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家湾知青岁月的回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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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2019年1月9日是新学期第三天。上午10点和11点我教了两节课，课后在办公室处理了当天的邮件，下午4点参加了系里每月例行的教授会。一切的一切似乎再平常不过，然而过去几个月来我心里却一直在思忖着该如何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我下放农村50周年的日子。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几个星期内全国1600万初高中生、毕业生纷纷响应号召下放了农村。去年各媒体有不少文字纪念知青下放50周年。然而毛主席的指示于1968年年底发出，绝大多数知青实际上是1969年才下放的，因此名副其实的知青下放50周年是2019，所以今天我来回忆自己华家湾的知青岁月以纪念50年前那个难忘的日子。

我是1965年9月入学、1966年5月失学的1968届初中生，“老三届”中的最后一届。1966年5月全国学校停课，8月开始了大串联。我因为家庭出身地主，无缘参加红卫兵，到10月才偶然在邻居大学生的带领下去长沙、广州、郑州串联。然而，当我11月16日回到武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母亲被遣送回了河南老家，而我父亲则在那以前八年被遣送回了老家。家中的这两大变故使我从14岁起就完全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不得不开始自食其力。为了生活，我曾为一分钱一趟的报酬将人力车从汉水桥引桥下推到桥面，也曾在位于汉口武圣路口的“汽车电器厂”做泥瓦匠小工挣钱。到1968年底，我不仅学会了自己用木盆搓板洗衣被，自己生煤球炉子烧饭菜，而且已经是一个有两年工龄的、体格健壮的少年泥瓦匠了。一位同学的父母看中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知青下放时特别要求让我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

1969年1月9日，临时征用的武汉市七路公共汽车满载着一大批武汉七中的毕业生们来到了湖北省红安县华河区华河人民公社华家湾。执笔此文时我查了一下湖北省地图。今天从武汉市到华河镇可以走武麻高速公路，距离为120公里，即74.5英里，正好是我们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的距离，不过一小时一刻钟的路程。然而那个阴冷的冬日里我们却走了大半日。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道没有像今日的高速那样取直，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的道路一出武汉就只有碎石铺装的动辄坑坑洼洼的路面。

距中国中部重镇武汉120公里的华家湾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呢？虽然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当年在华家湾的经历和见闻我依然记忆犹新。

当天我们在华河镇下车，在镇招待所吃过饭后就被华河公社各生产队派来的农民领去生产队了——当然都是步行。来接我们的华家湾农民用扁担挑起我和那兄弟俩的行李在前头带路，我们跟在他们后头，沿着碎石公路往南2公里，然后再右拐往东从一座青石桥跨过华河就是华家湾。安顿下来不久，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对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渐渐熟悉起来，而且不断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首先，那里没有电，家家户户点煤油灯。太阳一落山，整个世界一片漆黑。我们下放时是冬天，村里房子门窗不严，很冷。天黑收工后，与我们相好的农民常常请我们去他们家烤火拉家常。那是在堂屋地上挖出来的火塘，烧的是树根，屋梁上一根绳子吊着个茶水壶。由于屋子里总是弥漫着烟子，村民中患眼疾的很多。到夏天，我们知青在床上架起蚊帐防蚊子，不少农民家里买不起蚊帐，只好将干稻草裹着青艾蒿扎成的近两米长的把子点着驱蚊，所以夏夜村子里也是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艾蒿味。我们去后不久发现当地的农民不刷牙。后来在知青的影响下，一部分村民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开始养成刷牙的习惯。华家湾前面靠河，村后有水井。洗衣服在河边或者井边，用棒槌反复拍打浸泡过的衣物，最后再清洗一遍就算洗好。烧饭烧菜用的是灶台上的同一口大铁锅。华河位于红安县城北部，周围是海拔200〜300米的山，有金牛山、阳台山等。农民烧饭用树枝作燃料。我下放期间每天的早课就是和村民一样于拂晓前上山，砍一大担柴回家吃早饭，然后出工。虽然也砍茅草，不过主要是砍树枝，往往只留下树梢部的几个枝桠。那时我们完全没有环保意识，过年回武汉看到街边树枝繁茂的大树心里有一种忍不住想把树枝砍下来当柴的冲动。因为被不断砍伐，树根被不断挖来烤火，山上长大的树不多，光秃秃的。我们吃的油都是华家湾的榨坊里榨出来的。榨坊是离华家湾不太远的一座大房子。房子正中架着咬合在一起的两根巨大的橡树原木，仿佛上下两口加长的棺材摞在一起。原木的内部是镂空的，当中可以嵌入长长的直径一尺半的管道。嵌入的当然不是管道，而是十几米长、直径一尺半、厚度一寸的整整齐齐一排大硬币状铁盘子。每个盘子外围是个厚度一寸的铁框子，框子里是炒熟并压紧了的花生。榨油时，几个壮汉像寺庙里新年撞钟的和尚一样，用梁上吊着的铁头原木槌重重地轮番撞击大原木间错落插入的楔子。随着一次次撞击，楔子嵌入那一排铁盘子越来越深，将它们挤压得越来越紧，里面的油就不断地顺着原木下的槽子流进一口缸里。榨完油的花生是上等的肥料，叫做“饼肥”。北宋欧阳修《卖油翁》里那位给陈尧咨上了一课的老头卖的是不是也是用此法榨出来的油呢？或许这种榨油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汉朝？毋庸置疑的是华家湾榨坊里的那台乌黑铮亮的榨不会晚于清朝。红安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油菜和花生。种水稻从栽秧、除草、施肥到割稻都是水田作业，所以我们一年里大半年打赤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满布老茧和疤痕的脚底返城后很久仍然没有消退。下雨天我们和农民一样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去田里出工。头一次穿蓑衣戴斗笠时，我和那兄弟俩互相打量，无端地觉得《水浒传》里阮氏三兄弟的打扮就是这副模样，不禁笑出声来。

