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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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峰（上海）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注明本文首发于《亚美导报》）

一

天渐渐黑透了，晚饭间胸部开始的隐隐作痛此时越发加剧。平时不太愿意上医院的我，居然主动对我太太说：“是否要去趟医院？”探头向窗外望去，天空中飘起细雨，2010年3月23日，上海初春的晚上，乍暖还寒。整个城市都是湿漉漉、阴冷冷的。

还是自己开车去华东医院最方便。将车停在医院急诊室外面的店门口，心里还想着，已经是晚上了，大概不会有警察叔叔的违章停车罚单。如果我知道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张200块钱的罚单，那就像天上在飘的毛毛雨啊。没带雨伞，关上车门，拉着太太，一路小跑进了急诊室。

听说是胸痛，接待的医生一连串问题立即提出：“有没有交通事故受伤？”“有没有搬过重物？”“有没有跌倒过？”我缓慢地摇着头，努力回想着这些天，除了到安徽蚌埠以及梅桥公社（我插队的地方）走了一次，什么都没有做，一切正常。医生怀疑是心梗，心电图仪立即伺候，连做两次，都是正常……。但胸痛仍在持续，加重……

夜逐渐深了，医生用迷糊的眼睛看着我，蹦出一句话：“吊点水吧！”这是中国医院最标准的处理方法。没有头绪的时候，往血管里灌一些医生认为不会造成任何结果的盐水加药水，总不会错。坐到了急诊室的专供临时打点滴的座位上，突然，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袭来，双脚从微小的颤抖逐渐变成了剧烈晃动，胸部痛已经穿透到了背部，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钝痛，人已经无法在椅子安坐。医生这才开始意识到这是明显的神经损伤症状，请神经科医生来会诊。

神经科医生来了，只是用手做了些简单的测试，二话没说，立即吩咐去做CT。但CT片却又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个电话，把做核磁共振的医生从家里唤来，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启动机器。就是这几十分钟，麻痹已经由下而上，逐渐向胸部进发。刚开始的时候，还仅仅是双脚无力；到了被推进核磁共振室，我的胸以下部分已经是感觉全无。

核磁共振片子清晰地显示：一片椎间盘的软骨插进了胸椎，切断了第一胸椎和第二胸椎之间中枢神经的大部分。

深夜，人被拉到骨科病房的走廊上，算是华东医院对我这个急诊病人的照顾。半夜的走廊里空荡荡、黑呼呼的，唯有我这个床孤零零地被抛在中间。

当班医生很年轻，但处理手法极为老道。导尿管被立即插上，大剂量的激素和脱水剂甘露醇得到了及时使用。他匆匆在病历卡上写下几个字：”胸椎完全性损伤”。当时对“完全性”几个字并没有概念，后来才知道：这是脊椎损伤中的极刑，脊椎一旦切断，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性。神经细胞的坏死是不可逆的，无数典型病例：桑兰、汤淼都是因为“完全”两字，尽管有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是回天乏术。我也在第一时间被判为：“高位截瘫”。

人，原来可以如此脆弱，危机往往就在顺风顺水之时突然降落，生活之舟瞬间颠覆，一切都来不及思考，疾病的重锤就已经狠狠地砸在我那根逐渐衰老的脊椎之上。如此凶狠的疾病居然没有预兆，没有原因。医生又一次反复问我：是否搬过重物？是否有事故？我只能摇摇还算是健全的脑袋。因为确实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太太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近乎发疯似地找医生，到处打听。没有人能找到我瘫痪的理由：也许是平时锻炼身体仰卧起坐做得次数过多？也许是上个礼拜搬过一些东西？也许是18岁时下乡时所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造成今天的结果？一切都是推测，也只能推测。唯一不用推测的事实就是：胸椎间盘的碎片脱落到椎管中，把脊椎神经卡断五分之三以上，引起了瘫痪。而我刚才还在天真地打算看病以后自己开车回家。

人一下被固定在床上，哪怕是稍微翻个身、抬个腿的功能也瞬间消失。大脑清晰飞快的转动与身体的纹丝不动正好形成鲜明对比。想起了不少需要交代出去的事情：本来第二天约了几个人见面，要一早就通知他们取消；看来短时间很难出去，单位公章要交给可信的人，工作总是要正常开展的；家里的兄弟姐妹，是否要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应该对他如何讲？甚至想到了今天开来的车，明天一早还要让司机开回去。

更残酷的问题是：目前的瘫痪部位已经到达上胸部乳线之处，是否还会进一步发展？再往上，就不仅仅是身体与双腿的问题了。

走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亮着昏暗黄色的指示灯箱给走来走去的护士们打上一点点地光。尽管痛，尽管有些胡思乱想，我还是在疲惫中睡着了。这是我天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与睡觉的约会还是照常进行。

3月的早上，天亮并不很早。太太一个晚上没有合眼，连一个简单的能坐坐的地方都没有。电话早就打出去了。她的哥哥、嫂子、嫂子的哥哥都来了。大家都眼巴巴地在等待，等待一份判决，一份对于目前状况的权威解释。 6点…7点…8点，终于等来神经内科主任的查房。我是我记得缓缓而至的骨科主任是一位极为英俊，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面色红润，认真梳理的头发上，稍有几根银丝，金丝边眼镜，不扣纽扣的白大褂内，露出的是西装和精心结构的领带，完全是可以让人放心甚至崇拜的模样。一群助手和实习医生簇拥着他，都小心地、虔诚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主任拿起神经内科医生所特有的工具：小锤与针，仔细地检查我身体各部位，问我的感觉，还不时让几个学生来复看一下。最后，他拿起核磁共振片子，突然严肃起来，环顾围在四周的学生们和护士们，用不紧不慢的男中音向簇拥者们宣布：你们看，这不是骨科的毛病！

这是对核磁共振片子呈现状态的彻底否定！不是骨科毛病，也就是说，我的状态不是神经被卡造成的，元凶应该是急性脊椎灰质炎等引起的神经病变。按照我现在的理解：骨片卡住神经，是物理性质疾病；神经本身发生炎症，是化学性质疾病。医生水平的高下，犹如高级侦探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以及长期积累的断案经验，能迅速根据各种报告，根据病人体征，根据发病过程，准确地作出判断。这位主任俨然自信地认为自己就是高手，他慢慢地把脸转向我太太：“不用做手术！”。一切似乎又变得有希望！脊椎病变明显要比脊椎受物理性损伤要轻得多。

诊断不同，治疗方向迅速发生改变：不开刀，立即抽骨髓进行化验，人被翻转，趴着，抽骨髓的针足足有半尺长，身体反正没有的痛觉，护士的指令是6小时不能动。

最初一击打来的时候，太太并没有倒下，她不停地打电话，向各方请教、求救；她在医院里到处找人，希望能有更好的专家出现；她与我的小舅子和与医院较为熟悉的小舅子的小舅子，共同组成了临时决策中心。特需病房落实了，总算可以从走廊里搬到一个人的病房，连陪同人的睡觉也得有解决；专家会诊也得到落实，下午就能过来。华东医院尽管也是三甲医院，本身的专家并不多。但由于它有专门为首长名人服务的特殊功能，医院的医务科有权调动全市各医院最权威的专家。

骨髓样本需要送到华山医院去检验，专家尚未到达，一切还是需要等待。所有人都迷惘了：一边是昨晚刚拍的核磁共振的片子，影像中的骨片那样清晰地卡住了神经，若是公安局破案的话，这好比是得到铁证；另一边则是今天上午查房，骨科主任毋庸置疑的判断，他目前是我这个病房的最高长官。

下午时分，三位分别来自瑞金医院神经科、华山医院神经科、中山医院骨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赶到我床前。谦让一番后，是瑞金医院的女教授动手为我检查。同样的工具，同样的程序。结束以后，互相使了个眼色就轻轻退出了。

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由于是上海顶级的专家到达华东医院，院长于作伟教授当然也要到场作陪，也一起参加讨论。会议结束后，于院长终于到我床前，向我宣布会诊的结果，三句话：开刀、快开刀、让长征医院开刀。

“开刀”结论已下，骨科主任的判断就立即变成误判。后来听说骨科主任还想争辩几句，被在旁的副主任拉拉衣角，才欲言又止。问题出在胸椎损伤的病例实在是太少，我的发病原因又是太奇怪，有人用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来形容。显然，骨科主任是上了经验和常识的当。后来送到华山医院骨髓化验也证明，没有任何脊椎炎症发生。但误判又让我损失了一天的时间。但问题是，这个手术并不是所有骨科医生都能做的，而长征医院的脊柱科是全国重点专科，是这方面的权威！

