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万贤学长的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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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文禾

今年是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离开我们1980年首次自费出国已经38年（编者注：此文写于2018年底），天空更加辽阔，中国人留学美国已成江河之势，其中自费留学的是压倒性多数。原来一点往事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但是过来的人对后来的人总要有一个交待。我在这里写的是同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天文台的王万贤学长和我的谈话。我想这样写一定会得到万贤兄的首肯。他在三年前仙去。

1982年夏天，我从匹茨堡大学转学到佛罗里达大学。天文台的研究生王万贤学长和夫人推着自行车到灰狗长途汽车站来接我。回到他家里之后，天就晚了。王万贤夫人做了一桌好菜。一入座，王万贤就说：“我要见到吴家伟，一定当面骂他。”他说得很突然，而我坐了一天的车，肚子有一点饿，看到桌上的佳肴，心里有一点迫不及待，但是还是打起精神来问他，“怎么回事？”

吴家伟那时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名人，物理学家，早就是美国的博士，香港来的，已经做到了旧金山市立大学的校长，是华人中的翘楚。“他怎么惹到了你？”我问。王万贤说：“他到高教部去出主意，说是你们这样把人才都放跑了不行，我来教你们。”

这里要重诉一下当时留学美国的的情形。当时的美国给留学生的签证有F1和J1的区别，F1签证需用I-20表，是因私表格用于民间的自费，持此签证者毕业之后在美国去留自由，美国移民局不得干涉。而J1 签证用的是IAP-66表格，则有原定学业完成之后有必须回国效力两年的要求。如果转变学校，这样的表格就要重新填写。相对应的是中国方面的规定，对于需要出国的学生的护照，也分两种，一种是公务护照，由外交部发放；另外一种是因私护照，由各省市公安局发放。一般正常的处理是，因私护照发给自费学生，对应于美国的F1的签证。外交部护照发给公派的官员和学生，对应于美国的J1签证，也是因公护照。 这和其他国家的规定没有太多的区别。我自己就是拿着北京市公安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申请的时候用的是I-20 表格，用的是F1 签证。

吴家伟的主意是利用政府控制护照颁发的特权，让所有得到美国各大学奖学金的中国学生都持IAP-66表格用于J1的签证，才发给他们中国公务护照，就可以保证这些中国学生学完之后拿到学位，一定会因美国的法律于毕业之后两年内回国。凡是中国学生拿到奖学金的但是用F1签证申请护照者，一律拒绝发中国护照，公务护照和公安局护照都不发。没有中国护照，学生要到美国来，就无法到美国使馆得到签证，因为美国的使领馆签证的条件就是要有正式的护照， 公务护照和公安局发的私务护照都可以。为了要到美国来，这些学生就被迫对美国大学方面要求IAP-66表格J1签证，这样利用美国的法律倒逼中国留学生。国家一不用出钱，二不得罪美国人，三把人管得死死的。

得到美国大学各专业奖学金的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奖学金包括免除学费和提供生活费。当时奖学金的数量比国内的一般人的正常工资都要高出十倍。美国各大学发放I-20表格和IAP-66表格是国际学生联络处的事情，只要各系批准，完全按学生申请的要求而定。因此美国方面不会清楚中国留学生提出要J1签证是受到了胁迫。政府让这些人拿着J1的签证到美国学习，就对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境外有效地实行了控制。

我问王万贤，“你见到他面要骂他什么？”老王说，“他自己留了下来，居然出主意，不让后面来的人留下来，太混蛋了！”我原是不知道吴家伟做过这件事。我1980年夏天离开国内到美国，上的是1980年秋季的课。王万贤则比我晚一个学期，1980年底才到的美国，王万贤说是我走了以后、王万贤走之前，也就是说是1980年秋季开学之后的那个学期中，吴家伟才去高教部去献计献策出的这个馊主意，吴家伟真是抓的紧。

吴家伟这么着急却是因为我们。

科学院的首届研究生一共900多人，1980年秋天到美国是第一批自费留学（1979年秋天有过一批30人的留学生，但那批人是公派生）。我没有统计我们首批自费留学究竟是多少人，大概是100来人吧，应该绝大多数是F1签证。美国各大学给的奖学金，读书又可以拿钱，再好不过的事情。研究生院大多数同学没有跟进在1979年申请1980年的入学，大概是因为我们科学院首届研究生是1978年秋入的学，学制三年，到了1980年只有二年，还有一年方能毕业。大部分同学安分守己，要等拿到了硕士学位再做申请。顺便也看一看我们这些吃螃蟹的下场如何吧。我们这100多人也是运气好，居然没有一个被拒签的，真是创了不可逾越的纪录，100%顺利来到美国。 后来的人们人数众多，就没有那么高的通过率。

