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过拉咱河
本报特约撰稿人:朱诺
编者按:因果敢冲突,中缅关系进入微妙时期。6月10日到14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首次访问中国。
因为是战时,中缅边境的正式口岸不允许通过。本报特约撰稿人、中东问题专家朱诺女士,近日随朋友冒险涉过拉咱河,偷渡到滇缅边境,在缅北克钦独立军的地盘,探访了难民营。
生活在中缅边境的两国人民,多少次淌过这小小的拉咱河,演绎人间的悲欢离合?缅甸边民多少次经历枪林弹雨,见证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
雨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拉咱河怎么看都只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溪流。可就是眼前这条小河,却成了中缅两国之间国境线的一部分。
司机张师傅毫不犹豫地一踩油门,从浅浅的拉咱河上驶了过去。
“这就到缅甸了?”
“是啊,我们到拉咱了,缅北,克钦独立军的地盘。”张师傅接着说:“我们景颇人赶街串门,都是这么在河里趟来趟去的。等到了雨季,水量大涨,河里没法子开车,那边下游不远处有一座石桥,可以从石桥上过去。”
我们偷渡成功了!我一阵激动。
与云南省盈江县那邦镇一河之隔的缅甸克钦邦拉咱市(Laiza),是缅甸“克钦独立军(KIA)”的大本营。1961年成立的克钦独立军是“克钦独立组织(KIO)”下属的军队,也是缅甸境内最大的“民地武”之一。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交战了30多年后,双方于1994年签署了停火协议,克钦独立组织随后将总部搬至靠近中国边境的拉咱。
但克钦邦这个“国中之国”为缅甸政府所不能容忍,也为中缅之间贸易投资徒增成本。中国的木材商、玉石商、甚至国企的水电站都不得不在疏通缅甸政府之后,还要向克钦政府另交一笔“保护费”。2011年6月,缅甸政府正是借口保护中国大唐公司承建的缅太平江水电站的安全,向控制该地区的克钦独立军开火的,使得克缅战争再度开启,长达17年的和平局面被打破。战斗一直持续到今天,造成了超过10万克钦难民流离失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度躲进中国境内,中国政府也曾短暂地在盈江、瑞丽等地设置了十几个难民营,接纳了将近2万余克钦难民。
不过,随着缅北战事的旷日持久,难民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难民的管理也日渐复杂。中国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迫于缅方的压力,中国官方不愿明确表示支援克钦独立组织,2012年9月,中国政府将这2万难民遣返回了缅甸,联合国和克钦难民委员会只得在缅甸一侧沿着边境增设了一些难民点。最多时,难民营的数目据说达到100多个。此后,对于克钦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多依靠云南境内的民间机构,其中,景颇族和傈僳族的基督教会起着主力军的作用。
今年的1月15日,就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西北的“缅玉重镇”帕敢一带,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开始了新一轮阵地争夺战。起因是新年之初,缅甸政府军在克钦邦发起打击非法采伐木材的行动,宣布抓捕了包括155名中国伐木工人在内的人员,还缴获各种车辆767台。克钦独立军方面声称“要保护伐木工人”,进行了武力抵抗。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盈江县景颇族基督教会的李牧师。说起盈江,它隶属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人口除了傣族和景颇族这两个主要民族之外,尚有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其他几个跨境少数民族,是典型的
“极边之地”,早年间马帮往来滇缅的必经之地。
李牧师他们的教会在国内外的兄弟教会和信众中广募衣服、食物、药品等物资,不定期地运送到克钦难民营去。2015年5月,得知他们将要运送一批物资去拉咱的难民营,我赶紧与李牧师取得了联系,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他最终答应捎上我去拉咱看看。
李牧师和教会的司机张师傅都是景颇族人,他们向我介绍了一些景颇族的历史和教会的情况。景颇族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唐朝时南迁,几经辗转,到了明朝时期才定居于现在德宏州的这片山林地区,以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小规模农耕为生。在中国一侧,景颇族的人口将近15万。
英国人于19世纪末占领缅甸之后,将缅甸一侧的景颇人、傈僳人等山地民族统称为“克钦族”(Kachin,其中景颇族占绝大多数),现有人口将近150万。中缅两侧的景颇人跨境通婚相当普遍,几乎每家都有在国境两边的亲戚。
美国的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就在缅北少数民族中传播福音,随后逐渐向云南扩散。文革时期,云南一侧的基督教会遭受打压,很多景颇教徒跑去了缅甸。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宗教环境也比以前宽松,而缅甸那边则每况愈下,于是很多景颇人又回到中国打工,或者嫁到中国来。李牧师说,现在,中国一侧的景颇族加入基督教的人数大概有50%到60%左右,缅甸一侧更高,信主的景颇人超过了95%。