第二天的中午，华东医院的车子就把长征医院骨科主任接来了。

骨科主任，壮实的军人，是长征医院国家重点专科——脊柱专科的掌门人。个子不高，浑身是劲，眼光犀利，讲话短促而干脆。有人传，他的脾气之大和他的医技高超同时在军中出名。他看了片子，拿一根针稍微刺了几下，问一下感觉，几乎没有再仔细检查。朝我看了一眼，爽气地说：“好吧，我开！到我医院。”没有一句废话，3分钟不到，转身走了。

当天下午，救护车就将我送到长征医院。果然，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已经在拥挤的病房中给我腾出一个床铺。邻床是一位开颈椎的病人，来自中国富裕的温州。由于网络、由于财富、由于交通便利，全国的有钱人都要享受上海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疗资源，所以上海所有的专科医院都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病房很小，拥挤但还不至于杂乱。一群内穿军衣的医生和护士过来检查、化验，反正又是针刺、抽血。我的身躯对这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不间断的胸痛成为了仅存的感觉。

一个坏消息传来：骨科主任明天要去台湾，起码后天才回来。天哪！我想起了昨天华东医院于院长讲的那三句话。第一句话：开刀。这就是明确否定了华东医院骨科主任对我疾病的判断；第二句话：快开刀。这说明开刀的迟早与神经的恢复有绝对的联系，我们已经听说了有3小时、8小时最佳手术期的说法（后来亲戚在德国、美国都分别咨询过，外国医生异口同声质问：你们国家的医生为什么那么迟再动手术？！）；第三句话：叫长征医院骨科主任开刀。这句话一下点出了这方面真正的权威专家，但谁也没有想到，请他开刀居然还隔着台湾海峡长长的距离。屈指数来：发病是23号晚（周二）；第二天误诊和会诊（周三）；第三天骨科主任来华东医院，我转院到长征医院（周四）。如果再托人找人转到其他医院，一方面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医院、合适的医生，从时间上来说，那也到了周五。一般上海医院周六、周日不开刀。另一个方法是，就在长征医院找其他医生开刀，但主任不发话，谁敢？再说，医生一致认为，我这个部位，既不是腰椎，也不是颈椎，而是很难下手的胸椎，手术难度极大。据说，上海能动此刀的医生并不多。

思前想后，能做的，就是等待。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我似乎能感觉到我的神经细胞一个个在消亡。然而，怨天尤人没有任何作用，用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把焦躁的心情平和下来，把今后的一切交给上帝。利用这几天时间，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好。照着护工指示，做颈部肌肉的外力梳理，因为手术刀行进的方向是由前向后，为的是减少开刀的困难，必须用手用力拨弄颈前的肌肉，病房护工熟知这一套。于是我天天做、卖力做，仿佛开刀成功的希望能寄托于此。

手术的时间定在周一上午第一台。

手术室被填满了淡淡的绿色，墙是绿的，天花板是绿的，我身上的床单是绿的，医生护士的手术服是绿的。我躺在担架车上，就像能在绿色中行进的的一艘船。手术的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开刀医生总是在病人被麻醉以后出场，病人苏醒之前就会离去。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病人是永远看不到为自己主刀的医生。忙碌的是护士们，她们就像在整理家中桌面的书籍，或是往柜子里挂挂衣服那样地轻松，这是天天的功课，并不会因为病人的紧张而严重。电影里那些紧张场面完全是导演的需要，实际上手术室的闲聊都是些家长里短，打扮长相之类的市井话题，甚至是今天早餐的味道。

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小护士，小巧玲珑，一脸纯真。男朋友在华师大打算考研究生。病历卡上注明我华师大教师的身份，于是我们就交流起来，考什么，如何考，成为手术之前的话题。我完全放松了，觉得自己已经把身体交给了上帝，害怕已经退去，倒是有一种司马迁面对宫刑时那种“就极刑而无愠色”的坦然，觉得此时与古人心情略通。只是，我的身体情况可能会比汉朝司马迁刑后状态更糟很多。

 

二

 

李锋，李锋！感觉到太太在耳边轻轻地呼唤。彻底醒了，看到了很多张关切的脸，他们都在注意着我的变化。胸部的疼痛似乎缓解了，然而胸以下的一切仍然不属于我。另一个新出现的严重情况是由于手术时的牵扯，导致声带严重受损，用力说出来的声音，就像在大空洞中悬浮的细细游丝，来自于黑暗的深处而飘忽不定。手术之前的几天，我尚能用沉稳的声音交代工作，而现在……。

瘫痪——手术——仍然瘫痪，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术后，整个人还是像被铁钉固定在床上，只有两只眼可以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小便当然是依靠导尿管，而最初的一段时间大便全部要靠护工抠挖。所有与我通话的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尽快挂断我的电话，他们不忍听我那恐怖的声音。

杂志社的同事请来了长征医院神经科黄主任。还是全套的神经检查家当，增加的项目是用针在我的脚底心划过。受刺激的脚趾立即全部往上翘起，“脚趾是应该往下勾拢，方向完全相反，说明神经出了严重问题”，他解释道。“早点去做高压氧舱吧，会好一点。”“好”这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很勉强。事后我才知道，出病房门，他对同事只说了两个字：“瘫了”。

出院小结摆在我面前：胸骨柄平面以下及双下肢躯干触觉消失，温觉消失。髂腰肌、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等，肌力0级。肛门反射消失、双侧膝腱反射消失、跟腱反射消失……。关键词是：肌肉力量0级和所有发射消失。这是一张无情的判决书，潜台词就是“完全性损伤”。

手术以后仅几天，就被要求出院。长征医院绝对高效率，他们要保证每张病床有最高的产出率。发了财的外地人都想得到大上海专业医院最好的治疗，他们在网上搜寻，用电话预约，纷纷从全国各地投奔到此。这句话用在这里最合适：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他们握着大把的钞票，毫无顾忌地打通各种关节，他们的阔绰使红包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大，而开刀医生们一般都会不露声色地把红包放进了干净的白大褂口袋中，他们已经无法拒绝来自病人家属的慷慨，整个上海医务界有点本事的人都能从各种方向找到收入途径，甚至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收入。既然商人可以凭货物的流通，制造商可以凭产品的稀缺大把捞钱，医生们就可以凭手中的刀，凭自己掌管的药去获取银子。所谓医生应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纯洁与神圣之精神，在当下中国的医务界，简直是不切实际的玩笑。当然，家属也把所有的希望和嘱托放在红包内的一张张纸上。他们奉上了钱，似乎求得了内心片刻的镇定和安慰。所以，对医生来讲，多一个病人，就多一份收入，这是实实在在的充满巨大诱惑的收益。作为医院来讲，床位的周转率也就是资金的输入速度。我的邻床，这位来自于温州的颈椎病患者，一刀，十几万，整个住院时间仅7~10天。这是最简单的算术，在单位时间内，病床多周转一次，意味着多有十几万的产值。我感觉到了，上海正是以其博大的胸怀迎接着全国的富人，从明暗两个渠道收取病人的付出。这是目前上海市三甲医院的实际情况。

术后三天就出院，转出的第一站是中山医院的高压氧舱，救护车呼啸着、闪着灯,一路绝尘而去。传说氧仓对脊椎损伤术后的恢复有好处，已经到这个地步，真是“党教干啥就干啥”了。

高压氧舱是一个封闭的金属体，可容纳十几个人。在氧舱里最重要的技巧是要在加压之前用憋气的方式使自己耳朵的鼓膜撑起来，以对抗压力，否则就会因为耳痛而无法坚持。氧舱的操作医生不仅仅可以用声音指导病人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几个观察孔了解内部状况。我躺在担架上（根本无法坐），两个脚会不由自主不断地抽搐着，有点像鸡被杀时最后的那种挣扎蹬腿的状态，这也是脊椎损伤的典型症状。

有一个朋友来看我，我恰好在氧舱内。他透过观察孔看到了我，裹着白被，带着氧气罩，瘫在担架上。他问了一下医生，得到的答复是：“你这个朋友的情况比较糟糕”。稍等了一会，他留下礼物就不辞而别了。我想，他也许他不忍直面我，或者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一个素来号称健康强健、活力四溅的人，瞬间变得如此不堪，没有人能够接受。

病倒了，生活还得继续。

我要来了电脑，买了床上搁板，杂志社小陈也给我申请了天翼通无线网络。把床的后背摇起来，两旁衬好枕头，在搁板上放好电脑，我的手是好的，脑子是好的，电脑与世界是相连的，我还能工作！朋友们惊奇地发现：每天转发给他们的各种PPT，很少有间断。手指敲着键盘，向所有人发出一个信息，李锋还活着，甚至有时还会笑。

