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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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工昌（中国江西）

2015年12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苏州虎丘区村民范木根捅死两名拆迁人员依法进行二审宣判，范木根故意伤人获刑8年。

（人民网，2015年12月19日）

因强拆而引发人命案，在这片土地上已并不新鲜。笔者在此谈范木根一案，主要不是进行法理上的探讨，而是想就这起案件来了解背后各色人等的生存轨迹。

事件的起因是由房屋强制拆迁引起的。每当出现这样的问题，人们自然把所有的骂点都指向地方政府，其实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

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要想弄出一番政绩就只能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开发出来的土地主要分两块，一部分划出工业园招商引资，一部分卖给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前者是GDP政绩来源，后者是人民币政绩来源。

人们总想着以房地产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又给各级官员创造了大量寻租的条件，由此而得的巨量的灰色收入是他们打通各级人脉顺利升迁的关键，这也许是事实。但人们往往忽略另一点，通过土地变更造成的价值流转，实现农业用地的工业化，把农民从地里解放出来，这是目前城镇化得以推进的关键，尤其在经济下行的今天。而要顺利做到这些，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强拆。只有农民征地压得够低，工业用地成本才足够低廉，才真正能吸引来投资者，同时商业开发地产的利润才足够吊起官商各方的胃口。于是于公于私，官员们只能把命运交给土地，把土地财政作为执政的基石。所以怪主导强拆的官员是没有意义的，换谁到那位置都会那么做，也只能那么做。

至于本案的两位死者胡某、柳某，不仅在舆论上被骂得狗血喷头，在法律判决上也被冠以“寻衅滋事”罪名，他们可算是最大的受害方。要知道他们可是为公司正常履职，他们所在的苏州中诚拆迁安置有限公司具备房屋拆迁资质，并由通安镇安置补偿办公室委托开展拆迁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政府代行执行工作。在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下，政府最不方便出面时，是他们冲在最前线，做那些最担骂名最具危险与老百姓冲突最剧烈的事。而最令人心寒的是，案发后代表政府方的动迁办拒绝接受采访，并否认两位死者是该单位的人。而在民间，他们的死更是换不来人们丝毫的同情。

可他们活着时至少看起来是风光的，对范家这样敢于抗争的钉子户而言，最怕的就是他们，政府毕竟有所顾忌，惟有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是绕过法律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有了他们，权力的意志就能最快最有效地实现。

而面对他们，警方保持着一股令人看不懂的做派。据辩护律师刘晓原转述，范木根说，冲突前，他先是拨打虎丘公安分局科技城派出所报警电话，打了多次不见有警察出警，他改打市公安局110电话报警。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到达现场的是4个辅警。（《京华时报》，

2013年12月6日）

可见虎丘警方对此事早已心知肚明，像这样地痞为政府做事与村民冲突，地痞肯定胆大妄为，什么事都做得出。管吧，得罪政府，不管吧，又触怒民意，所以能躲就躲。他们先是故意回避，无非是指望着这事就这么过去。当范家把电话打到市公安局，上面又肯定是有命令压下来，再不去不行，可正式的警察还是乖巧，觉得不便露面，就去了4个辅警。在中国，这些辅警也是没正式编制的，也是哪里出现棘手事情他们就冲在第一线的。刘晓原律师说：“如果是正式警察，应该能制止血案发生。”这是典型的废话，因为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在这里这样的事就是这么办的。

那么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范木根，究竟有没有机会避免这起血案的发生呢？他其实也是想走正当途径解决的。因为房子拆迁，从2004年起，他就开始上访。案发当年，他还进京上访两次，上访无果，只好能躲就躲。第一次家里玻璃被砸后，范木根“躲”到了北京。为躲，他把家里100只羊卖了80只。第二次被砸玻璃之后，他妻子一人回家喂羊，遭人威胁并被没收手机，之后他家的菜刀、钉耙等被丢入水井。为了躲，这家人可谓有家不能回，只能住到了亲戚家，仅偶尔回家小住。万念俱灰的范木根甚至在北京写了遗书，在遗书中说，因拆迁遭黑社会威胁，造成一家人不敢回家。发案前一天他们刚回家，第二天就出事了。

案发当日，陆某等人受柳某指派到范木根的待拆迁房屋处，纠缠范木根商谈动迁事宜。但就在范木根夫妇想要离开现场时，遭到陆某和随后赶到的柳某等人的拉扯阻拦。在柳某率先打了范木根一记耳光后，范木根拔出藏于腰间的尖刀，陆某、胡某和吴某则拿出事先准备的金属伸缩棍追打范木根，范木根退让间持刀捅刺胡某胸部一刀。随后，柳某持手提包击打范木根头部，并不慎滑落进路边的水塘，范木根即持刀跟下水塘，往柳某右腰部、腹部各捅刺一刀。事件中胡某、柳某死亡。在冲突中，范木根妻子顾某右手手臂骨折，范木根头部及其子范某左眼外侧均被打致轻微伤。（人民网，2015年12月19日）

注意，这是一审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认定，后来高院也为此采信。这里我们抛却具体的法律问题，回顾整个事件，终于明白，与两位死者相比，范木根更是最大的受难者。自己的房子，别人看中了，说拆就拆，上访没人管，想躲无处逃，在自家门口被堵，先被打耳光侮辱，后被铁棍追打头部，眼见妻儿全被打伤，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甚至只要是一个人，我想都是无法忍受的，而他还曾经是一位军人。军人的血性使他成了网民心中抗暴的英雄。

于是，在这片国土，杀人犯成了英雄，而英雄成了这个时代的传说。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无形，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刽子手。地方政府、地皮、警察、农民，每个群体都在按他们既定的逻辑做事，都觉得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可是每一方都在遭受谴责，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