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永葆青春的老人的心路历程：读李宗蕖《留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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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有这样一种说法：有的人现在年轻，有的人曾经年轻，有的人从来没年轻过。这里所说的“年轻”当然是指一个人是否和年轻人一样具有关注世界、关注新事物、充满活力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亚美导报社2016年出版了李宗蕖老人的《留夷集》。读完《留夷集》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该书问世时已高龄96岁的作者是位一辈子年轻的老人，而这本书记载的就是这位永葆青春的老人的心路历程。

全书分三个部分：题为《我的一生》的自传部分、短篇小说部分和散文部分。自传部分在全书的篇幅最长，约占全书262页的五分之三。自传部分的叙述由24节组成，这24节又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部分：作者从童年到大学的成长史，作者与丈夫程应镠的相识、结合以及他们的事业，作者与丈夫及子女解放后历经的历次运动。

作者于1920年作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出生在苏州一个望族老宅，那里住着祖父母、父母和几房叔叔及家眷。不满七岁时作者就三次面对死亡。她不仅在这座老宅里先后失去了祖父和比自己大一岁的小姐姐，更失去了死于流弹的父亲。这些不幸使作者一辈子特别珍惜生命和亲情。作者的母亲是父亲的续弦，同父异母的大哥就是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院长李宗恩（1894-1962）。比自己大26岁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后对继母和弟妹们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把她们接到自己任职的北京住。在北京的6年里，作者完成小学教育并开始上中学。在小学期间，她经常参加文艺演出，这些经历培养了她一辈子对文学和写作的兴趣。因为一位小学校长的亲切，作者还发誓长大了“做一辈子小学教师”（16页）。由于日本的侵华，大哥于1932年让母亲带作者回苏州的外婆家暂住。又因为对日全面战争即将爆发，舅舅于1937年安排母亲带作者去上海投奔六叔。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难，作者的四哥成为“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小哥四处宣传抗日，年轻的作者本人心中也充满爱国思想，甚至一度打算去西北参加革命。一方面由于六叔对她们母子的白眼，一方面由于小学时的誓言和后来对俄国小说中乡村女教师的憧憬，又适逢大哥此时正为支援抗战在大后方贵阳筹建医学院，作者于1938年夏从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刻离开上海，到离贵阳一百多里的定番县城小学任教。不久因患肺结核停职养病。为恢复虚弱的身体，作者决定去气候宜人的昆明的一所民办小学教书。当时作者的四哥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攻读历史。

正是在昆明，作者结识了四哥的同学和室友、承大作家沈从文推荐当时兼职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编辑的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程应镠。程应镠向她推荐了不少世界名著，尤其是俄罗斯名著，他编辑的《平明》也不止一次刊登过作者的习作，一来一往两人间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受四哥女朋友的影响，作者辞去教书的工作报考了西南联大外语系。上大学期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大学毕业前夕作者从四哥那里得知久未通信的母亲在上海沦陷后不久早已去世，感到刻骨铭心的悲痛和内疚。毕业后的程应镠先在河南的军队里任秘书，后应聘在贵阳清华中学教书。作者于1943年大学毕业后也回贵阳再次担任小学教师。此时已经公开的作者与程应镠的恋爱经历了一次考验。从年龄和关爱上更像父亲的大哥为了小妹的幸福极力反对他们的恋爱。但作者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在贵阳与程应镠结婚。婚后的作者和丈夫回到他们最初相识的昆明，丈夫在昆明大学教历史，自己在一所中学教国语。他们在昆明迎来了大儿子的诞生，二个月后又迎来了中国抗战的胜利。作者的四哥在受降典礼上做翻译，程应镠的弟弟也一直在滇缅远征军中做翻译官。但这对年轻夫妇仍和以前一样，“穷和忙是我们的‘共性’”（69页）。程应镠做官的父亲在大孙子出生后不久去世。1946年他们辞去昆明的工作，回江西新建县程家的豪门府第土库看望祖母、婆婆并安葬父亲。豪门今日的破败和门柱上林则徐题写的楹联印证的程氏家族昔日的辉煌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47年他们分别在上海谋到职位，并在那里迎来长女的出生。解放前夕，上海的国民党对进步人士大搜捕，程应镠躲过了追捕，迎来了解放。