人，原来也可以如此坚强。我审视自己，一路上风风雨雨走来：长征串联、下乡插队、装卸工、上大学、研究生、教师、教授，遍尝人间苦乐甜酸，但我始终能积极工作，笑待生活。我在大学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经常与学生交流要认识人生祸福相倚，宠辱互生的道理。我最佩服东坡先生后期在海南岛流放时，生活艰苦，前途无望，写下的诗词却越发恬淡乐观。他在《超然台记》中曾分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以有限追求无限，故“可乐者长少，可悲者长多”，他认为，既然生活无法做到长乐，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陷于悲伤不能自拔就是愚蠢的。生活的起落、逆顺，实际是一种常态。这十来年，我也算是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现在，老天给我开一个玩笑，也是祸福之间的一种正常变换。当然这个玩笑比较大，我面临这样的磨难，可悲切痛苦，不能自拔；也可坦然面对，积极争取，我选择后者。

于漪老师来看我，送给我六个字：认命、达观、争取。我认真地点点头，因为，于老师的话，确实是说到了我的心坎，我也是这样做的。“认命”，是看破人生真谛的智慧，人在天帝与自然面前如此渺小，无论祸福顺逆都是冥冥之中的客观存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实在是政治家可笑的口号；“达观”是建立在认命基础上的积极生活态度，是改善生活质量的精神源泉；当然，“争取”是必须的，调动身体所有的机能，利用社会提供的各种条件，努力地、积极地去争取，才有希望获得新生，获得在原有基础上的飞跃。

于是，从发病、开刀到后来长期的康复锻炼，我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有趣的是，这种乐观心态，也得益于我能睡觉的习惯。起码是，面对天花板胡思乱想的时间少了，在痛苦中辗转反侧的时间少了。常常半夜因为身体的难受而醒过来，拉着床两边的护栏勉强坐起，喘几口粗气后，倒下后就能再睡着，太太经常说我是没心没肺没脑子，人家痛苦不堪夜不成寐的时候，我倒好，倒头就呼呼睡觉。好习惯，也助我度过难关。

我更会将这样的乐观传递给我的亲朋好友，讲讲笑话，设想一下将来我坐轮椅参加儿子婚礼的场景：斜坡，轮椅，追光灯，小夫妻缓缓地推行，女声圣歌的声音包围着，众多的眼光注视着。我上台，讲一番感人肺腑的话，用以激励新婚夫妇。有一次，在我唾液飞溅兴奋描述的时候，一个朋友却在偷偷拭泪。我不知她到底是被感动，还是根本就不忍听这样的话？在整个康复的过程中，我深切的体会是：痛苦不能输出和共担，没有一个人喜欢祥林嫂式的絮叨；而笑容却可以分享，快乐可以传递，人们都乐意在别人的轻松愉快中分一杯羹。

上海××区中心医院有沪上有名的康复科，既有高压氧舱，也有康复训练。随着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两个方面促进康复这个原来完全被国内医院忽视的行业获得蓬勃发展。一是因为物质丰富，食物结构改变，肉食者增多，而导致本来属于食草动物的中国人心血管毛病急剧增加，一到季节变化，脑梗、脑出血病人远超以前的贫穷困难时期；二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中风以后康复的重要性，原来病后只能在家中蜷缩一床的人，现在迫切需要医院能够提供康复治疗和训练。

到处打听，仔细衡量之后，我选择了这个中心医院。于是，又是救护车，又是担架，我被送进了17楼康复科。病区都知道今天来了一个重病人。

这里大量收容的主要是中风以后的病人，一般是半边出了毛病，也就是偏瘫。有轻有重，但大部分还能站立。除少数人，走动应该没有问题。脊椎损伤则是根据受损位置的高低，确定由上到下瘫痪的位置，称之为截瘫。若是颈椎损伤，那就会影响到手；我是一、二胸椎之间受损，上胸部在感觉上有一个明显的箍。箍以下部位，一切感觉完全消失，是名符其实的高位截瘫。担架、导尿管是我的标配。这种情况在17楼并不多，若当时评选重病冠军的话，我也许当之无愧了。但有一条好消息在暗暗鼓励着我：外甥女到北京最权威的中康医院刘医生那里求救，他说：只要肛门有点反应就是“非完全性损伤”，我让太太试了几次，她兴奋地告诉我：有一点反应！我似乎在茫茫大海中，抱住了一小块漂浮的木板，只要是“非完全”，就有一线希望。

康复道路漫长而艰苦。其意义就是要建立神经与肌肉之间的再次联系。事实是，脊椎损伤已经导致该脊椎以下管理的所有肌肉瘫痪。我出毛病的部位是胸一和胸二之间，表现为胸腔上部以双乳头为线，以下部位的感觉全部消失。若是再往上到颈椎，那么双手能力也会失去。我的位置已经很高，让同事替我买来很多相关的医疗书，查了半天，若是这样的高部位损伤，最好的结果是三个：终身轮椅、自由转换（依靠手的力量在轮椅、床之间转换）、大小便自理（最终可以拔去导尿管和不用手抠挖大便）。当时，我连坐都还做不到，书上描述的三条，就已经是我激励奋斗的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了。

在徐中心接受的第一项训练是机器站立架。就是将人捆绑在一个可以竖起的电动床板上，让卧着的病人可以直立起来。书上介绍，整日卧床对身体损伤极大，尤其钙质会大量流失，改变体位很重要。医生不敢把我放到90度，尽管我请求，但他开到70度无论如何不往上升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再一次完全竖起来看世界：忙忙碌碌的医生、康复时哇哇乱叫病人、拿痴呆病人开玩笑的护工。反过来，他们看我，就像是一个在刑具上受刑的犯人，因为脚和胸部都被捆得这样结实。

接着是体能训练：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命令你抬起并已不属于你的身体零件，其困难和费力难以想象。我用尽全力，满身大汗还是无法执行一个简单到把脚背翘一翘的动作。但我明白：希望也许就产生在这无数次失败的努力之中。康复手法与推拿正好是相反，推拿是病人被动的，接受医生所有的按摩和揉搓；而康复功能训练是在医生单调的口令之下，不断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就像一个听话但没有能力的小学生，尽管是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诚惶诚恐地认真做功课，但实在是难以完成。

天还没有大热，但我每天都是大汗淋漓，一天要换四套衣服（医院规定每周换两次），我唯一的办法是买通护士和医院护工，她们会从仓库里拿出足够的病号服藏在柜子里。从小调皮的我，为自己这种小把戏，开心不已。太太知道了，指着我的鼻子说：“这就是苦恼人的笑！”

所有医院的时钟都最早报晓，清晨五点半，病房就苏醒过来，走廊里开始了叮叮当当的声响，发药、抽血，一片繁忙；六点，早餐已经送到了床边，永远是那几样品种，放在医院特有的搪瓷白碗里；六点半，我已经在护工的帮助下，自行去完成昨天治疗师布置的功课。

晚上，医院又是这个城市最早入眠地方的，不管你以前是不是夜猫子，8点半，病房的灯已经关了，到了9点，走廊的灯也会熄灭，静悄悄的没有声响。偶然听得到隔壁病房那个脑出血的重病患者呀呀乱叫和摇晃金属床架的声音。我会抓紧时间，把睡觉之前的床也作为完成作业的地方。太太不仅为我请了医院的护工，还从外面请了专职护工。除了双手尚有能力之外，我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上一次厕所，需要两个护工抬；一小时一次的翻身，也需要护工帮助；就是我想到床头柜抽屉拿一样东西，也是做不到的。一对一的护工，不仅担负照料我的起居，更可以适当地配合医生，为我做些简单的康复运动。在护工的帮助下，抓紧每一段可以利用的时间，病人和护工们都戏称我是这里真正的劳动模范。

医院是个小社会。偶尔从外往里看：整洁的走道、装饰一新的病房、亲切和蔼的医护人员、忙忙碌碌的护工，一切那么和谐而秩序井然，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守护生命的地方，是人获得最终尊严的地方。但进入里面，亲身体验，一切都未必了。社会上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已经完全淹没了这本来应该是最纯净的救死扶伤的圣地。

医院最感兴趣的是新病人。一人得病，全家震动，家族所有的人都会倾其所有加以帮助。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主义时期。一方面，灾难袭来，家人慌乱而缺乏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由于无法一下接受现实而治病心切。此时，一般家族的心态是：只要能把病治好，就是砸锅卖铁凑钱也在所不惜。这时的医生大概会问你，这个病比较麻烦，但有几种进口药的效果可能比较好，但不知你家的经济能力如何？家族的表态一定是：“没问题！只要你能治好病，钱不是问题。”医生点点头。接下去会再告诉你：“尽管我不能保证把病治好，但这几种药疗效比国产的好一点，不能报销。你如果要用的话，你们自己去买，我告诉你电话号码，你们直接结账，然后我来给你用”。如此顺当，理由充分，没有痕迹，不落把柄的生意就做成了，几乎百发百中。

