年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体制。然而，深化政治改革，又谈何容易！当前，中共面临着“改革就要亡党，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困境，这让一个百年老党，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