解放初期，物价稳定，日子不那么窘迫。两人先在高桥中学工作，1954年又双双调到上海师大。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程应镠被打成右派，作者由于拒不与丈夫划清界限也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三级，使得已有四个孩子的家很难维持下去。作者曾经两次下乡，但是“一同下去的都是‘人民’，只有我没有‘人’的地位”（105页）。

在四清运动中，带队的干部宣布“敌人就在我们中间，正以种种借口，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在接下来的批判会上，主持的干部这样对与会者提示该如何批判作者：“她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可以痛加批判。她就是个一直不服气的老右派”。对此作者后来这样告白：“如果我没有那四个孩子，没有对应镠的爱和信任，说不定也会⋯⋯选择以死抗争”（119-121页）。文革开始后，作者又成了箭靶子被贴大字报。林彪事件发生时，要求人人用笔墨做刀枪，对林彪口诛笔伐。然而属于“另类”的作者不知该如何写。“不像别的事，可以做些自我否定了事；不写呢，显然是会成为枪靶子的。写的不合适，还有累及家人的可能” （133页）。因为作者是右派，儿女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女儿17岁离开家去新疆支边，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回上海。大儿子文革中因“五・一六”问题进了秦城监狱。“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只是右派，还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的家属了”（143页）。大儿子1975年释放，1977年报考研究生，却因这段历史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所幸的是后来小儿子和小女儿同年考取华东师大，学的是与爸爸同一个专业——历史。1990年，和作者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丈夫在看到一些好日子以后去世。

集子收入短篇小说3篇。《盼》写于1946年，讲的是早年失去丈夫的李太太抗战胜利后一心盼望与四个孩子团圆却因重庆谈判结果不明担心自己的期盼难以实现的故事。她为八年前投奔共产党至今未归的大女儿准备了一桌生日盛宴，然而身边的一儿二女却丢下她冒着被逮捕甚至枪杀的危险去学校抗议暴力统治的国民党政府。《邂逅》写于1981年，讲的是退休专案组干部老冯乘船去庐山疗养途中与一位似曾相识的女乘客相遇的故事。交谈中老冯坚持“我绝不会把没有错误的人‘划成右派的’⋯⋯没有犯错误就被划上的有吗？⋯⋯您看到过吗？”对此本是轻声细语的女乘客忽然提高了嗓门说：“看到过。就坐在您面前”（187页）。《五婶》写于1995年，是三篇中最成功的作品。故事根据作者1946年夏随丈夫去江西新建程家土库看望祖母、婆婆并安葬父亲的经历写成，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题目中的五婶是“我”丈夫的堂婶。五叔是这个豪族中的落魄者，二十年前头一任妻子受不了家穷弃他出走后，娶了镇子上戏班子里被迫卖淫的老旦戏子为后妻，就是五婶。虽然在家族里备受歧视，五婶生养了二女一子，勤劳持家、乐于助人，终于赢得族人的接受，却在抗战第二年被鬼子凌辱后上吊身亡。作者与五婶从未谋面。然而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推理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内忧外患中一位备受压迫却顽强生活的中国妇女的艺术形象，看完令人唏嘘不已。2005年作者为此篇加了一段后记，告诉读者五婶早已成人的儿子来信告知族人正集资修家谱，他母亲将以嫡长子的正妻身份入谱。

集子收入的散文共11篇，最早的于1940年，最晚的于2005年写成。《晚星》和《生》表达了作者对幼年时失去的姐姐的怀念以及生命的无奈和神秘：“这就是生，我们为一双看不见的手捉弄⋯⋯我愿为生的每个颤动而生”（222页）。《巨人的花园》是王尔德同名童话故事的翻版，讲一个情绪低落的女教师因心情不好，总觉得窗外一所住宅的灰色阻碍了自己的视线，使自己越发忧郁。冬天的一次偶然她和自己班上的小朋友打了一场雪仗后世界突然变得明媚。“无数的雪球落在我头上、身上。狂野的喜悦淹没了我，啊⋯⋯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离开孩子们以后，我又站在窗前，这次灰色的感觉却没有阻碍我”（231页）。