院长是个秃头，很注重自己的光辉形象。我住院期间，医院曾举办过几次学术会议。在到处张贴的海报上，总有秃头院长那张并不养眼的照片被放在海报的显要位置（不管会议的内容是否与他专业有关，照片永远只有这一张）。在医院里，他以小气而知名，我遇到的医院员工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对他恨声怨气的。据说他是扣钱能手，卫生检查分数低，扣钱；病人投诉，扣钱。最要命的是夏天关空调。我4月底住进医院，没有几个月，上海的高温日子到了。2010年的夏天不乏38度、39度甚至是40度的日子。但就是这位奇葩院长，居然规定12点以后就关掉空调。病房里住满各种病人：刚做完手术的、90岁以上的、还有我这样行动不便又最怕热的。夜深了，空调如约而关，病房内的温度不断爬升。我邻床是一个90多岁的香港籍的原上海老中医，从香港雇了两位马来西亚护工来轮流看护。那个叫安娜的护工，无法入眠，看到老人是在热得实在难受，流着泪、摇着扇，给老人擦汗。我实在难以忍受，想与院长讨论一下医院应该具有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写了一封《给院长的信》，托病区医生转交。一看到病人的意见信，整个病区的医生护士都紧张起来。他们讨论几次，让护士长出面，要求我一改再改，把语气弄到柔和之极。最终，信还是被递送上去，因为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认为我写的是事实，要求也合理。但结果是谁也想不到的：不仅空调照关，病区全体医护人员扣奖金（理由是没有把病人安抚好），也种下了不久之后要将我赶出医院的种子。

医院里有一个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的阶层——护工。她们地位最低，医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重活都是他们的工作范围，据说这也只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医院才会有的特殊存在。听说前几年，她们还是直接由医院聘请；但这几年，时兴家政公司，医院与家政公司之间签约可以减少了许多法律上和责任上的麻烦。这样在医院、护工和病人三者的关系博弈过程中，又多了一个食利阶层——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管理护工无非就是把批发来的工作服卖给她们作为统一服装，价格不菲；另一个手段罚款，病人投诉，护士告状，工作出错都是罚款的理由，一个月下来，也能扣到可观的钱款，而家政公司从来不需要发奖金。这样粗糙的管理就可以顺理成章从护工的收入中抽取30%的净利。为了不减少护工的收入，于是这部分增加的钱又必然转移到病人身上——涨护理费就是，当然家政公司又能按比例再多捞一点。

常驻医院的家政公司老板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半老徐娘，据说她当年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医院的地下室找一个房间，放上一张写字台就算公司开张。她的所有工作就是要把秃顶院长搞定，这应该是她的强项。没有几年，她已经开着一辆3系的红色宝马，在医院出出进进。高跟鞋、烫发、墨镜，昂首挺胸，并不把病区护士长看在眼里。再雇佣两个下岗男人，拿着记录的小本本，天天在各病区转悠，防止护工与病人私自结盟。月初收钱，拿来一大叠收据，所有病人都知道这是在逃税，但没有人吭声，人病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想在医院里惹事的，且个个是唐僧，谁都想吃他们一口。

医院的护工基本上都是安徽人，大部分来自铜陵。她们对家政公司满腹牢骚，经常聚在一起埋怨。但她们互相之间并不团结。17楼一共只有11个护工，居然可以分成4派，互相拆台，因此家政公司老板完全可以高枕无忧。据说也有一次过年由于没有领到国家规定的3倍工资而举行罢工，但由于没有首领，没有纲领，也不团结，只坚持了半天就被家政公司老板彻底瓦解，一个个灰溜溜地先后回去工作。

几乎每个护工都有一本辛酸史，有被老公抛弃的，有被不争气儿子拼命索要钱款的，有要盖房娶媳妇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根本无法留在自己身边。晚上大部分都群租在附近老房的楼梯间、车库。没有厕所，甚至睡下以后很难翻身（淮海路附近的房租实在是太贵）。但下班时分，还是都把自己打扮得鲜鲜亮亮，甚至是长发披肩，一袭紧身服。尽管不一定合适，也是个个高跟鞋。淮海路是上海著名的上只角，这里的都市气息，这里的时髦，也毫无例外地涂染到护工们的身上。

平时很受气，要被护士使来唤去，要被老板无端训斥；但有时也很霸道，尤其是对失能的老人，若是拎不清，也会遭受她们的白眼甚至欺负。

爱情在最艰苦的劳动中也会顽强生存着。医院的旁边就是上海滩著名的公园，由当年的法国人设计建造，树木参天，芳草萋萋，道路曲折而又精致，一派法兰西风情。公园大门外有一片空地，上午是上海时髦老克拉的舞场，下午是学习武术和在地上蘸水练习硬笔书法的场地。晚上8点之后，则成了外地打工者的天地。那个用三轮车拉来高分贝的功放和扬声器的女子，约40岁左右，不合时宜的时髦。熟练地接好功放，让音乐最初的冲击力将早就等候的人们聚拢，然后点起一支烟，静静地靠在树上，冷眼观看，瞄出今天能与她跳第一支舞的男人。我们17楼的护工小钱和四楼负责打饭的男护工小吴就是天天舞场的搭档，白天干得累，晚上跳得欢。小钱家中有不争气的儿子，整天泡在农村网吧里，小钱的辛苦钱都要去填补那个无法填满的窟窿。我想，大概是舞蹈的那一刻，她应该是开心的。有男性的温柔，有美妙的旋律、有动人心魄的节奏，可以短暂地将她的烦恼全部挤走。另一个实际意义是：她永远不再愁吃的，四楼的舞伴会小心地替她准备好每天的饭菜，她才不怕其他护工的眼红和嫉妒。

我积极锻炼着，但每天艰苦并没有换来积极的成果。在医院最初几个月里，情形可以用悲惨两字总结。臀部尾骨处生成一块褥疮，始终不好，太太从沪上最好的医药商店买来各种进口的褥疮药膏，都试过了，没用；导尿管已经插了4个多月无法去除，为此经别人介绍，每周大动干戈到普陀区中心医院，请他们针灸科主任用针灸、火罐、热敷各种办法，还是无法去除导尿管。期间，这里的医生曾试过一次拔掉，失败，再插上。至于感觉和肌肉，没有任何起色。 瘫了，我想起了医生曾有过的判决。

术后4个月的某一天，左脚大脚趾突然在我主观的控制下动了一下，过几天是右脚的大脚趾也动了一下。我内心顿时一阵狂喜，一切皆有可能！但查房的医生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已经4个月了，仅这点表现意义不大”。我不甘心，太太陪我到华山医院康复科专家门诊去寻找答案。主任胡永善教授也是一位曾经在江西插队落户的老兄，有着对病人从心底产生的怜悯，也有着这个时代出生人的特有的职业精神。他用宽厚的大手，为我做了仔细检查，然后认真地对我说：“你有希望！”。这个“希望”是能站，还是走？我不敢问，胡教授也没明说。我们彼此都不想把这层纸捅破。

我就小心翼翼地怀揣着这份“希望”回到医院，更加艰苦地训练，不敢丝毫懈怠。我在17楼宣布：若我能“站”起来，立即请全病区所有护工上馆子吃一顿。什么叫“站”？我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扶物站起，脱手一分钟。

可惜，这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愿望并无法实现。记得最后一次在中心医院练习站立，由两个人架着，自己用手拉着肋木（一种康复用的架子），膝盖顶着枕头，太太还从后面推了一把，结果还是软瘫了下来。出了一件更雪上加霜的事：我私自经别人介绍，外请手法师治疗，引起右腿肿胀、发热，症状极为严重，此间的医生说从未见过，只能反反复复给我做B超。发现血管并没有明显坏死现象，过了十几天才慢慢退下。此事也震动了病区主任。

由于给院长信的事件，由于康复进展缓慢，由于腿肿事件，治疗医生也已经给我做了恢复无望的阶段性结论。医院正式通知我转院。能到哪儿去呢？实际情况是，此时导尿管刚刚拆除，根本无法翻身，上一次厕所需要两个护工扛抬。但病床医生严峻的表情可以知道，这里是待不下去了，尽管我为了多待时间采用全部自费的方法并通过各种关系疏通。但医院还是下了最后的逐客令。

天天替我进行康复治疗的乔蕾医生伸出援手。两个地方可选择：华东医院，那里是她的同学；华山医院属下的永和医院，那里有她的老公，也是治疗师。

最终选择后者，永和医院是我病程中的第五站：华东、长征、中山、中心医院，五个月的时间转战求医，其中有多少的无奈和屈辱，但在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下，我所能接受治疗作为平民百姓已经是最好的，花钱也是最多的。

 

三

 

