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四十年前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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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四十年稿件征集启示：四十年的那一声惊雷，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正是这一批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中坚力量。

想来在中国历史上，77、78级考生应该是最与众不同的两届，在全国上下史无前例的十年政治大动荡之后，这群人带着不同的故事与经历，奔进了考场。

如今这些人多已进入花甲古稀，回望当年，想必诸多唏嘘感慨。本报诚征集“高考四十年”稿件、图片，拟编辑成书，以纪念那段非常之岁月。

来稿请寄：whlee@iupui.edu; aatodayin@gmail.com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一个巨大转折。

高考更换了我的职业——小木匠变成了大学生；

高考改变了我的政治面貌——反革命分子升级成为人民群众；

更重要的是，高考使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拓宽了求知的道路。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社会巨变在我身上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这些变化同高考联系起来。

 

儿时的大学梦

我是属于该长身体的时候赶上挨饿，该学知识的时候赶上文革的一代人。

大革文化命前，我上过四年小学，算得上品学兼优。要不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直接升中学，考大学，尽管上大学对于那个时代的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记忆中，诱发出想上大学的念头是我们胡同里有个叫刘球子的大学生。

街坊邻里，提起刘球子，没有不夸的。他在北京上大学，星期天常回家来蹭饭。您瞧人家，整个一活生生的大学生样板形象：板板正正的学生装，上衣兜里总是别着支钢笔，特显博学。修剪整齐的长发，常有一缕儿搭在深棕色的近视眼镜框上，透着儒雅。脚上那双扎眼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英姿飒爽。从我记事起，他就成了我们胡同孩子们的偶像。每次看到他，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长大了当个刘球子第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跟刘球子住街坊，可能是我做起大学梦的原始起因。然而，上大学对于还在上小学的我来说，顶多也就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北京的大学大都坐落在郊区，胡同里的孩子和大学几乎沾不上边儿，接不着地气。除了春游去颐和园路上见过北京大学的门楼子外，我对大学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刘球子的常回家蹭饭才使我这个梦得以时断时续。

 

进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坐牢

然而，少年时代的梦还没来得及编织，现实的狂风暴雨已将它吹打得七零八落。不要说上大学，小学还没念完，学校就都关门了。这对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学啦！胡同里的孩子可以整天凑在一起疯玩儿。那时的我早把想上大学这码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年月，虽说大多数学校都关了门，但是，有一所学校却办得非常红火，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保送到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

直到进了这所特殊的大学，接触了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政治犯后，我对上大学这件事才有了一点儿概念。上大学是人的一生中比较集中而且系统地学习知识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可能是永远地失去了。不要说上大学，能全须全尾儿地出了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就得念阿弥陀佛。还想上大学？ 没门！反革命分子能上大学，那不是复辟变天了吗？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当时，异想天开想上大学不是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了，就是企图变天，与党和人民为敌。

虽说死了上大学的念头，但我对大学仍然是向往的，久而久之，大学在我心目中幻化成一座高不可攀的圣殿。

 

社会大学

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后，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刑满释放后，我进入了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个时期，我是以阿Q为生活的精神支柱，以黄老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时我的政治身份算敌矛转人内（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贱民无异，但在精神上却还能坚持自己的阵地。生活上只能自己找乐儿，而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乐趣也就是读书。

任何东西，当你失去它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珍贵。人在年轻的时候，求知欲较强。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渴望和求知的欲望因为受到了刺激而恶性膨胀。在这种失学的状况下，我就拼命读书，什么书都看， 恨不能地上捡张报纸都通读一遍。

年轻的时候爱较劲。大学的门不是进不去吗？大学的书你不能全禁了吧？咱自己悄悄在家念大学，跟梁漱溟学，进不了北大，日后上北大教书去！等咱长了本事，大学选俩，上一个，教一个。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大，成了北大的教师，没给人家上过一次课，就出来留学，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北大。当然，这是后话。

为了能多读点儿书，干临时工期间，我专门找那些和书沾边儿的单位，在人民出版社当了半年泥瓦匠，又跑到社科院当木匠。这期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也体会到非常时期的人间真情。我至今无法忘记韩林德老师慷慨赠书，张联芳老师班主任式的关怀，戈宝权老师为我买内部书籍的一幕幕，……

白天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晚上闷在家里为自己点灯熬油，基本上是我那时候的生活写照。

当初要不是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劲的话，我也不至于后来一口气儿念了四所大学五个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多少有点儿不正常。