从以上对本书的简介不难看出，作者确实是一位永葆青春的老人：仅从收入本书的作品来看，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为50年，散文写作的跨度为65年，说明21世纪的作者和1940年代的作者一样关注世界、关注新事物，并把自己的感受形成或小说、或散文的文字。

为什么李宗蕖老人能永葆青春呢？我想这首先是由于本书前言中指出的作者“性格中与生俱来的‘自我’”，即固执与自信。比如说她自认从小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丑孩子，偏暗家里人天天无休止地把作者与她又乖又懂事的漂亮姐姐对比（1页）；再比如在昆明考西南联大发榜时，明明作者在第一榜已是榜上有名，家里人对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却得出共同的看法：第一榜不是按成绩好坏排列先后的——不然四哥的女朋友是不会落在作者后面的。对此作者有说不出的委屈：“为什么在家人的心目中我永远定位在成不了器的位置上呢？”（49页）然而作者不断改变自己在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一个丑小鸭变成了有自己独立主张的人了”（20页）。作者自信的最重要的宣示莫过于她面对自己爱戴的大哥出于好心对她与程应镠的恋爱的反对毫不让步，坚信自己的选择并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历次政治运动中作者拒绝与丈夫划清界线也是她“自我”的表现。

本书的出版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记录了李宗蕖老人90多年的心路历程。她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民国教育，目睹了日寇对贵阳的野蛮轰炸，见证了国民党的腐败，也熬过了反右、四清等运动和十年的浩劫。然而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

其次，它纪录了中国过去80年的宝贵历史资料。比如《在那荒诞的年月里》就记录了“一出大闹剧中微不足道的一幕⋯⋯（砸掉了一个石膏仿制的北京人）一个大学的历史系的师生竟是这样来破四旧的！文化在它真正的含义上是被毁了”（244页）。再比如《写在心头的“跋”》回忆了反右开始时丈夫程应镠是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在等待组织作结论期间他提出为买来后未做整理的碑帖写跋，“偶有一得，想谈，也只能对我这听不懂的人谈。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被‘孤立’是怎么回事。寂寞啊！多少思想的火花就这样被熄灭！”（249页）

最后，它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激励着读者动手记录个人史和自己见证的中国历史。我想77-78级大学生和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尤其有义务为自己，也为下一代记录自己的人生和时代。

由于本书的时间跨度大，书中的文字含有现已不用的民国词汇，比如“咸水妹”、“美孚灯”等，32-33页的《国际歌》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歌词。但整个来说全书文字非常朴实优美。《五婶》一篇中对乡间小路的描写尤其优美。作者与丈夫常常交换的诗歌更是显示了他们之间令人羡慕的文化气息。

若本书有机会再版，我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书中加入家谱，特别是李家家谱。因为其父再婚，家族关系比较复杂，若仅以“小哥哥”、“四哥”出现，偶尔又用“宗津”、“宗瀛”的名字出现，读者不易掌握书中提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第二点希望是书末的“李宗蕖编年”不是止于1947年，而是延长到《留夷集》出版的2016年，因为这期间作者一直思想活跃，对世事、对家庭不断有新的言及。更全的“编年”可以便于读者查对作者90多年生涯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作者何时被打成右派、何时摘帽等重大事件的时间关系。书中有一处关于作者笔名的错误。本书题为《留夷集》体现了作者对丈夫程应镠的怀念，因为“留夷”是他们最初认识时他给作者取的笔名。然而，正如作者次子程念祺在本书前言中所言，“留夷”是芍药花的古名，见于当时程应镠醉心的《楚辞》，而不是后记所说的“荷花”（作者本名中的“蕖”字则意为荷花），希望再版时更正。

在乌七八糟电影电视剧充斥的现在，读到一本好书确实令人有一种获得感和满足感——虽然书的内容或许沉重。前几年读了2010年出版的周有光的《朝闻道集》，被这位104岁的世纪老人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今天读李宗蕖老人的《留夷集》有类似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