永和医院地处城市北面的闸北区与宝山区的交界之处，基本属于城乡结合部，其繁华程度与曾是法租界的淮海路天壤之别。由于与华山医院签约，就有了大量慕名而至的康复病人。但医院整个资金的投入明显偏少，康复器械陈旧而单调，多年破损的机械也得不到很好的修复。但由于医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山，因此这里的管理明显带有三甲医院特征：病床医生基本都有博士学位，在病理分析，治疗方案制定等方面严谨而仔细。尤其是康复科主任胡永善教授领衔于此，整个团队显露勃勃生机。这里也没有其它医院无休止的各种化验、仪器检查。在中心医院时由于检验单子实在太多，B超室、心电图室门口整天排队。都说外国的仪器卖到中国都容易坏，简单的理由是利用率实在是太高，医院要从机器身上快速捞回本钱并能够创造利润，考核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开单子记入医生工作业绩，机器的劳损也就在所难免。在中心医院时，我亲耳听到一个老人在哀求：“不要再抽血了，我的血快要没了！”抽血的人讲：“你去对医生说，我们这里只管抽”，其实医生也无奈，就像路边警察叔叔的罚款，指标在逼着。

永和医院康复科有比较多的脊椎损伤病人：玲玲是温州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学，与同学到云南旅游。本来是最快乐的事情，但乐极生悲，一场车祸，颈椎受损，从手到脚都完了。父母是温州商人，有钱。请上海医生到云南手术，然后包机将女儿接回，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就此陨落；老董是作为人才引进到台州的设计人员，女儿在上海工作，当一家正在为告别西北苍凉而庆幸时，血管瘤破裂造成脊椎损伤，华山医院36小时就为他做了手术，但结果并不好；老钱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是有名气的上海合唱协会会长。脊椎多发性恶性肿瘤，已经开了两刀，据说第一刀以后，只是一个月就去上班。第二刀下去，情况完全变了，期望中的站立始终无法实现。

痛苦相似，但对待疾病的心态却是完全不同。

玲玲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正值壮年的温州父母居然放弃一切，双双到医院终日陪伴，每天将女儿抱进抱出，以温州人的精明选择最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努力寻求哪怕是一丝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玲玲从仅仅会动眼珠，到现在能够靠墙站一下，但人生道路接下去如何走？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老董，36小时的手术是他有理由对自己给予希望，然脊椎的手术很难判断，医生水平不高或是任何一点疏忽都就会造成对神经的二次伤害。他情况不太妙，褥疮、尿路感染发烧不断。几个月过去，双下肢没有任何能力。由于经济关系，他也无法请专职护工，老婆已经是精疲力竭，病房里经常听到两人拌嘴的声音，这是无奈的发泄，女儿也只是偶尔来看看，帮不上忙。老董私下对我讲，怎么会生这么一个死不掉，活不成的毛病？还不如癌症，是个有期，也有个盼头，言语中透着无限的悲凉。

老钱明显不能接受眼前现实，从一位社会名流变成穿着病号服的残疾，他难以接受这样的落差。于是，他采用了严密的防护动作，切断一切对外通讯工具，阻止一切同事朋友前来探视。他原来的理想状态是，还能如第一次手术一般，一个月后，轻松上班。该有的位置还在那里，该做的事可以继续。他有很多粉丝，也有很多觊觎他位子的人，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一切，不想破坏自己的形象，不想失去他已经得到地位和荣誉，甚至不想改掉那一头潇洒的艺术家长发。哪知这第二次手术以后居然一直无法站立，他曾满怀希望对我说：“也许这周，也许下周，我就能够站起来”。但希望并不是现实，不仅没有站起来，还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烧。瘦削的老婆每天例行公事似地报到半小时（医院已经盛传他老婆有了新方向），不解决任何问题。老钱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话，与护工关系也比较紧张，心情可想而知。

最令我感动的是曾经与我邻床几天的老陈和他的太太。他原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50多岁。口腔的癌症在手术之后使脸部的排列组合严重扭曲；又中过风，语言功能完全丧失，可悲的是心里还是对一切都明白。手术也使他的咀嚼能力失去，因鼻腔处拖出一根长长的管子用于鼻饲。难过的时候他会不断地哼哼并摇晃病床两边的金属栏杆，弄出很大的声响。在他旁边，很难安稳睡觉。我与他邻床几天后，因实在无法适应，而要求换病房。护工悄悄告诉我，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忍受他这样彻夜的吵闹，可见老陈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他没有子女，天天是太太来陪伴。他太太尽管也是50左右的人，但一袭长发衬住略施粉黛的脸，姣好的身材与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搭配完美。每天，她都会将5种蔬菜榨汁以后放在冷水瓶里带到医院，没有一天间断；她在优盘里录了许多苏联时期的老歌，用一个新式的小音箱播放；晚上，总是会将丈夫弄得非常舒坦以后才移交给值夜班的护工。至今我的脑际一直浮现这样的场景：每天下午，她会将丈夫用轮椅推到走廊上，靠在他身旁。悠扬的苏联时期音乐从音箱中流淌出来，她告诉我，丈夫与她都喜欢前苏联时期的歌曲。她的美丽与丈夫丑陋形成鲜明反差，就像巴黎圣母院的吉普寨姑娘艾斯米拉达与敲钟丑人卡西姆多，然两人依偎在一起听音乐的完整画面又显得如此和谐。她轻轻地对丈夫说着话，尽管丈夫并不能回答，表情也是僵硬的，但内心一定感觉到了妻子的温暖与音乐的抚慰。也许这个两人一起听着音乐情形，可以追溯到他们以往共同生活中的深处。如今，在灾难面前，这一幕又被重新演绎了。老陈太太对我说：她从来不哭，只想把每天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温婉的表面所透露的内心坚强令人不仅肃然起敬。几个月后，老陈走了，我再也没见到老陈太太，但走廊里他们夫妻一起听音乐的画面却长远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医院是家庭关系与情绪的观察哨和晴雨表，正因为有如此多痛苦的集合，哀怨的碰撞，所以此处可以看到各种关系微妙而激烈的变化，也能看到病人本身大难临头以后的各种反应。护工、护士都能清楚知道哪家夫妻关系如何，儿女是否贴心？陪伴病人不仅仅累人，更是累心。隔壁孙老太曾发出这样的哀叹：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也就是这样的重压面前，家庭关系的阴晴表露无遗。一个眼神，一下轻轻地抚摸，都能见出人间最真挚的情感；有的人哪怕是天天来，也能感受到情绪的冰点。没有尽头的送饭送菜、看护陪伴，是对家庭关系最严酷的考验。老话说：久病无孝子，实际上久病所造成的重压，会使整个家庭难以承受，吵闹甚至裂变，均属正常。我在永和医院第一个邻床是安徽到上海来打工的锅炉工，本来是前年小孩刚刚出生，小家庭琴瑟和谐。但一次事故，丈夫高空坠下，高位截瘫。起先是小夫妻联合起来与厂方斗，共同去争取最大的补偿；后来是夫妻互相斗，为的是如何瓜分这点赔偿款。最后的结局是老泪纵横的父亲把失去一切能力的儿子接走，妻子挎着蛮时髦的包包走向另外一方。

病人本身，也是消极厌世者有之，高调摆阔者有之，拒绝康复锻炼者有之，盲目乐观者有之。走到这里，就像进入情绪超市。人在危机前的各种反应齐全地被码在这里的货架上。

当本来应该由共和国医疗体制进行保障的责任，全部压向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单元的家庭或个人，那么，怎能要求这个细胞还能正常呢？

康复科也许最能暴露目前中国医疗体制的软肋：明明许多病人需要长期医治，无法出院，却被一种称之为“病床周转率”的考核指标限制，病人被迫两周或三周周转一次，在病区之间周转，在医院之间周转，这是全市医院公开的秘密。为了每次住院记录的完整性，必要的检查统统需要重做一遍。为了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不知道要浪费多少医疗资源，病人也不知多吃多少苦头。另外，由于一部分康复病人无法做到生活自理，甚至是终身瘫痪，必定要护工帮助。近年来，护工资源锐减，人工费用猛涨，许多家庭不堪重负，这样家属的陪伴又不可或缺。而医院本身的护士娇贵到除了打针发药，事事都应该护工和家属代劳。这样，若家中有人得重病，不仅在经济上，家庭难以承受；在体力、心力上也是难以承受之重。共和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如何能解除草民的实际困境呢？

徐一鸣医师是徐中心乔蕾的丈夫，矮矮、胖胖、黑黑，眼睛大大，鼻子大大，耳朵大大，一看就是福相脸。乔蕾曾讲起徐一鸣的福气：考试不需用功（他俩是同学），每次轻巧过关；找工作不用上心，华山医院大门已经开启；家务从来不做，父母一切包办。他讲义气，人缘好，是胡永善手下的得力干将，又是永和医院康复科青年医生中的天然领袖。