当然，自己跟自己较劲，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当恢复高考的机遇出现的时候，我倒没怎么因为文化知识不足的问题犯憷，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人生中的这次机会。但是，抓住这个机会的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

 

一声惊雷——恢复高考，报考研究生被挡在门外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一声闷雷，打破了我相对平静的生活秩序，也像一道闪电，使我看到上大学的一道亮光。

自从“四人帮”倒台后，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已在意料之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的感觉却是忧喜参半。喜的是大学的门儿终于又打开了，给那些想上大学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改变人生道路的希望；忧的是政策再好，跟我们这类人也没什么关系，要想沾光的话，往往是自寻烦恼。

我的这种忧虑并非没有根据。1977年的政治气候依然是乍暖还寒，党中央继续高举“两个凡是”的旗帜，顽强地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在政治尚未完全解冻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考试，尽管预感到考上的希望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多年没上学、能不能通过考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考完政审这关怎么过的问题。

根据社科院一些朋友的建议，先报考研究生对我比较有利，这样可以把上大学的几年时间节省下来。当时不是提倡把“四人帮”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吗？这个主意不错。而我考虑更多的则是，研究生招生可能更重视考生的业务专长，对考生的政治要求会相对放松一些。于是，我决定先考研究生。

报考研究生的计划出师不利，可以说，还没闹出什么动静儿，它就胎死腹中了。

作为临时工，我的户口档案都在街道办事处。报考的第一关就是要得到街道办事处的批准。记得我去街道办事处那天，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姐，五官挺端正，齐耳短发，一丝不苟。一看就是个丁是丁，卯是卯，办事认真，坚定执行党的政策的好同志。

听我怯生生地说明来意，人家严肃的面孔立马有了笑容，不失时机地夸了我一句年轻人有志气。没成想，我这人说话大喘气，说了半天才把自己当临时工的底儿亮出来，人家一听，脸儿立马恢复了常态。

为什么临时工就这么吓人呢？熟悉当时北京情况的人可能都知道，临时工大都是属于“底儿潮”的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内，一般人，无论工农商学兵，都有个单位管着，没工作单位而由街道办事处管的临时工主要是由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在这两类人中，社会闲散人员以家庭妇女为主力军，而男性临时工基本上就能和刑满释放人员划等号了。总之，你是个男人，又是个临时工，就甭打算代表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人能给你好脸儿了。

听了我的陈述，这位老大姐总算闹明白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既不是病退的“知青”，也不是等待分配的退伍军人，而是一个脑门子上没贴标签的社会渣滓。看得出来，她对刚才贸然夸我有志气那句话感到很懊悔。在态度上明显地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紧了紧，一副决不让阶级敌人钻空子的劲头儿。

老大姐耐心听完我要报考研究生的请求之后，半晌没吭声儿。看着她翻看我的人事档案材料和她那张毫无表情又忒深沉的脸，我心里就明白了，报考这关就不好过。

“你要考研究生？有把握吗？”老大姐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后终于发话。

“我想试试。”一点儿不假，我真的就是想试试。

试试，你以为这是儿戏呀！小学念完了吗？没有。中学毕业了吗？也没有。我说你也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你，也想考研究生？试试，有这个必要吗？什么同等学力？你能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老大姐不说话则已，说起来就跟机关枪似的，一梭子接着一梭子，有点儿横扫千军的气势。

为了避免顶撞她，我假装特有耐心地等她把机枪子弹全打光了，问她同等学力要什么证明。这一问，她倒卡了壳儿。

这位老大姐一看就是块当干部的好材料。党的政策一套一套的，张嘴就来，还能自觉地维护党的威信，让你心服口服地相信她就代表党。虽然卡了一下壳儿，人家能立即调转枪口，直打你的要害。只见她话锋一转，说就算让你考过了，哪个单位敢要你呀？甭说研究机关，我们办事处招人，你的政审就通不过。

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而且准确地击中了我的要害。想想也是，一个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也就是个政治贱民，还敢跟政府工作人员争论权利和资格，这不自找不痛快嘛。

没得说，听领导的，回去好好干活儿，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改造世界观，还是有前途的。临了，老大姐没忘了一本正经地给我做了一下思想工作。

报考研究生是没戏了。出了办事处大门，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看哪儿都不顺眼，我呸！这是什么世道？！还改造世界观有前途呢，想当个革命群众都不行！不就是个破研究生吗？老子还不考了！

 

