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奥斯卡最佳影片《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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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姜太公

这不是给一般人看的电影。只有搞创作的人中的一小部分，才能看明白并有“共鸣”。这也算是好莱坞人员内部的电影，描写他们内部的问题。让这部电影得奖，也是好莱坞“有X任性”。X是什么说不清，肯定不只是钱。

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者：他不停、强迫性地，企图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并很在意评论和观众的反应。即使观众有了好的、十分热烈的反应，他依然怀疑那只是因为观众愚蠢，而他自己的作品“媚俗”。他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演“蜘蛛侠”之类的电影出大名且挣了大钱。当然他演的不是蜘蛛侠，而是一个蒙面的飞来飞去的面罩超人。显然他对这类电影和角色很不满意，所以脱离电影界，出来演话剧，而且是自己出钱买剧本招演员组团演出。这个就是所谓“艺术家作品”。在西方国家，认为话剧比电影的艺术层次更高。因为电影制作成本巨大，必须符合大众的口味，不然捞不回成本。而话剧演十场就算多了。观众也就是几千人。所以可以为文化层次更高的小众观众，搞一些水平更高的节目。

话剧的收入必然比电影少得多。电影中演的那出话剧，据这位演员兼导演说，已经让他“倾家荡产”。说实在的任何国家想搞艺术，都是“有钱任性”的事情。因为要花巨大精力但是很难赚钱。这不是说有钱任性就是搞艺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搞艺术就必须任性。因为不这样就没有艺术。但是艺术家不能饿死，所以必须有钱吃饭。这个有钱是能吃饭和继续创作的的钱。不是开豪车泡明星的有钱。

这个主角，导演兼演员，就有这么多压力：又想搞艺术，而且是高级的，曲高和寡的艺术，还想人们叫好，又想挣到够在纽约生活和继续创作的的钱，又想让评论家说他好话。他又讨厌这些评论家，认为他们根本狗屁不懂。简单点说，就是“又想天上翱翔，又想地下收粮”。连耶稣都做不到。耶稣光荣地升天了，但是在地面上不但贫穷而且被人迫害。连耶稣都做不到的，艺术家想做到，当然很难。那位主角执意做这么难做的事儿，结果是得了精神病。他耳朵里总有另外一个人和他说话，那就是分裂症的症状。

很多艺术家就穷困潦倒地累死了，比如美国得奖的那部《房租》的编剧和导演。他一边排戏还一边在咖啡馆打工。等到他的戏得了奖，人已经累死了。这种累死穷死的艺术家数不胜数。比如那位如今价值连城的梵高。

据说想搞出成绩，必须是偏执狂。这是以前Intel的CEO说的。那位苹果的乔布斯也有这种特性。鸟人也是如此。别的人很难和偏执狂竞争，因为他们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而且热衷于寻找细小差错，予以即时改正。而且把这些小差错当作仇敌。电影一开始，那位偏执的主角，因为另外一个演员演得不好，就把他“干掉了”——假装事故把他打伤了。这种事别人可干不出来。别的人总要享受人生，休息娱乐。也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劳动。

很明显这些偏执狂是文明进步的“领头羊”，或者领头狼。因为他们相当凶狠，看看那个偏执主角对评论员老太太的态度，也是要“干掉”她了。这类偏执狂要消灭一切竞争者、拦路者。并把他们的市场和资源强夺过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评《周渔的火车》，那是孙周导演的影片。这个《鸟人》和“周渔”在内容上有可比照之处。我觉得“周渔”比《鸟人》更好看，内容也更丰富些，如果我颁奖就颁给“周渔”。

“周渔”里的诗人，是个中国人而且有中国人的性格：执着但不偏执。那个诗人喜欢写诗但是并不执意出名，是他的老婆周渔使劲儿想让他出名。这个诗人可比那个鸟人有中国式的“识时务”。他知道想在天上翱翔，就别在地上收粮。或者反过来。所以他就支教去了青藏高原之类的地方。这样他有了一份教师的工资，可以够吃饭，这就是“有钱”了。在那种地方，可能也没有升学率的压力，就可以任性地搞艺术，比如写诗。

中国的艺术家这么做的不少，比如黄公望、欧阳修，说起来连金瓶梅的作者也是一个。谁都不知道他是谁。吴承恩、曹雪芹都是。他们现在都在天上翱翔了，但是生前可没在地上收粮。只是有饭吃。曹雪芹靠八旗那份俸禄。后来红楼梦挣得钱都被书商拿走了。书商不在天上翱翔，只在地上收粮。这就是分工。这也是耶稣和教会的分工。

显然美国的鸟人不甘心如此沦落。因为在美国据说机会大大地多。谁不成功那是自己的问题，于是为了成功就要玩命地干。受累发疯甚至累死也在所不顾。我们看到鸟人的飞翔——当然是幻想中的，不是在森林草原，风景优美的地方的上空，而就是在百老汇那狭窄的街道的上空。这种地方，人们叫做“狭长地狱”。说明鸟人可不是周渔那个诗人，或者欧阳修、曹雪芹，西藏、南山、黄叶村这类地方他是不去的，他就要在这几条街上翱翔，收粮。好莱坞和百老汇聚集着这么一伙人，于是天下无敌——就像苹果和Intel一样，但是那里的人也必须承受着偏执狂和狭长地狱中的自我折磨。影片中的那个工作环境就是个狭长的黑暗走廊，那时地狱中的暗格。光是这种环境就能让喜欢南山和西藏的人发疯。所以他们很同情自己，这次就把奥斯卡给了自己。算是这个崇尚成功的国家的难得一次的“心灵安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