由于我是他太太特别关照的，于是他也认了真。他为我做了全面检查以后，认为我目前的关键还是在腰。一旦腰有了力量，才能坐，才能站，才能走。

于是，训练就从腰背肌开始，我采用跪姿（我当时无法跪稳），医生需要从背后帮助我做俯仰动作，每天仅这个动作就是一百下。支撑这个简单数字的是巨大的体力付出，不仅是我，还有医生。一套动作结束，我们两个人的汗水都已经将衣服湿透。我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几个月卧床，肌肉萎缩极快。不仅腿部肌肉，特别臀部肌肉已缩成两块老豆腐，晃晃的没有任何力量。腰部肌肉很难看出，但能支撑坐尚不易，更何谈俯仰屈直呢？

我的神话就在永和医院发生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各部位的肌肉力量逐渐从0级往上不断攀升，1级、2级、3级，尤其是股四头肌已经达到4级肌力；另外，腰背肌、髂腰肌、腹肌的力量也均能满足站立的需要；即使是臀大肌略微差一点，也从老豆腐的地方渐渐长出一点肉。

有一段时间，膝盖的麻胀无以复加。但麻胀过后，意外感到这里获得了一点力量。查看书籍，没有一本书谈及神经恢复过程中的感觉与康复之间关系。我甚至建议医生，可以将病人点点滴滴的感觉与康复进程记录下来。若是有较多积累，排比梳理其中的关联，再去寻求理论的支撑，也许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而这样的论文至今没有。

一段时间以后，医生的评价是，爆发力够了，持续力远远不够。所以在站立时，不仅需要用枕头顶住膝盖，还要背后有人推一把。毕竟有了极大的进步，也许，站立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徐医生讲了一段很实在的话：“因为你很听得懂口令，很认真，很努力，也有点希望，所以我做起来也比较有劲”。的确如此，每天我大汗淋漓的时候，也看到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沁出，从他的白色工作服里渗出。我们用共同的努力，获得了一份成绩。每次我在做手法时，总能吸引很多眼光，是充满同情、羡慕、尊敬的眼光。病人能吃苦，医生肯卖力，恢复有效果。那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明显的进步。哥哥打电话来经常是这样问的：“这个礼拜有什么新进展？”

太太也与我讨论：“到底先会站，还是先会走？”如果是婴儿，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先站，再走。如今我也像第二次做人，前一段时间学讲话，声音渐渐有所恢复；这段时间学走路，却连蹒跚踉跄还做不到。我这个重新开始做婴儿的人，实在讲不清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记得是2010年11月9日（病后7个月17天），徐医师突然对我说：“你可以用助行器走一下。”我惊喜万分，也惶恐万分。但还是咬着牙，用借来的助行器（一种框式结构的辅助工具）试走，双手由于过分紧张、用力而抖动着，尽管艰难，毕竟迈出了我得病以后第一步。

那天以后，我开始用助行器，在护工的陪伴下，不断地在医院的走廊行进。脚还软，常常会歪倒，护工要保我不摔；力量不够，手帮上了忙。由于过分用力，一圈走下来，手会微微发抖。走廊里有一个钟，我看着它，心里数着今天能走的步数；它看着我，见证我一天比一天能多走几步，也见证了我额头、背心涌出的汗水。

站立，是萦绕在心头却不敢放嘴边的梦想，当时在中心医院提及站立，也是为了给自己打打气，不敢朝这个方向多想。重温当时给自己订的“站立”标准是：能扶物而起，脱手站立1分钟。经过了这段时间，扶物站起是没有问题，但“脱手”始终做不到。每天傍晚，是我练站立的时间，太太带上枕头（用来垫膝盖），到永和医院楼下大院，这里有一处栏杆正好适合训练。我就反反复复在栏杆前站起，脱手，一屁股坐下。又过了十几天，终于有了脱手20多秒的成绩，这个简单的站的动作竟让我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也许我有一天还真能站起来！这对瘫痪病人的意义，不亚于重生！

我在自己的《康复日志》上，清清楚楚地记下了2010年11月22日，站立1.02秒！这是长达8个月的期盼，是对终生坐轮椅判决书最大的宣战！

有了这1.02秒，就有了23日的1.33秒，24日的1.44秒，29日的3.17秒。

正常人永远不能想象一个人要站立竟会如此困难：我扶物站起，脱手，脸涨得通红，双手握拳，全身紧张用力，哪怕是最小的一丝微风都会让我晃晃悠悠。实在不行了，还是一屁股坐到了后面的轮椅上。即便如此，我内心欣喜若狂！

医师有点感叹，绝对想不到一个将近60岁的人，能达到这样的训练强度。不仅需要毅力，更需要体力。得出的结论是，过去身体锻炼还是为今天的康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现在真是无法诠释“有希望”的确切含义，我内心对“自由行走”充满着渴望。给我推拿的医师也说过：“有可能”，但体疗师徐一鸣始终没有松口。确实也是没有必要松口，一切还是留给未知，让朦胧的希望鼓励我不断努力。

医生告诫我：当前，最要小心的是防止跌倒，跌倒往往发生在将走未走之际。任何摔倒，扭伤都会给恢复带来极大的麻烦。医生的一句话，又把我的兴奋打了回去，确定这段时期的行动准则是：“把豪迈收起，把尾巴夹起，认真锻炼，低调做人。”

永和医院有不少脊椎损伤的病人，但最终能走路的并不多。当我用助行器行走在病房走廊上的时候，就像一个得胜的将军，迎来了多少羡慕的眼光。病人，从正常人眼里看来，是一群被社会分离出来的可怜虫；但在特殊的条件下，这群可怜虫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骄傲和外人所不理解的短暂快乐。

正当我沉浸在进步的喜悦中的时候，徐医生要回华山了。

华山医院有轮岗制度，徐医生奉命要回总部轮值，我的命运再一次漂泊起来。到哪里去呢？还是回中心医院！能去吗？找人！

这是中国现行体制中不能不用的一招，我打遍了所有的电话，终于有一位强有力的人一个电话打到了主管医务的副区长办公室。于是，一切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心医院康复科主任主动热情邀请，腾出来最好的病房。2011年2月20日（术后的10个月21天）我又回到了中心医院。我刚走进中心病房，已经看到了院长办公室主任根据院长指示所送的美丽花篮。这就是电话的力量！

还是乔医生负责我的康复，我已经彻底成为他们夫妻二人手中的作品。长期的相处，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一段时间的助行器之后，乔医生同意我用两个带有四个脚的拐杖。两个拐杖与助行器有较大的区别：拐杖不稳定，不可能将全部上身的力量全部压在两个拐杖上，这就要求腿部有更强劲的肌肉。尽管颤抖，还是逐渐适应了。好在是康复急剧上升期，只要坚持，每天都会有小小的进步。这段时间的记录是：依靠两根拐杖能走500米，独立站立30分钟，跑步机用0.6的速度走25分钟。

终于有一天，乔医生对我说，你可以试着用一根拐杖。这是一根只有一个头的标准拐杖。将近一年时间，我和太太一直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站，别人走，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有这种可能。现在我居然也能用拐杖走了，这是几个月之前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这里的医生说是奇迹，我宁愿看成是上苍对我的恩惠。

乔蕾开始帮我做训练，指出我走路姿势的明显缺点，尤其是右腿；另一位医生的检查也是发现我臀中肌和股二头肌是最薄弱环节。但所有医生都在肯定我成绩的同时，关照我要锻炼适量。我需要尽量争取不出现大的波动和反复，控制自己的渴望，合理分配体力。终于到年底之前，我能用一个拐杖走出60米左右。为了这60米，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我却从其中尝出甜味！

2011年3月23日，正好是得病一年。早晨醒来，窗外阳光灿烂，顿时来了精神，今天做一件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能纪念这特殊的日子呢？记得前些日子乔医生曾说过：根据她对我的判断，可以在空旷之处试一试开车。立即打电话让朱师傅把我的汽车开来，预定的练习地方是新江湾城。那里，路宽、车少、人稀，是学车的好地方。他们把我从中心医院载到那里，停下。我拄着拐杖，从右侧车门绕行到左侧车门，坐上了驾驶座。右脚顺利地搁上刹车，熟悉的开车感觉顿时神奇地回来了。足足一年时间没有碰过方向盘，只有在睡梦中还开过车。

汽车顺利地滑动，第一个顺车调头还是显得有点羞涩，然后加油，试刹车，一切顺利。挑一条小路，与疾驶而来的汽车会车，也是没有问题。胆子随着轮子的滚动越来越大。在新江湾城地区兜转20分钟以后，朱师傅与坐车的护工都鼓励我直接将车开回医院。于是，我就把车开上了高架。当我把车停稳在医院的停车坪上，徐中心的门卫们惊奇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始终是那个须臾离开不能轮椅的瘫痪者。

助行器——双拐——单拐，这是进步的必要环节。但康复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并不局限于医生的评估书，它最本质的意义是让我真正能回归社会，回归到我熟悉的人群里，回归到我曾经为之自豪工作中去。在这之前，首先就是得能做到生活自理：能够自行翻身，能够自己上厕所，能够自己洗澡，能够自由往来……。

