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那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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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程念祺

“留夷”是妈妈年轻时候的笔名；是爸爸给起的。留夷，是芍药花的古名。《楚辞》：“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爸爸当时正醉心于《楚辞》；对妈妈的才华亦极赞赏。

妈妈新近出版了一本书，取名《留夷集》。书中，无论是妈妈年轻时写的几个短篇，还是她年近九十时的点滴回忆，我都读过许多遍。越读，心情越感沉重。爸爸四十一岁时被打成右派。因受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妈妈，那一年才三十七岁。如今我已六十岁了，想到父母如此年轻，竟要经受那样的劫难，真是痛彻心肺！我曾经想象过，如果他们年轻时有另外一种选择，他们的经历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转过念来，又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会是艰难的。其实，比爸爸妈妈经受了更多苦难的人真不知有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让我对爸爸妈妈所经历过的那段过去，有丝毫的释怀。

爸爸在“反右”之后，一直因妈妈受他的牵连而深自责备；妈妈却从来没有责怪过爸爸。从收在《留夷集》中的文字来看，妈妈性格中与生俱来的“自我”，从童年开始，就在顽强抗拒着外界对她的轻视或侵犯。从小时候家人对她的“丑”

和“笨”的“评价”，一直到她被打成“右派”，以及随之而强加于她的种种横逆，她的抗拒性质虽然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但根深蒂固的都出自于她的那个顽强的“自我”。妈妈表面上是个“乖女孩”、“弱女子”，骨子里却固执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她后来总是被那些迫害她的人指责是“花岗岩脑袋”。妈妈就这样“自我”了一辈子，决不自轻自贱，也从不世故。她所有的“通情达理”，或是“自我批评”，从来都驾驭不了她的那个“自我”。所以，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降临，妈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保护自己，与丈夫“划清界限”，而是完全不计后果地宣称：“如果程应镠

（父亲的名字）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宁可陪着爸爸也当一个右派。二十多年之后，虽然时过境迁，她可以饶有兴趣地听完一些夫人们介绍她们当年是怎样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甚至可以还眉飞色舞地完全像是个局外人那样去转述那些“有趣的故事”，但一说到她当年为什么不能那样做时，她马上就是一句：“那时哪里想得到嘛。”

妈妈选择了与爸爸“公平承受”，而不肯对爸爸有一句假意的批评，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合适的。她本能地不愿意在这个她最看重的地方伤害自己。而因为不通世故，五七年以后，一直到文革中，妈妈自然要多吃苦头。那些年，碰到事情了，爸爸总是“苦口婆心”劝妈妈“正确对待”，但妈妈总是不服气，动不动就“反唇相讥”。爸爸是比较懂得“正确对待”的，每每为自己的“苦口婆心”不能让妈妈领会，眼看着她吃苦而焦急、苦笑。爸爸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跟妈妈把那些他自己也不喜欢的道理“说穿”的。公然地伤害自己，也伤害妈妈的事，他无论如何做不出来。因为学会了忍，学会了“正确对待”，爸爸的右派帽子摘得较早，文革中也被较早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妈妈不会忍，右派帽子摘得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也晚。七九年，右派要“改正”了，爸爸说这次总该妈妈先“改正”了，结果还是他“改正”得早。爸爸好几次跟我们说起过，他学会了说假话，而我们的妈妈却学不会。

妈妈这一辈子都没有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但“骤然临之而不惧”却是做得到的。一九六六年夏天，有一天中午，学校的高音喇叭又开始播发“勒令”。被“勒令”的人中就有妈妈，要她马上到指定地点报到。“勒令”刚结束，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然后就听见有人上楼。可见，所谓“勒

令”，就是为了加强震慑力，以便对“牛鬼蛇神”形成高压态势。来人气势汹汹，而妈妈就像“江姐”一样，从容不迫。临走时，她还给我们撂下一句话：“你们记住，我是不会自杀的。要死，就是被人打死的！”那些天，总是听说学校里、社会上有人“自杀”。妈妈显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却决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她的话，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气氛反而沉默了下来，只有爸爸着急地叫了一声：“宗蕖！（母亲的名字）”。

我在上海中学教书时，爸爸单位的一位带学生实习的老师曾与我闲聊，说起当年爸爸妈妈同在干校劳动，晚饭后一起散步，或是休息日一起散步去附近的镇上，都是“手搀手”，真让人“佩服”。“佩服”？我这样问自己。我是他们的儿子，当然知道爸妈不会是在向什么人示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于我的爸爸妈妈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了。

爸爸这一辈子都很关心妈妈，对妈妈的那个“自我”，不仅仅是习惯，而是欣赏。至于妈妈能干不能干，会不会持家，爸爸无所谓。曾几何时，每当我们做儿女的对妈妈怎么总是这样、或者那样表示不满时，爸爸总是笑得很开心，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能让妈妈改过来，我们又怎么能妄想让妈妈改过来呢？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妈妈曾向学校提出“复职”的申请，爸爸却越俎代庖，向学校表示不必了。妈妈很不高兴，我也觉得爸爸过分。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妈妈还是不去上班的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岳丈大人，当初就不让他的岳母出去上班，说是太天真，要吃苦的。爸爸的这次越俎代庖，也是这个意思。

妈妈被改造了半辈子，却没有被改造过来。她单纯，无论好恶，都出于天真的本性。她这一生，都不懂得冷眼旁观别人所受的苦难和自污，却也没有那种洁身自好的雅致。爸爸说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做梦。大姐十七岁，妈妈就支持她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以为这与自己十八岁时到内地去当一个乡村女教师是一样的。哥哥在文革中坐牢，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每当过年，妈妈要跟爸爸一起出门，就会把钥匙、钱和粮票寄放邻居家，盼着儿子会突然回来。很多年后，当哥哥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妈妈竟会很严肃地问他文革中打过老师没有？哥哥和妈妈一样，是极善良的人，当然不至于发生打老师这种事情。我和姐姐程怡一个十五，一个十七，一起去黑龙江插队。妈妈也觉得很好，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摆脱家庭出身的影响，在广阔天地里有一番作为。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兄弟姐妹，没有在那样的年代里变得如《史记·李斯列传》里所讲的“厕中鼠”，与妈妈的这种性格的潜移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收在《留夷集》里的妈妈的文字真是太少了。妈妈本来就写得少，而且她也很少有兴趣写点什么，何况有些东西现在也找不到了；当然，还有一些极“幼稚”的东西难登大雅之堂。读妈妈的这些文字，使我感到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妈妈的这种“自我”，竟与电影《美丽人生》中所讲的那个故事，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地方。而不同的是，妈妈天性如此。妈妈之所以没有被种种无端袭来的横逆所摧毁，就在于这种“自

我”是出自于她的天真本性。至于是对是错，人家看不看得惯，反而不成其为问题了。

写于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