行前,我向李牧师问起,是否需要到当地公安局申请一个边境出入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用。你即使有边境证,甚至有缅甸的正式签证,也不能从那邦口岸正规出境。因为自从2011年克钦那边开战以来,边境两侧的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基本上都停止了。我们这边,官方不愿明确表示支持克钦武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向江对面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运送衣物或食品,名义上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只能从旁边的小路过去,也就是‘偷渡’啦。”
尽管事先猜到了这次缅北之行将不会是通过正规渠道走,但当我被明确告知这是一场“偷渡之旅”时,内心还是免不了有些忐忑。不过,张师傅宽慰我,教会的教友们经常往来于国境两侧,每个月都会有几次为克钦难民营运送各种援助物资,虽然名义上不被允许,但当地政府和边防哨卡大多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看管并不严格。
可是,清早刚一上路时,张师傅就告诉我,通往边境那邦镇的芒那公路上,这几天忽然增加了一个临时边防检查站。他怕我不会应付边防士兵的盘查,一路上反复嘱咐我,“到了边检站,千万不要说你是记者,不然会有麻烦。” 张师傅的家乡金竹寨正好在临时检查站后面,“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来盈江做生意的,跟我回家串门。过了金竹寨,就没人管了。”
汽车沿着大盈江边的公路开出十几公里,就转进了大山。
盘山公路有无数的转弯,好在路上车辆稀少,路面还算平坦。据张师傅说,打仗前,这条路上车水马龙,运木材和矿石的载重卡车络绎不绝。现在路上的车流减少了90%。
这条路张师傅不知走过多少次了,盈江到拉咱的路况比较好,所以拉咱附近的难民营得到的援助物品就比较多。
“沿着国境线再往北,还有好几个偏僻的难民营,那边条件要差很多,去那里送粮送药也比较困难,山路不好走,再过个把月就进入雨季了,到了雨季道路更是泥泞不堪,塌方家常便饭啊。而且,有些难民营还要绕过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山头。看到我们给难民营送东西,他们会向我们射击。我们就只好躲在山崖下面,等枪声停下来再冲过去。”
在金竹寨前,我们果然遇上了那个新设的边检站。这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关口”,路当中架起一排活动路障,路旁只有一间工棚似的木板房,三、四名年轻的中国边防战士拦下来往车辆,检查证件。我按照张师傅的叮嘱,从容应对,顺利通过。
当拉咱河在望时,张师傅指指对面几个山头,“那里,那里,前两天还在打仗,硝烟弥漫,从这边看过去很清楚,可以真真切切地听见枪炮声。”
在距离中国海关口岸大约2公里的地方,张师傅开下公路,拐进一条路口立着牌子的岔路,路口的牌子上用中缅两种语言标示着:“此处为非法便道,严禁人员、车辆出境”。
涉过拉咱河后,先是经过了一个简易哨卡,一位挎着步枪的克钦小战士扫了一眼我们车上的云南牌照,就挥手放行了。哨卡后面是一座基督教堂,屋顶红色的十字架掩映在浓密的树林中;通向拉咱市中心的公路是条异常颠簸的土路,时而有挂着云南或缅甸车牌的载重卡车经过,扬起漫天尘土;路边鲜有农田和农人,成群结队的克钦士兵扛着枪行进在路上,像是刚刚结束了操练,又像是才从前线换防下来。这些士兵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不到20岁,还像个孩子,有的看上去年过半百,头发已经灰白。按照克钦政府的规定,克钦族家庭里的男丁年满13岁即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一朝参军,终身是兵”。脱离军队者只能算暂时离队休假,一旦战事发生,要立刻披挂归队。每户人家必须有至少一半子女参军。无男丁的家庭则由女儿入伍替代。
拉咱市中心冷冷清清,商店集中在临近海关的两条主路上。银行、诊所、手机店、服装店的招牌都是景颇文和中文的,但几乎都处于关门状态。
在拉咱的“协助难民委员会”办公室,我见到了克钦难民营的总负责人,他向我大致介绍了难民营的情况,并带我参观了附近的两个难民营。
一处难民营建在一个废弃的汽车站里,高大的车棚下,是用三合板隔断的一个个格子间,大的有5、6平米,小的不足3平米,格子间按照每家人口的多少来分配。房间没有门板,只有一床布帘挡在门前。格子间旁边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纸板房,这些都是新近来的难民,大约有2000多人,在等待被安置到新的难民点。
另一处难民营建在一片乱石岗上,每4家人共用一个竹墙围成的房屋,四面透风,屋顶是由芭蕉叶铺盖的,上面再加一层防雨的塑料布。地板由竹子架起,高高地离开地面,以防雨季时被淹没。难民营的中心有一个简易公用厨房,妇女们在那里用山里砍伐来的树枝生火做饭。
整个克钦邦在边境沿线的难民现有将近10万人,绝大部分为老人、妇女和儿童。难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克钦政府没有多少长期储备粮,而且,粮食首先要满足部队战士的需求,所以像盈江基督教会这样来自中国的民间援助就非常地重要,负责人指了指张师傅:“他们都是好朋友,没有对面的景颇同胞,克钦的难民会遭更大的难。”
难民营中的医疗状况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缺医少药,旱季的时候还算好,可雨季到来之后,流行病、传染病经常会大面积爆发,尤其在儿童当中,疟疾等非常普遍。
克钦战士的伤兵护理所也在难民营不远处,一些伤员扶着拐杖在院子里练习用假肢行走,更多的伤员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无聊地拨弄着手机。
男人在前线当兵作战,女人带着孩子苦熬苦等。一个个蓝铁皮顶的窝棚,一个个没有男人的家。可是种种迹象却表明,缅甸政府与缅北多支民地武的和谈迟迟不会有结果。当我在难民营向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问起克钦人的命运和未来时,她的脸上保持着乐观的笑容,看着我说:“我能做的,只有在主面前多多祷告。主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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