 

 

四

 

2011年6月11日，决定出院。

身体的康复如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既有快速恢复期，也就会有极为缓慢甚至停滞的平台期。在医院里住下去，只能徒增家人负担却不会有快速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很多的生活自理的锻炼，只有回到家，才会面临真正的考验，才能走出回归社会的坚实步伐。我就是要面对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一个人挣扎的，有关独立和自理生活的战争。

太太早已经在浴室等处装了拉手，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不依靠人独立洗浴。淋浴房里放上一个塑料凳，一个塑料桶，先泡脚，再洗澡。开心的是一切由我自行操作，一年多来，几乎任何清洁行为都是在护工帮助下进行，最隐私处也是公开的，所谓的男性尊严早在医院里化为乌有。那里，病人和普通人有着本质区别，对医生和护工而言，病人就是没有性别的一件物体而已。

翻身还是有所不便，这点美国人早就为你想到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商店似乎已经想到残疾人的所有需要。一个简单的可以利用床垫安装的拉手从美国寄到，于是翻身就有了抓手。

上厕所，下楼梯、去会所，摇晃着，踉跄着，坚持着，还是一切自己来。起初太太还是不放心，让保姆陪一下，但不久，我就逐渐摆脱陪伴。独立行动对我而言，意味着无限的自由，是我从内心深深向往的。当然，医生曾一再关照的：不能摔，还是做不到。摔过一二次，没敢声张，但还是在暗中坚持；由于不断坚持，也就不摔了。

野心越来越大。

我要上班。以前曾有人评说我是“工作狂”，一年多时间的离开以后，单位都还能容我吗？有点担心。但大家对我的回归很热心，使我心潮澎湃。

刚开始，还需要别人把我从轮椅上抱到汽车里，再把轮椅装上车；到地方以后，卸下轮椅，再把我从汽车里扶出，抱到轮椅上。我重，本来抱我就不易，再加上双脚经常因为抽筋而缩起，重心上移，更难抱。真是难为了司机。一段时间之后，抱的动作不需要了，我能自己完成从轮椅与汽车之间的转换，到地方后，自行慢慢从车门内移出双脚，缓缓站起，一屁股坐到轮椅上；再后来，轮椅不要了，司机接我到目的地，我自己下车、站起，拄拐棍慢慢行走；现在，司机不用来接我，自己可以开车到单位，独立完成从停车处到单位的路程。停一个离大楼近一点的车位，只要比别人早到一点到就行。从汽车上下来，走向大楼，上几格阶梯，穿过大堂，进入电梯，上楼到单位。此时，我真正感受到力量在我身上增长的过程，也感受到了工作对我的欢迎和拥抱。

实际上，单位完全可以不需要我这么一个退休老人。但大家都觉得我脑子还好使，有时还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可以容忍。更重要的是，大家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份愉快，他们从心里欢迎我。我也明说：由于我行动不便，需要工作来点缀并充实生活。若身体再能好一点，我会自动离开，你们就放我去到处旅游，让我去享受生命的另一种活法。他们笑我：“哦，原来你是用工作来填补空虚呀！”我尴尬了，但还是点了点头，认认真真接受了他们一顿善意的嘲笑。当然，我又不断告诫自己：年纪大的人经常会不觉得老之已至，思想行为都会落伍。我绝对要摆正自己位置，找到合适工作的切入点，千万不能讨人嫌。原则是：只帮忙，不添乱。于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上班模式，在同事们的宽容下，居然也找到了平衡点。我心里透亮：毕竟这也是暂时的，终究要把所有地方让出来给年轻人，自然法则没有人能抗拒，我认为自己已经在思想上、心理上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足准备。

我要唱歌。请了一位张老师，一对一学唱。张老师从小就在各种团队内唱歌，虽非专业，但专家们都说，她的演唱能力已非一般专业人员能比。祖籍天津，长在上海，北方人的豪爽与南方人的细腻在她身上如此相溶。家中摆设精致，一尘不染，见出南方人特有的细心；却又是经常高朋满座，热闹开心，是北方人待客的那种豪放。大家喜欢吃她烧的菜，她的饺子，她的粽子。她的习惯是：你吃不了，就带着走，于是她烧菜的美名又随着带回去的菜点延伸到了朋友们的家中，大家都说张老师的东西好吃。最重要的她以她的歌唱艺术水平成为是唱歌朋友圈子中的翘楚和核心。不仅仅是因为唱得好，更是人做得好。我算是张老师的第一位学生。她尽心尽意地教，把自己学唱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各种甘苦，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而我也是认认真真地学。从喉头、从气息、从共鸣、从语言，努力照正规的方法去做。学了才知道，要把歌唱好也是那样难，也需要不断改正缺点；犹如我医院在学习走路，一块肌肉、一个姿势的变化都会得来全然不同的效果，谁都很难想到，若是我走路姿势能有一点点进步，那需要多少医师的指导再加上我的努力。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首首意大利歌曲，真是60岁学吹打。但兴趣与年龄无关，越学越有劲。我认真的程度让张老师诧异。上帝把声音还给了我，我要用这个嗓子多唱几首圣歌，抒发心中的感激。当初脊椎手术以后，嗓音曾经基本消失。一米开外，我的呼唤就没人能听得见。请了中山医院五官科副主任来会诊，他仔细检查以后委婉地对我说：“你的右声带已彻底麻痹（当时就理解麻痹是死亡的代名词），以后只能靠左声带起到点代偿的作用。”似乎嗓子也没有了希望。但几个月后，声音居然能慢慢有了，尽管不能完全恢复，我还是用这个嗓子在公园里召集过几次会议。现在，学如何放下喉头，打开头腔，声音真正地回来了，生活平添几分乐趣。有音乐、有歌声、有一批喜好相同的朋友，这是我对今后生活的一种新的安排。

我要游泳。第一次下水是由徐医生与乔医生几个人扶着，他们艰难地把我放到了游泳池中。冷水一激灵，全身阵阵抽搐。他们鼓励我坚持，游泳池是康复训练最好的场所。小区有这个条件，没有理由不利用。其实我并不怕水，水对我来讲，一直是亲切的。遥想本人当年，黄浦江遨游，24里水路，搏击浪花，留下一江青春笑语。但现在，扑腾几下，只是2~3米，就沉了下去。好在旁边有人，浅水区还能站直。我慢慢扶着池壁在泳池中走着，想起病前下水一口气就是20多圈的神气劲，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回忆没用，最重要是认识当下，一切重新开始。我犹如重生婴儿，学走路、学讲话、学游泳，既然老天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那就珍惜吧。

有了第一次下水的开始，就有了以后一次次的重复。刚开始几次，要靠儿子、靠司机帮忙，进了泳池后，也只能在水里走走；后来，逐渐地放平身体，用最传统的蛙式试着划水蹬腿，但双脚始终难以打开，难以游出距离。

为了能够自由地来往游泳池，想了一个办法：与泳池管理者商量，放了一个四个脚的拐杖在泳池的工具室里（四脚拐杖遇水防滑），我拄单柺到泳池更衣室，到工具间后换成四脚拐，再走进泳池。数次实践，终于获得了一个人来往家和泳池的自由。不久，游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先是主要靠手的力量游出几米；以后，逐渐可以从纵向游到对面池边，25米；再到一个来回50米，一直到500米；由于腰部的柔韧性大幅降低，几乎没有背部的生理曲线，在水中抬不起头，无法换气，我就在自家阳台上每天练习伸腰动作，总算又到了能换气地步，当然偶然由于头抬得不高而喝水还是免不了；随着游泳的次数增多，脚渐渐地能打开一点，尽管动作无法做到标准，毕竟稍稍有了点速度。泳池教练每次都会朝我竖起拇指，因为他目睹了了我一点一滴的进步。

我要旅游。还能乘坐飞机吗？一般人看来，难以实现。在朋友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深圳来回飞了一次，一切顺利，感觉甚好。这个过程中，认真观察了在候机楼、在机场、在飞机上的每一个环节，如何换登机牌、如何托运轮椅、如何上厕所等细节，觉得自己应该有单独行动的可能。机场有轮椅服务的项目，两头有人接送，只要有人能把我的自带轮椅作为大件托运，就没有问题。于是，我开始试着独立完成出差，居然一次成功！以后下深圳，去成都，到三亚，独来独往。有时，上飞机没有廊桥，要坐摆渡车。我将双肩包倒背，上下车，最后通过舷梯，一步一步走上飞机。回过头看一看，心里充满自豪。在有限的条件下，把麻烦别人降到最低程度，这是我最实际的理想。