华家湾唯一的近代文明似乎是河对岸山坡上生产大队用柴油发动机作动力的“枷米机”和机房里的裸灯泡电灯。我们把分配的口粮谷子挑到“枷米机”机房，让机器把谷壳与大米分离，然后又把分离后的米壳混合物挑回村里，用木制的谷风机将二者分离，这才有了可以下锅的米。当时华家湾还有几座青石舂，我们虽然没用过，可是时常看到老年农妇加工少量谷子的时候用这些古老的农具舂米。因为华家湾的经历，我一辈子特别喜欢的古诗就是白居易的《观刈麦》和李绅的《锄禾日当午》。这些千年古诗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几句定格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人和他们千年前的先人日复一日在田间劳作时的场景和感受。也因为华家湾的经历，回城后的我对购粮证封底“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警句有了切肤的认识，并对今天中国司空见惯的浪费食物的现象痛心疾首。

知青岁月观察中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震撼。华家湾是个有百十户的大湾子，虽有土坯房，大部分房子都是青砖青瓦。湾子外围是高高筑起的墙，只留了几个门供村民进出，谓之“城门”。令我们惊奇的是，面对华河的城门口边总有一个成年痴呆儿半躺在那里。湾子里的村民叫他“守城门的”。他目光呆滞，破衣烂衫，不仅不能劳动，还需要家人照顾。随着变换的躺姿，他的生殖器时常在破衣烂衫下完全外露，村民们则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或去河边洗衣洗菜或去田里干活。看到这场景我们知青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类的文明和残疾人的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

另一件让我们特别震撼的是农忙食堂。农民一年劳作的收成好坏除了是否风调雨顺还取决于秋收的时机和速度。所谓农忙食堂，就是为避免灾害性天气在收获季节造成的减产生产队为秋收农民开设的免费食堂。秋收时所有的劳力必须趁天好抢收粮食，中午一餐由队里妇女们准备好有肉的饭菜让大家敞开吃。一开饭，那些整年没怎么吃饱的农民突然面对白米饭和有肉的菜肴，个个如同饿虎下山，谁也不说话，只顾快速地往嘴里扒拉，半小时不到可以干完三碗。虽说是敞开吃，饭菜准备的也不少，可是毕竟是盛完就没了，所以大家尽可能在饭锅见底前多吃点。大陆解放20年后的和平年代农民一年到头食不果腹，导致饥饿村民的动物本能在农忙食堂这种特殊情况下突然释放。那种景象令我终生难忘。日本作家太宰治有篇题为《寻人启事》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二战末期为躲避美军轰炸，主人公和妻子带着两个幼儿从东京疏散到东北老家中途断粮的故事。面对列车上饥饿的难民哄抢食物的场面，主人公对妻子说道“如果不抢食就得饿死，我宁愿饿死也要放弃自己寿司争夺战的权力–这是我作为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惭愧的是，当时的我和那兄弟俩知青一样，震撼之余在本能的驱使下也都参加了饿虎的抢食。

易中天教授指出，毛最大的错误其实不是那个导致中国“十年浩劫”的文革，而是文革爆发以前十年间的“全民枷锁制”：他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一来几亿人口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或人民公社”奉命扛活，使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造成的直接恶果。我想我在华家湾目睹的农忙食堂可以作为易教授论断的旁证。同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实践反证了易教授论断的正确性：他们为摆脱食不果腹的穷日子甘冒杀头的危险与“人民公社”唱对台戏，搞土地承包制。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小岗村农民立刻变得丰衣足食，而且由于土地承包制的普及，中国农民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以上就是我的知青岁月回忆。该如何评价自己的知青岁月呢？有人说，个人的命运只有放到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下讲述才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曾在陕北插队10年的王克明的《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一文值得一读。他把上山下乡定性为“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他指出“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国农业文明已走过两千年。经历了循环往复的皇权、暴政、战乱、天灾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建立，农业文明终于凭藉强权，实现了从未实践过的平均主义原始理想⋯⋯（然而）那是在非战乱历史环境中，中国农民最贫困饥苦的年代。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1964年下放的知青邓晓芒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上山下乡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接着邓晓芒对知青问题做了进一步挖掘。首先，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当时对毛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真心拥护，表示要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伟大事业”？连那些对上山下乡反感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邓晓芒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洗脑并进一步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他说：“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

这就是“革命”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革命”，它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一个是仇恨，“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忘本”。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上山下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就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王克明说，知青经历的人生价值“在于亲历农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根据他的说法，我上面比如关于榨坊和谷风机的记述还有些价值——因为我在网上已经几乎找不到关于我目睹的榨油作坊和谷风机的信息。邓晓芒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我希望我以上的记述和讨论对知青一代人和子孙后代多少有一点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