（为了冲破政治的枷锁，为了逆转人生，作者还经历了哪些波折与坎坷？敬请关注本报7月14日第12-13版。）

两次参加高考

生气归生气，前途是前途。这一点，我当时还是很清楚的。

过了没多久，高考报名开始了。要想不练木匠活儿，上班就坐办公室，必须得走高考这座独木桥。于是，为了报名高考，我再次步履沉重地走进街道办事处的大院。

这次值班的是个男同志，看完户口本，连我的档案都没看，就让我报了名。不知是报考大学的人多了呢？还是碰巧撞上一个好说话的人？总之，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堆应当允许我参加高考的理由一个都没用上，就顺利地让我把名报上了。那时候办事，真是没个准谱儿。

终于获得了报名考试的资格，我的忧虑似乎又多了一重。街道办事处那位老大姐的话——“就算让你考过了，哪个单位敢要你呀？”——就像一句咒语，老在耳边回响，不胜其烦。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考试前几天做了认真的准备，并且安慰自己，能参加考试就是胜利。大学即使上不了，咱也算参加过高考，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儿了。

说实在的，77年的高考试题难度不高，考完之后，自我感觉颇为良好。但是，我不愿意想考完之后的政审问题，总是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有一天录取通知书能寄到我的手中。

随着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到他们纷纷去大学报到，我才从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中回到现实生活里来。这期间，我妹妹背着我到市招生办去了一趟，才知道像我这样政审不合格的考生，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她怕刺激我，虽然没直说，可我自己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没过多久，78年的高考招生简章又在报纸上登出来了。仔细一看，和去年的招生标准没什么区别，还有必要再去凑那份热闹吗？耽误工夫不说，多受刺激呀！

就在我萌生退意之时，我哥哥来信要我给他寄高考复习材料，说他也报了名，准备参加高考，顺便还给我鼓劲儿。您说人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种庄稼的都积极准备考试，咱主动放弃是不是有点儿破罐子破摔自甘堕落呢？不总是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嘛。再说了，中央不正忙着给那些走资派平反呢吗？没准儿，等考完试，就该轮到咱了。

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又参加了78年高考。结果和去年一样。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这次，大学又与我失之交臂，无奈之中，上大学的梦，就渐渐地破灭了。

为了安慰自己，我只能把高考看作是对自己学习成绩的一次检验。这种阿Q精神对于走背字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它能使人跳出世俗名利的樊篱，避免过分执着于一时的胜负得失。把什么都看开了，上不上大学也就无所谓了。

既然把高考仅仅看成对自己学习成绩的一次检验，我倒真想了解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绩。就像到医院检查身体，一个劲儿抽血量血压的，完事之后连个检查报告都没有，对身体的各项指标一无所知，那不是瞎忙乎了吗？77年高考不公布分数，很多考生考完后两眼一抹黑，没考上也不知道具体原因。78年的高考就做了很大改进，分数公开，考生可以查阅自己的高考分数。

于是，等到高校都开学以后，估摸着录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亲自去了一趟位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北京市高考招生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位说话和气，举止文雅，戴着一副白边近视眼镜的女老师。她一看我的准考证，不费吃灰之力便找到了我的档案。说我的分数高于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招生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向各个大学推荐，但都被人家退回来了。截至到目前为止，全市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一共有六个，基本上都是政治原因。她还面有歉意地告诉我，这些天招生办也在想办法尽快解决这几个考生的问题，有了好消息随时通知我。好像我们未被录取是招生办的责任似的。

这位女老师的态度使我心存感激，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火花。

过了没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市招生办，了解事情进展情况。接待我的还是上次见到的那位女老师。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各学校补充招生的工作已基本结束，没有任何学校敢于招收像我这样的学生。她给我分析了原因：虽然我的问题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政治结论不改变，各大学招生人员也不会为了招收一个普通学生甘冒政治风险。因此，她建议我先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了，大学录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她的分析非常中肯。看来，要想上学的话，必须先上访，争取早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

 

奔波为自己平反

1978年，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出现宽松气氛。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为党内改革派制造舆论，在政治上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在社会上，长期受压的“地富反坏右”也熬到了出头之日。随着紧锣密鼓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错假案”，中央一声令下，除了几个需要给当权者当摆设的右派，给几乎所有右派分子都摘了帽子。

上面风声大，底下雨点小。虽说有头有脸的人物平反的平反，官复原职的官复原职，但是，我们这种底层草民，你自己不张罗，就没人想得起来你。要想早日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得主动找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就要上访。