一年前，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出国一次？首选新西兰的自驾游。在网上订车，订房，做行程规划。感谢网络，那里有需要的一切。我从网上买来了书、又认认真真地看各位大侠的旅游攻略，确定路程中的每一个旅游点，再用谷歌地图仔仔细细算出每一程的公里数，这样踏踏实实的功课，使我们的旅游获得很大的成功！4月底的新西兰南岛，正值秋天。湛蓝天空、纯净海水，色彩斑斓而层次分明的树叶共同打造了神奇世界。都说新西兰南岛美，已经有了充分心理期待的我们一旦真看到这样的景观，还是被震撼了。皇后镇机场，一溜排开的是大大小小的租车公司。拿着网上登记号，很容易找到国际著名租车公司Avis的铺位。手续很简单，办事人员甚至没有朝我们的驾驶证公证书多看一眼，就给了车钥匙。国外机场停车场与国内最大不同点就是，它的主要面积是给租车公司停放汽车用的（国内主要是给接送客人的车子临时停放的）。没多化力气就找到车，一辆大型SUV——丰田汉兰达。新西兰作为英联邦国家，也是右舵左行。并不宽的马路上，与我们习惯完全相反的快速车流，如潮汐一般，又是一辆平时不开惯的大车，真有点害怕。镇定以后，大家还是决定让我这位老司机掌舵。一个人，在无法害怕的时候就真的不怕了。尽管不适应，经常会将雨刮器当成了转向灯（也是相反的），毕竟开了出去。谁知这一开，就是十几天，2000多公里。车上5个人，有4张驾照，最终还是由我来开，这其中饱含着信任。而我也是心花怒放，我需要证实自己。这种还觉得自己还能对别人有点用的满足感，完全是一种久违的享受。

上班、唱歌，我找到了这段时间适应我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一周7天，一字排开，我清楚每天该做什么。早上、上午、下午、晚上，每一段时间都好好利用，既不紧，也不慢，让节奏充满弹性。得了重病，完全不必把自己封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走出家门，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贡献点，在娱乐中发展兴趣和有共同兴趣的朋友，这也不啻是治病良方和生活之道。再过几年，我逐渐会退出工作，这很正常，但应该永远可以找得到适应该段状态的生活方式。

开车、游泳、旅游，当别人看到我走路状态时，都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每次我拄着拐棍，在一个陌生地方上下汽车的时候，都会迎来极为惊讶的眼光。更何况刚出院的时候，有一次鬼使神差，居然将车撞到了墙上。此后，足足停开一年。事后，我一直在考虑，是否还要开车？不少朋友劝我就此歇手。但我请医生仔细评判了我的各部位感觉，自己也认真考虑了应变反应、适应程度等各种能力，认为我出事故的几率并不一定比平常人多。而开车对我的意义，不仅是大大扩大了活动半径，真正能起到生理代偿作用，使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更重要的开车的感觉是我对于自己重大的心里暗示，我还有能力！我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自废武功。于是坚持开，小心翼翼地开，现在又开了两年多。坐在我车上的人，感觉到的是稳。我戴上墨镜，把手搁在方向盘上，发动汽车，让经典音乐频道94.7的音乐快乐地充盈在整个车厢里。然后对副驾驶座的客人讲：“请看我的上半段，与常人有不同吗？”一般得到的回答总会是：“很酷！”我满足地笑了，人是虚荣的。

我几乎每天都开，在成都开、在新西兰开。前些日子，杂志社去安吉天荒坪，我单程就开了5个小时，下车时还能神采奕奕，狭小陡峭的盘山公路也能从容应付，最终又花了4个多小时将车开了回来。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不莽撞，仔细考虑每一个环节，大胆决定，认真实践，就能获得一定的成功，这是生活告诉我的。

在小区里，人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年轻老人，一个上身强健但行动缓慢拄拐棍的残疾人，慢慢地走在满是绿树花丛的小区道路上；或者，又会骑上一辆特地从美国带来的三轮车，绕着小区最外围的道路，1圈、2圈、3圈。这就是我。几乎小区所有的保安与邻居都认识我，对于弱者的关心和同情使我时刻体验到人们心底存在的善良。“今天气色不错！”人们经常主动与我打招呼；我也笑着，大声应答着，一脸灿烂。

其实，神经损坏所造成的各种麻木，滞重、牵连等所造成的难受，也许是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我很清楚，这种难受也许永远无法去除；天晴天雨，湿度增加，季节转换，都会让这种难受在程度上增加，有时还相当严重；腿部的感觉也还是不正常，明显的例子是，当冷水溅到身上，感觉到的不是冷，是痛。走路状态也是反反复复，今天状态好一点，明天就可能差一点。高歌猛进式的恢复不再出现，这是康复阶段的绝对平台期。但我已把这一切都看成正常。我心里很明白：实际上我目前身上存在两种速度在互相竞赛：康复的速度和衰老的速度，就看哪个速度能快一点，就能决定我的基本状态。这一切并不属于我主宰，我可以做的就是在内心里充满感恩。感谢生命在绝处给予我的怜悯，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站和走的能力；感谢上帝能不断地给我以希望，让我能利用我剩余的能力去创造最大的自由。我也感谢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他们的善良是我在自己的危机中深刻领悟到的，真情往往会在一个人的落难之时接受了考验。觥筹交错的喧哗，在患难的真情面前显得如此无力；而那些默默地注视和鼓励，倒是成为了我新的精神之源。对于真情的发现，时刻成为我内心涌动真实的快乐。

还是在中心医院住院的期间，抽了一个时间，到长征医院，再次拜访给我动手术的骨科主任。他已经升任副院长，还是可以花300多元挂到他专家门诊的号。人很多，等的时间很长，我有足够多的耐心。轮到我了，我当时走路水平还只能借用助行器。慢慢走到他面前，他抬头看了我一下，并不认识。是的，尽管是他替我检查，替我开刀，到病房来查房，但他只看到过躺着的我，盖着白白被子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站立起来的我。他一瞥见到老婆，当时他们多次打交道，认识的；等他再把面孔转向我的时候，顿时一脸惊讶。拿着我新拍的核磁共振片子，仔细地看，喃喃自语，连说几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然后又对我说：“我当时说你坐轮椅没有问题，也许还能站，那是安慰你的话。想不到你真能站！”主任是爽气人，绝对实话实说：“我手下像你这样的病例无数，但没有人能够站起来，更不要说走路！”他掏出照相机，将我的几张核磁共振片子都拍了下来。我想他不仅仅是在为我高兴，更为自己成功的作品感到高兴。他解释核磁共振影像中的脊椎神经，说：“你看，影像很清晰，没有疙疙瘩瘩的东西，说明神经的修复还是不错。”但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使我站起来？主任也只能含糊其辞。是手术成功？是坚持锻炼？是精神状态？还是上帝垂怜？就像当初没法断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得病一样，现在也是无法分析为什么能够再次站立。

一场大病、大灾，过分探讨它的生成理由已经没有实际必要了，更不必把种种复杂心情纠缠在其中而不能释怀。不过，倒是可以藉此对于人生的意义进行重新思索：痛苦，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但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将它稀释，减少，而不是人为地去放大，更不用传播，因为没人有义务与你共同分担你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快乐，可以自己创造，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去发现快乐，制造快乐，感觉快乐，传播快乐。尤其你在为别人服务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别人的褒奖赞许中，在自我实现中，发现自己的价值，这种欣喜快乐同样也是无以复加的。

快乐、痛苦，互相间也玩着此消彼长的数学游戏。如果快乐与痛苦加起来是一个常数，那么，当你多发掘一分痛苦时就减少一分快乐；同理，多制造一分快乐，痛苦同样也会相应减少。

我选择快乐！

 

 

 

 

 

 

 

 

 

后 记：

 

《入学记》匆匆完成，遵嘱寄给邱剑云老师，照样还是一番鼓励。我也有意将这番好话作为动员自己再写一篇的动力。原来应医生们的要求曾经在《新闻晚报》上，写过一篇2000字的小文章《脊椎损伤的康复之路》。我就在这篇基础上扩充文字，成就现在的样子。

康复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阶段。生活、思想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记下来，是对自己内心以及行为的反省与审视。从2010年3月23日得病那天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个多年头。写文章真是很奇妙，可回忆，可梳理，可玄想，可希望，有时欲罢不能，也是精神上不可多得的享受。

世事沧桑，人生难料。

当年同情我、替我看病的胡永善教授已因脑部恶性肿瘤而撒手人寰。我至今脑中还一直浮现他穿着米色夹克，高大、挺拔、健康、和善。而当时到医院给我送菜，经常打电话问我：“最近有进步吗？”，一直关心我的小哥哥也因为肠癌走了。他们当时都那样怜悯我，关心我，想不到居然会先我撒手人寰。

遭难，但谁又能评估这个难的大小，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呢？

人生真是变幻莫测！角色一直在转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来不及悲伤，也不必悲伤。我们活着一天，就要真正地珍惜生活，并努力去快乐。

我写到这里，已经享受了完成一篇文章的快乐。

对于我，足够了。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