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窗犹忆惊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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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写我的父亲

本报特约撰稿人：程怡

下雨的日子，我总是忧伤的；忧伤的时候，我往往坐在北窗下我的电脑旁边。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

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父亲节。我想到了已经去世18年的父亲。我曾经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我的父亲。但从未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写过任何文字来纪念他。

1969年二月我下乡的那一天，家里没有任何人去送我。那是二月的一个雨雪天。卡车把我们从学校拉到黄浦江对面的陈行公社以后，就由当地的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把我们分送到各个生产队。在窄窄的田垄上，我不知道自己滑倒过多少次，裤子上、棉袄上都是湿滑的烂泥。走到勤劳三队的村口，突然听到了凄惨的哭声，看到村里的一户人家正在出殡，那时候已经没有棺材，但当地也没有火葬，死者被安放在一个用稻草编扎的草堀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和一个男孩披麻戴孝走在草堀旁边。我和我的两个同学让在路边，呆呆地看着这群人慢慢地走远。她们两个都开始抽泣，而我没有。玉妹后来告诉我，她早就想哭，一直忍着、忍着，那时候实在忍不住了。

那是2月25日。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无法入睡了。陈行当时吃河水，我们从池塘里挑来水盛在水缸里，先用明矾打一下，让水里的杂质沉淀，再用一点儿漂白粉消消毒，“那就跟你们上海人的自来水差不多了”，房东诸秋林队长说。他们把城里人都叫做“上海人”。半夜里，我的身上就开始发出红色的斑块，奇痒无比。我抓呀抓呀，直到抓破出了血，疼了，才能睡一会儿。

三月很快就过去了，这一个月，我们基本上都在修路，修一条直通三陵堂的小公路。我们队分到的一段有三里之长。天天挑担走那么长的路，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苦力。因为不会换肩，我只能一直用我的右肩，挑着两簸箕三合土，咬着牙一路紧跟挑土的农民。每天收工，都要摸着自己被压得红肿的肩膀唏嘘半天。

上海的三月多雨，但下雨的日子也很少歇工。要去大仓库里挑拣去年卖不出去的棉花，把那些僵了的棉桃剥开、扯松；或者搓草绳，春天秧田里要用的。我讨厌弄那些烂棉花，宁愿去学搓草绳，手上都搓起了泡，我也龇牙咧嘴地坚持搓。

开始春耕以后，我们就天天扛着铁鎝去翻地。一大帮妇女，一字儿排开，翻开的土块儿得砸碎了再拉平，因而谁都无法独自往前赶，那些农村妇女总是翻几下就拄着铁鎝柄停下来说会儿话，那样的节奏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我不是选排头就是选排尾，翻到了地头，我就坐下来等大伙儿，在评工分的时候我还因此受到批评，尽管我翻的面积要比别人宽出一大块儿。

四月中的某一天，我们正在翻地，突然，大家都停下来不干了，顺着她们的目光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远处的田垄上，那是我爸爸，他迈着大步向我们的村子走来。我扔下铁鎝就往那条小路上跑，我真的没想到爸爸会到乡下来看我！爸爸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解放了，昨天工宣队已经宣布了！爸爸就要和教改小分队一起去横沙了。走前来看看你。”我只记得当时自己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直到今天，想起我和父亲在陈行田垄上的这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泪如雨下。

爸爸看了我们三个人住的房间，那原来是农民家的柴房。爸爸走到院子里和诸秋林队长一家聊天，其实他一句上海郊区话都听不懂，只是笑着听大家说话，玉妹就为他当翻译。那些收工回来的农村妇女都到队长家的院子里来看我父亲。我听见她们小声议论着，无非是说我父亲高大、派头、蛮好的人！

那天，诸秋林队长说：“你爸爸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你跟他一起回家休息两天吧。”玉妹说：“我也要跟他们一起回家！”她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家里是工人，别人怎么歧视我的时候，她对我都像姐妹一样。爸爸带我们两个一起到陈行镇上吃了午饭，一人一碗阳春面，还有肉包子。然后我们一起从车沟桥摆渡到浦西，坐龙吴线回家。一回到家，我身上的全部包块就不再痒了。

爸爸所说的“解放”，就是从牛棚里出来，不再是“敌我矛盾”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到横沙几个月的教改，实际上是把他当作“反面教员”的。白天他要帮着伙房买菜、挑水，晚上他要帮教改队的年轻同事修改他们的调查报告和讲义。中国史怎么讲，凭什么听你这个老右派的？但他们连文献都看不懂，历史事实都弄不清楚，又怎么完成历史学科的教改呢！爸爸在那几个月里的心境可以从他的一首诗中读出：“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

那一年，我在陈行经历了夏收、双抢和三抢。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还能够忍受，但长期水土不服引起的过敏令人实在难熬，身上的斑块抓破了又长，长了又抓破，白天干活还不觉得，夜里睡觉时简直就是“抓狂”。因为晚上睡不好，三抢时打完场分柴草的时候，拄着扁担我就睡着了，倒在场院的油菜棵子里，自己都不知道。要别人拖我起来我才会醒。妈妈让当时只有15岁的弟弟来给我们做饭，他哪儿会呀！但他却成了诸秋林队长很喜欢的小囡，因为他会木匠活儿，帮农民们修好了拔秧凳。还帮人家做了几个拔秧凳。好不容易熬过了三抢，我只剩了104斤，这么高的个子看上去真是很可怜。皮症一直都不见好，但只要回到家里，立马就不痒，后来我才知道陈行的水是我的过敏源。两年以后我从黑龙江回沪探亲，到陈行去看玉妹，一个晚上又发了一身，吓得我第二天就逃回家了。

69年十月，陈行公社突然动员插队知青到祖国最需要的黑龙江去，动员大会结束，我就报了名，第二天，公社的广播里不断地表扬我，但过了几天，就没有动静了。11月，爸爸他们的教改队因为受台风和大潮的影响也回到了学校。有一天，我正在和邻居的孩子玩儿，别人来叫我，说爸爸在音乐新村和师大隔开的铁丝网（原来是篱笆，后来篱笆都坏了，就在挖防空洞堆起的土堆上拦起了铁丝网）那儿叫我，我赶紧跑过去。爸爸的表情有点儿异样，他告诉我说，陈行公社来电话了，问我还想不想去黑龙江。那次动员以后，全县只有很少知青报了名。后来市里有了新精神，他们就不再动员了；已经报了名的，愿意去的话，还可以去，不愿意去，也不勉强。我突然就哭了，因为我读懂了铁丝网那边父亲的表情。父亲把手从铁丝网那边伸过来，摸了摸我的脸，说：“不要哭，自己决定吧！你决定了，爸爸就去跟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这事情必须你自己选择，爸爸不会代你做决定。”我哭着做出了我的选择，爸爸就转身走了。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至于在四十多年以后，我会在这样一个博客上，跟我在黑龙江结识的老朋友们谈到那一幕。那一年，我父亲才54岁，可是他的背影却是那么孤独、那么老了。

我父亲一生最爱两样东西，一是他的儿女，一是他的书。为了他的儿女，他在1957年以后的窘困生活中，陆陆续续地卖掉了他的很多书。为了他的孩子，他希望我们能走得远远的，似乎那样就可以使我们不受株连，就可以不影响我们的前途！我还记得我和弟弟一起考上华东师大的那一年，爸爸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样子！

在我60岁的这一年的父亲节，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所有发生过的一切，仿佛仍在昨天。

（写于2012年的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