从打吃了官司以后，我这人就不愿意跟公家人打交道，见着各种衙门都犯怵。一说要找上边的衙门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找什么部门好。找有关部门？连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都不知道。就咱这点儿事儿，横是不能上中南海信访办吧？想来想去，还是得找北京市公安局。

一般来说，公安局要不主动抓你，它那大门还挺不好进。我那天好不容易进了市局大门，接待的人哪有耐心听你申诉啊，没两句话就给我打发了。

“你这事儿，和我们没关系，谁抓的你，你找谁去。”您说这不是不讲理嘛，我知道谁抓的我呀？可跟他们讲得清这个道理吗？

人家二话没说，叫你走人。我这人不善于求人，也懒得跟他们废话，出了市局大门，蹬车直奔位于大兴胡同的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虽然我不知道谁抓的我，但我知道我最先进去的地方是东城分局拘留所。

东城分局的大院离我姐姐家不远，我却从来不愿打那个门口经过。要不为了上学，说什么我也不情愿再进这个门。进去之后，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出来个接待人员，听我把来意一说，人家态度倒挺好，说你在我们拘留所呆了差不多一年，又是从我们这转到劳改场的，你的材料我们这都有。但是，你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为什么呀？”

“不是我们抓的你呀！你是被你们学校送进来的。”一听这话，我还真没的说了。这位警察大叔倒是个热心肠，给我出主意说，你得先找你们学校，叫学校给你平了反，你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虽说忙乎了一天，总算有所收获，知道该找谁了。比起那些在永定门外风餐露宿来京上访的外地人，我真是太幸运了。

出了分局大院，回头看看这座衙门，还是感觉这个地方阴气逼人，尽管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人。

第二天，通过在学校工作的发小找到了我们学校的领导。才几年的功夫，这所中学也物是人非，当年宣布把我开除学籍并扭送公安机关依法严惩的副校长似乎已看破红尘，除了向我表示歉意，也为尽快解决我的问题尽了他的努力。但是，学校的事儿不是他一人说了算，还得经过校党委讨论研究。那年月，研究研究倒不意味着“烟酒烟酒”，却是一种推搪的婉转表达。

学校经过反复研究，最终给了我一纸《平反通知书》。谁成想，这张《平反通知书》对于解决我的上学问题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既不属于学校的人，学校也没有权力调动我的档案。有这个权力的还是北京市公安局。

就这样，皮球又推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我拿着材料找东城分局，分局再上交市局，之后就是无尽的等待。你再怎么催着人家给你办，人家就是不着急。全市那么多冤错假案，你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你上学着急，人家蹲在监狱的就不急吗？死刑犯的家属就不急吗？几次到公安局上访办催问此事，答复都是叫你耐心等待，你还能有什么脾气呢？

于是，我就排队等着平反。像莫斯科人排队买东西一样，排到了，算你走运，排不到，也甭怨天尤人。不过，对于平反后插班成为78级大学生，我已不抱希望。就凭政府衙门的办事效率，等着平反上大学，那还不把人急死！

 

命运逆转——78底插班入大学

正当我琢磨着是不是明年接着再考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市创办大学分校扩大招生的消息。

77和78这两年的考生多，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当时的北京市长林乎加办了件好事，那就是推动创办大学分校的工作。几个月的功夫，三十多所大学分校筹建完毕，并且当年招生，为78年参加高考而未能进入大学的数万名考生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北京市建立大学分校，扩大招生的举措，也为我搭上78级的末班车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实，到这个时候，我对上学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在那种个人无能为力，制度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听天由命是我的唯一选择。

人的一生充满了偶然和必然。78年年底的一天，在没有任何期盼的情况下，我接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事儿对我来说实在突然。一方面，平反的事儿没丁点儿消息，另一方面，我的报考志愿也没有这所学校。

后来，我们系主任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招生时看到了我的档案，院长李越然先生当场拍板，这考生咱们先要了，出了问题我顶着！文革中，李越然先生被打成“苏联间谍”，在秦城蹲了七年监狱。因而，遇到像我这样的考生，就惺惺相惜，就敢仗义执言。正是因为李越然先生的大胆决定，我才有幸在反革命帽子尚未摘除的情况下，成为78级的扩招生。

北京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四班毕业留念（摄于1982年）

1979年春季开学时，离开学校多年的我，历经艰辛，终于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大门，开始了又一段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