到了美国以后大家虽然没有多少来往，但是彼此口口相传着学习情况，成绩突出无一例外，没有到一个学期，就在各个大学展露了头角。所谓崭露头角，也就是考试考得好啊。

这可让吴家伟担心了，一看堵不住我们，就屁颠去了北京，给高教部出这样阴损的主意，把我们研究生院同学中尚未出来但是后来申请奖学金的同学结结实实地堵了一下。真怨不得王万贤如此愤慨。高教局一向办事拖拉，但这件事情办的雷厉风行，一个学期都没有耽误，就政策出台了。

王万贤没能在1980年秋天和我们同时走，只晚了一个学期，吴家伟出的主意就变成了政策，把他憋在那里。王万贤没有拿到F1签证，他是J1签证。IAP-66的表格上还有一栏：是否要毕业之后两年内回国。王万贤的那张表格上的这一栏，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方面没有在方框内打勾，因此王万贤学长可以在毕业之后不必两年内回国，也就可以留下来了。王万贤学长对吴家伟的主意变成的政策反应如此强烈，恐怕是在那一个学期的时间内费了不少神来应付新出来的规定，所幸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空子。如果他有得F1和J1的选择，他一定会选择F1，可以少去多少头疼的事情。大概也是因为新的规定刚刚出来，国内的各有关方面尚未学会如何不留漏洞，万贤兄侥幸躲过。

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已经1980年出国了，拿的是F1签证，护照是北京市公安局发的。因此我是彻底的因私出国，到了美国就自由了。但是我弟弟是1982年出国，就要受到新的限制了。他的方法是在77级大学毕业的时候，不去分配单位报到，直接申请了因私护照，以F1出的国。为了绕过这个外交部护照的麻烦，家父母大概也花了好大的力气吧。不过那时上海还没刮起出国风，上海的公安部门也还不懂如何围堵出国留学呢。

1980年的中国，只有我们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自费出国用的是美国各大学给的奖学金。北大清华的都还愣在那里，回不过味来。怎么出国可以自己联系自己走，不用组织派遣啊？自己联系不成不就是里通外国吗？等到北大清华的研究生看到我们一百人走了，方才忙乱地申请，但是吴家伟出的这个主意比北大清华的研究生的动作快。等到北大清华的研究生1981年想自费出国，就晚了。那时77级的大学生都还蒙在鼓里。他们出国是后来，就只赶上遵循自费公派的成规，而不知道这个成规出自于吴家伟的倒逼阴招。

后来我想了一下，吴家伟不够彻底。他要出这样的主意的话，自己首先应该退出美国籍才有资格。中国人的古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己所不欲，故施于人，损人而不利己，况且损害的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他去了香港做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我对香港人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吴家伟这么一来，就让原来的好印象打了折扣。

吴家伟出的这个主意，除了成为从那之后国内管理留学生出国的政策，在后来几年居然还用了一个更荒唐的正式说法，叫做“自费公派”。至1987年我还听到芝加哥领馆的教育参赞提到“单位公派”。公派而不出钱，自费而不自愿。“自费公派”如果没有我这样的行文解释，后人和外人如何知道这个语言上的机关？

这个政策影响了81年到90年出国的一代人，大概到1990年代初方因六四事件无法控制留学生才放弃，延续达十年之久，总数应该是三万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对策是拖延毕业时间，各大学教授也乐得用廉价劳动力为自己出成果。于是各大学校园里滞留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生的课程早就修完，博士论文也已经草就，就等论文通过既可以毕业，自己往下拖，教授很高兴，隔着太平洋和中国政府打太极。为了对付留学生的这一拖延对策，在1988年高教部变本加厉发文规定中国学生留学年限，理工科博士四年，文科博士五年完成学位，限期完成，限期回国。这个政策在欧洲传达，在加拿大传达，在美国不敢传达，但是仍然激起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普遍的不满和反抗，国内后来不得已取消了这个政策。滞留在美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后来拿了六四绿卡留下，总数应该在3万到4万之间，加上陪读家属据说有12万之多。我对此事之了解就是万贤的这一席话开的头。

对于这一段事实，1981年及以后的留学生都没有再提起。他们先被迫屈服，后消极反抗。他们的集体缄默，是有情可原的。想必1989年六四事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恐怕是公愤之外也有私怨，借很多的公愤发一点私怨，也未可知啊。不管如何说，没有看到他们来写。

我们1980年出来的人没有人提起自费公派的由来，因为和我们不相干。而过了这几十年，现在美国媒体上有关中国人留学的故事又变了，说是文革后出国留学就是邓小平当初拍板的52个公费生于1977年或者1978年出来的。既不提1980年首批出国留学的自费生，也不提1981年开始1990年结束的“自费公派”。先对自费用“自费公派”来控制，后来又因为控制效果不好而放弃。这段拐弯的历史就这样被淹没了，彷佛那一批人的跌宕起伏没有发生过一样。碰巧有我这样的人和万贤兄有过那样的谈话。我把这段话和后面八年的事实记录下来，对自己一个交代，对历史也是一个旁证。

2018年12月7日于印第安纳波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