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藤原正彦《国家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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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的经济长期低迷不振，从前以终身雇用制享誉全球的日本公司开始解雇员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治家黑金丑闻不断；与此同时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也出现学生能力低下、拒不上学、学生虐待学生致使受虐方自杀等闻所未闻的现象，导致社会上广泛弥漫着对前途悲观的空气。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少日本精英都在思考日本为什么变成这样以及如何才能重振国家的问题。数学家藤原正彦就是这些精英之一，《国家的品格》是他于2005年11月出版的阐述他重振日本方略的书。该书出版后仅仅半年时间其销售量就超过了265万部，为日本2006年的畅销书之最。这一数字显示了该书的影响力，同时也显示了普通日本民众对国家重振的关切度。

《国家的品格》共分七章。第一章试图从世界史这个更广阔的视野寻找日本当前面临问题的根源。作者认为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的发展远远不如日本和中东地区。可是进入16世纪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牛顿的物理定理、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一系列洗礼，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甩在了后面。然而，指导西方文明发展的哲学思想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虽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它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当它应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局限性今日越来越明显。比如社会竞争、唯实力主义、市场原理、金钱至上等等归根结底都是理性主义“公平竞争”的产物。由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面临环境污染、高犯罪率、贫富悬殊、家庭解体、教育水平低下、核扩散等问题。日本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理性主义的过渡依赖。

第二章作者举例说明他之所以认为单凭理性主义逻辑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理由。第一个例子是作者本人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观察到的美国大学生英文水平低下。学生告诉他原因是中学时期学校用英文课课时教授学生学习日后实用的打字技能。同样的道理，美国小学在课堂里教授学生股票投资。第二个例子是日本政府为了培养国际化人才从小学阶段就为开设英语课而压缩国语课时。作者认为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如何做人。而培养学生做人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让学生从小热爱读书，特别是名著。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比较具有全局观念和恻隐之心。他举了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人偷一块面包的例子。单凭逻辑，这个人就该坐牢，因为他触犯了法律；而一个人若有全局观念和恻隐之心，就不会简单对此人绳之以法。

第三章转而质疑由理性主义逻辑产生的西方价值观的三个基本概念：自由、平等、民主主义。作者提出自由和平等都是些伪命题。人一生出来都会受到各种法律的约束。在法律之外，还有道德和伦理的约束，还有各个部门机构规章制度的约束，根本不可能自由。平等也不可能。比如纳税，大家都交10%的税更平等呢，还是富人交20%，穷人交15%更平等呢？不仅如此，自由和平等还不能两立：若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有不接受妇女成员的自由就没有男女平等，而如果要实现男女平等，该俱乐部就没有了自定规章的自由。终极的自由是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权，即为了自己的生存每个人都有做任何事的自由。然而如果那样，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野蛮的动物世界。于是大家都同意放弃这种自由，而委托一个机构来管理社会，这个机构就是国家。这就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然而，后来的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洛克提出“人生来就是完全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别人的制约。”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而全能的上帝会为社会带来和谐。洛克当时提出这种理论是要否定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洛克的理论后来出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作者指出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佛逊的虚伪：后来成为总统的杰佛逊不仅残酷迫害了印第安人，而且自己拥有上百个黑奴。民主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好听，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不仅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了台，而且至少到1937年日中战争前日本也是个具有普选法的民主制国家。众议员斋藤隆夫甚至于1940年还在日本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反军演说”。更近的例子则有2003年76%的美国民众支持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国家的品格》第四至第七章提出了作者的重振日本方略。首先，作者提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日本固有的情操和行为准则。日本国土多山，四季分明，自然灾害频繁。这样的自然环境与自古以来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互相作用，在日本人中产生了“无常观”、“物哀”、“怀乡情”

等观念和情操。从这些观念和情操，日本人产生了作者称之为的“四爱”：家族爱、乡土爱、祖国爱，以及由这三爱衍生的“人类爱”。作者把日本传统的行为准则定位为武士道精神，并大力鼓吹复活武士道精神。作者这里把武士道精神内容规定为慈爱、诚实、忍耐、正义、勇敢、恻隐之心、名誉、廉耻心，等等。这里的恻隐之心具体定义为同情弱者之心、同情败者之心以及反对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之心。作者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战争。如果有了恻隐之心，世界上就不会有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日本学校也不会有学生虐待学生的现象了；有了廉耻之心，日本政坛也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黑金丑闻了。作者认为随着战后经济起飞，日本逐渐失去了国家的品格，而为了重塑国家品格，日本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不要一味追随美国，做到独立不羁；树立高尚的道德；保护产生了日本固有情操的美丽国土和田园；造就大批受到全世界尊重的学问、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人才。

《国家的品格》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有几个原因。首先，他通过世界史挖掘日本问题的根源，对普通读者具有吸引力。其次，他的幽默语言为他赢得了广大读者。不过此书畅销的最大原因还在于它选择了一个日本民众都高度关心的话题，用“复活武士道精神”这样极具争议性的口号提出了他的兴国方略。

也许是由于这种动机，此书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它不过是数量众多的“日

本人论”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论”是指解释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特殊性”的书籍、评论和文章的总称。从总体上讲，“日本人论”具备以下几个特征：认为日本人在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独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民族；认为日本人的独特性自古就有，今后也不会改变；认为凡日本人都具有这种独特性。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此书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作者在第三章批判了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时说，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逻辑是“你们是劣等民族，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优秀民族，替你们管理你们的国家。”在第六章，作者又说只要有了武士道的恻隐之心就不会有歧视现象。然而这里消除歧视的途径只不过是强者的恩赐，弱者则处于只能希望强者同情自己不欺凌自己的地位，这和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第三，作者虽然明确指出1937年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不符合他提倡的武士道精神，却为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辩护，说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逻辑是被普遍接受的。这种说辞不仅不会为中国人接受，也已经受到包括大多数日本学者在内的各国历史学家的批判，而且首先就违背了藤原自己主张的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