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民主斗士李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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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2月16日，我接到大陆一位老友的信息：“李锐今天早上8:30走了⋯⋯我下午去他家看望张玉珍（李夫人），她已经（在医院）陪老李11个月了⋯⋯”2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用大半页的篇幅报道了李锐去世的消息，说的是，李锐星期六在北京过世，享年101岁。40年以来，他从1950年代毛泽东私人秘书之一的身份转为共产党的批判者、持异见的历史学家和在中国倡议自由价值观的领导人⋯⋯。李先生坦率、突出、直言，他的经验见证了一代中国人的希望和失望。他的坚持和长寿使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批判政府最有影响力的一员。他的著作帮助历史家们重新认识了现代中国的重要事迹——尤其是毛泽东在造成重大灾难的大跃进应负的责任，其中有三千五百万人死于非命。同时，他的政治关系让他可以保护一些温和的异见者，坚持言论自由和倡议宪政。

但是李先生从未脱党，至终保持了党员身份。中共曾将他下牢、逐放，甚至几乎让他饿死，他被驱赶后最终回来，依然希望促成党内改革。上周去世的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麦克法魁尔（Roderic MacFarquhar）曾说，“李锐自视为革命和共党的良心，但是他对自己终身服务的制度极为怀疑。”

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16日上网发布“李锐走了”的讣闻，希望父亲离去后，“跟随旗手”和“拥戴领导人”的文化在中国也永远地走入历史。她又说，“我们只需要追随自己心灵的召唤，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尊严，为了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表达，努力地、坚韧地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针对李锐的遗愿，她说其父的交待是：“不开追悼会，不覆盖中共党旗，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最近传来的消息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2月20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李南央公开指责了此一违背其父遗愿的措施，不会回国奔丧。而尊重和缅怀李锐的高瑜和浦志强都接到通知，不得去李锐家吊唁或前往八宝山告别。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中国著名大右派人物章乃器之子）认为，“李锐展现和代表了中国一代人的悲剧。许多人最初视中共为中国的救星，后来却变成毛泽东高高在上近30年的独裁专政；然后又期望改革可以最后导致转变，而这一期望也归于毁灭，因为中国无能纠正集权。”章立凡又说，“炎黄春秋杂志（被迫接管）事件就说明了李锐和其同伴的梦想绝对不能实现。而李锐在拒绝中共的同时也拒绝了他的一生。”在中国大陆，我曾长驻近30年（每年都短期返美一两次），结识了不少早年从海外返华定居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外国专家。他们都是满腔热血，要为国效劳，振兴中华，而后面临的却是国内局势恶劣的、与愿相违的变化，这些都使得他们陷入身不由己和非常尴尬的困境，心灰意懒，难以自拔。李锐先生的遭遇与此相仿，但他却坚持原则，努力奋斗，靡坚不摧，至死不渝。

1958年李锐担任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时期，反对长江三峡水坝的兴建，力倡其说，延缓了水坝的建设。1979年他平反复职，再出任电力水利副部长，建立三峡水坝之议再次兴起，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下，他已经无力阻拦了。在三峡工程运作20多年后的今天，已证明此工程是诸多隐患，获利有限的。在前述《纽约时报》2月17日思述李锐一文里，也提及80年代和李锐同一立场、反对建坝的环保斗士女记者戴晴。她对李锐的短评是：“在选择真理和争取事业前途之间做一抉择时，他永远选择前者。他一生都是这样的真诚。”日前我和正在海外度假的戴晴通了电话，说及李锐过世之事，她立即传送给我她所著的《李锐与三峡工程》一文，文内有一段话是：“李锐是世纪三峡论争的关键人物。作为共产党员的李锐，其一生的经历与蹭蹬，与这一工程，还有这条惨遭蹂躏无语忍受的大江之命运，浑然一体。” 其言悲惋，其言甚是！

鲍彤先生是熟知史实、敢言善道的爱国名士，我请教他对李锐的看法。他说：“李锐享年百岁。前40年不谈，后60年他有四大表现：一是1958年卢山会议里他仗义执言，支持彭德怀的为民述苦，触犯毛怒而在所不惜。二是他反对长江三峡工程项目，具有远见，据理力争。（用李锐自己的话，他说的是，心所谓畏，不敢不言。区区寸心，天人共鉴。）三是六四事件，他支持学运，反对用兵，不倒向当权者。四是他主张宪政，力倡民主，不断发声，立场坚定。”

我和李锐先生初次结识是30年前。1988年我送文章请他指教，他赠我三册书，一是他所著《李锐日记》，另两册是别人编著的他的文选，我珍藏至今。2002年9月28日我和他同时参加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中国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时，均为报告者而再次见面。近十多年来则陆续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庆典和祝贺胡绩伟活动里出席相见，曾聆听他在场的慷慨发言和目睹他兴致所至的即席挥笔。我非常敬重李锐先生的做事为人，他的过世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损失。

正所谓：“大义凛然李锐老，挺彭反坝出头鸟。力倡宪政百年计，直攻专政千军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