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与美国媒体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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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国和（印第安纳）

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周就签署了一连串行政命令，包括遣返非法移民，对“庇护非法移民城市”停止联邦补助，修建“美墨边境长城”，冻结气候变迁科研经费，停止对人工流产组织的拨款，废除“奥巴马医保”，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川普竞选时的诺言正一步步兑现。这些行政命令必将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川普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更加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或许来自他与美国媒体的对决。

2017年1月21日，也就是川普就职的第二天，白宫发言人斯派瑟（Sean Spicer）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媒体吹风会。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发布新闻前斯派瑟先气势汹汹把媒体训斥了一通。他声称川普的就职典礼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观众”，而媒体故意少报观众人数，不让读者和观众看到“美国人民‘对新总统’表现的热情”。他指责媒体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错误的”。发布完接下来的新闻后斯派瑟立刻结束了这次仅仅5分钟的吹风会，扬长而去，没有给媒体任何提问的机会。

川普的就职典礼是不是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观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找到。首先，不少媒体将川普和奥巴马就职典礼的航拍照并排登出，后者黑压压一片，前者在靠近镜头即林肯纪念堂一侧有大块空白地，哪个典礼观众人数更多从照片上一目了然。斯派瑟还指责说此次国家广场破天荒铺上了布，名为保护草坪实则为了凸显广场上没有观众的空白地，而事实上2013年奥巴马第二次就职典礼时同样铺过布。另一个指控是国家广场内的一些地段设置了栅栏和金属探测器，使成千上万的群众无法顺利进入广场。对此，美国保安部发言人告诉CNN，当天没有任何地方设置了栅栏和金属探测器。斯派瑟又引用数据说“42万人搭乘了华盛顿地铁‘去参加就职典礼’，远远多出奥巴马第二次就职典礼时的31万7千人”，而华盛顿地铁公司证实川普就职典礼当天搭乘地铁的人数超出斯派瑟的数字，达57万，但四年前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人数则超过78万。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派斯派瑟这位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后第一次面对全国公众的重要场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媒体恶意少报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观众人数。观众人数本来是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但如果白宫发言人罔顾事实对媒体大动肝火，那问题就关系到白宫的信誉度和对媒体的立场问题。斯派瑟吹风会的第二天，白宫顾问康薇（Kellyanne Conway）做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面对媒体》（Meet the Press）栏目。栏目主持人开门见山向康薇提出了上述问题。一开始康薇试图回避，在主持人一再追问下康薇竟说斯派瑟只不过给出了“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s）。此言一出，出版界出现了一个奇迹：奥维尔的小说《1984》一夜之间跃居亚马逊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世界著名的出版商 Penguin 也宣布自从川普就职该书的销售量猛增了9500倍，该公司将增印7万5千册《1984》以满足读者要求。众所周知，《1984》是英国作家奥维尔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虚拟但令人恐怖的充满思想的警察，时时监视公民，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极权社会。其政府分成四个部门，其中的友爱部负责维持秩序、镇压和严刑拷打公民，而其真理部则负责宣传、文教和篡改历史，使历史和一切文献总是符合当前党领导人的话语——“最后党说2+2=5，你也不得不说这是对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1984》之所以一夜走红就因为康薇“另一种事实”的辩词令人想起了奥维尔小说中的真理部。

康薇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资深媒体人，哥伦比亚电视网前主持人但・拉塞（Dan Rather）在他的脸谱上发文说：“当今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需要我们采取非常的行动。⋯⋯事实和真理是不分党派的，它们是我们民主的基石。你要么跟他们（川普政权）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国的宪法、历史和未来站在一起。否则你就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每个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川普与媒体对决的这个回合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斯派瑟在吹风会上提到人们总是说媒体要确保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确保对方对自己行为负责是双向的。今天我也要确保媒体对媒体自身的行为负责。”他还举例说，一位记者在推特上发文说川普宣誓就职后把马丁・路德・金的一座塑像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移走了，而事实上那座塑像从来没有被移走。（那位记者事后承认自己看错了。）美国的历届总统每年都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招待记者，感谢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而斯派瑟提出的媒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也言之有理，非常必要。这样政府与媒体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受益的就将是事实、真理和人民。从川普政权第二周的情形看，它与媒体的对决还将长期继续。在这个意义上，川普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的影响很可能来自他与美国媒体的对决。

川普与美国媒体的对决也令人想起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媒体必须姓党的要求。习近平的要求和中国媒体异口同声的响应拥护，与美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可是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鲁宾（Jay Rubin）在其研究日本帝国新闻检查制度史的著作中指出的，“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鲁宾教授的话也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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