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病叫希腊

---

 

刘工昌（中国江苏）

随着7月6日希腊全民公投否决欧盟援助方案大戏的落幕，这个一直处于舆论中心的地中海岛国终于完全浮出了海面。

关于希腊，也许人们很难想象，这个曾以其独创的民主政体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明进程的国度，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竟然成了一个最大的笑柄。希腊人全民公投的实际意愿很清楚，既想留在欧元区，又拒绝欧盟提出的紧缩方案，只想由欧盟出钱来维持他们的福利。

那么，他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希腊所有的政府和私人企业界员工每年会获得14个月的薪金、每年6个星期的假期和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等。有社会保险福利号码者均有权享受公费医疗、长期失业者困难补助。举个例子，如果老爸是公务员，就算去世了，未婚或离婚后的儿女可以永远领取他的退休金，直到死亡或结婚。此外还有许多，比如在首都雅典，地铁系统实际上对500万当地居民“免费开放”，希腊街头有不少拥有私人泳池的别墅和豪宅，但按照政府统计数据，这些住所的所有人都是

“穷人”。因此有人说希腊到处是有钱人的穷国家。（《钱江晚报》，2015年7月5日）

于是希腊人的世界中，终日飘荡着饱食终日者的欢声笑语，他的生命注定了就是在某个慵懒的下午喝着美酒，在地中海闲适的阳光中消磨微醺的幸福。在这里闪烁的是放纵过度后的空虚与文明触顶后的腐烂，体现的是不思进取的精神厌倦。

希腊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开创了发达国家第一个实行债务违约的先例，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了现代经济社会另一个特别的术语——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今天，人们提到这个词，首先想起的就是拉美。关于债务违约，拉美在这方面似有专利。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还有自去年石油下跌以来委内瑞拉等国的动荡。

希腊与拉美国家这类现象的频繁出现与这一本属落后地区却与强邻相伴的人所渴求的强国幻梦是分不开的。说到底，是“一种国家综合实力不足以支撑强大国家运行，但却硬生生地以强大国家自我确认、以强大国家介入国际事务、以强大国家掩盖国内尖锐矛盾、以强大国家来为各种弊端遮羞的国家幻象。而这种“社会难以克制的依赖性，⋯⋯在社会各界那里体现为对权力的膜拜”（任剑涛：《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与“苏联幻觉”》，《读书》2014年5期），这就为政治强人的乘虚而入创造了丰厚的条件；而政治强人丰厚的个人魅力又为民众制造强国幻觉提供了美丽的依据。走上这条道路的政治家一般自我标榜为地区领袖，当问题来临时，他们有时会主动挑起与邻国的冲突，这些冲突有利于利用爱国主义热情。海外冲突是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它们为镇压提供了借口，并把人们带入狂热的民族主义叙事。公开的冲突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的延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希腊人发明的民主为现代希腊人这种“好吃懒做”、“消费无度”、“借钱不还”的懒人政治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当国家稍一安定经济才上点正轨，为获取支持，当政者就借助于手中的权力向民众提供了远超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民间与政府的债台高筑和信誉全无来满足民众不见底的享乐欲望。从表面上看提高了该国民众的幸福感，长远来看则最大限度地耗尽了该国的潜力，其直接结果是制造了一个债台高筑信誉全无的政府。更长远的危害是，在上制造了一个花言巧语空洞许诺腐败无能的政府，在下则养活了一群投机取巧、时刻期待不劳而获而享受高福利的民众。

但这种拿国家信誉做赌注的做法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反复，或是脆弱的国内经济难以忍受持续增长的高福利，国家与个人信用双双破产而陷入举世谴责时，他们就会熟练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借着民粹主义来占领道德制高点。对内转移矛盾的手段，无非就是通过对银行、铁路、机场、邮政、电信与石油乃至供水系统等公共行业的国有化来继续满足民众的高福利需求，对外煽动仇恨装强硬，甚至不惜以国家破产的方式来公开赖账耍无赖。

也正因如此，“拉美的历史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见马尔克斯与哥伦比亚作家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第一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幕戏竟然会在已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希腊上演。

演戏上了瘾就成了一种病，它的名字叫希腊。

 

（本报对本文拥有版权，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