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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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这一年发生的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自八七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后，我一直闷头读书，准备早日拿到学位回国为北大效力。我曾答应亲自推荐并大力支持我来美读书的季羡林先生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南亚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来美后，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专业书。这样做，即对自己的师长有所交代，也不辜负那个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
一九八九年的神州大地，惊雷滚滚。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知名科学家，分别联名给中共党政负责人写公开信，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诉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华人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50后、60后的热血青年。他们身在海外，心系中华。签名运动在芝大中国同学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书斋中，我看到理想主义的晚霞绚丽多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课 堂上，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等话题成为课上讨论的焦点。
四月十五日，因同情学运遭罢免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接踵而来的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使芝大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研讨会霎时间变成了声援国内学运的聚会。由于当时国内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电视，关心国内局势发展的同学便经常自发的举行集会，通过一些同学的特殊渠道了解学运情况。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国内学运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当北京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的时候，芝大中国同学对国内学生自发的同情和声援便顺理成章地演变成有组
 杂谈
织有目标的具体支持。程玉等同学带着芝大中国同学的捐款返回北京，中国学生会的同学分分钟地保持与天安门广场学生组织的联系，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的几次大规模游行几乎与北京学生的游行同步，我的一些美国同学和朋友都参加了游行。
“四•二六”社论将此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做法在海内外引起激烈反弹。北京广大市民及各界人士对学运的支持和声援使这场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从报纸上看到王邦维学长陪着季羡林先生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消息后，我更坚信这次学运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中共领导人加快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密切关注学运走向的邹傥教授也认为，这次学运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进一步巩固政治改革成果的锲机，尽管他主张党政分离，健全法制，党内派别公开化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在同他谈论“四•二六”社论的时候，邹傥教授时常表示出对学运激进主义倾向的忧虑。潜意识中，我也觉得中共当局迟早会对这次学运进行镇压，但万万没有想到会用“六•四”屠城的方式。
“六•四”屠城之前， 美国三大电视新闻主播齐聚北京，CNN的滚动新闻几乎全天播报中国学运。此时，我的博士课程基本全部完成，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似乎成了那些日子生活的全部内容。其实，我周围的同学也大都如此。透过电视画面，我不但看到一些社会名流在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的温馨场面，还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在接受CNN采访时熟悉的面容。更令我感动的是北京的老百姓，他们堵军车，自觉维护社会治安，为被围堵的士兵送饭送水。
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运发展成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这种群众性运动无疑缺少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如果中共最高领导人能够因势利导，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惩办贪腐，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能向积极方向发展。然而，中共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待群众运动。
“六•四”的枪声打碎了人们对中共能够顺应民意推进政治改革的热切期望。赵紫阳的下台和对民运人士的严厉镇压，标志着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毁于一旦。
邹傥教授的忧虑不幸成真。作为一位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颇高期望的政治学大师，他的痛苦溢于言表。
“六•四”屠杀翌日，芝加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国学生大游行。来自周边十几个州几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位于密西根大道上的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抗议中共当局野蛮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暴行。尽管都知道领事馆安装了摄像镜头监视游行动态，但参加游行的人们无所畏惧。当游行队伍集中到 Grand Park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突然振臂高呼，退出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竟有几十人响应，当下成立了一个退党委员会。
中共当局用正规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冲破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激起不少党员干部的强烈不满。“六•四”过后不久，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就有两对领事夫妇宣布脱离中共当局，在海外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我曾经见过那位领事夫妇，对他们的选择表达由衷的敬意。
“六•四”过后，中共当局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掩盖事实真相，对国内民众实行新闻封锁。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鲁迅先生这句名言只适用于北洋政府，却不适用于中共这样的集权主义政权。事实证明，中共实施新闻封锁掩盖历史真相的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我居住在银川的老岳父至今不相信解放军在“六•四”时开枪杀人。记得“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香港一家电视台采访几个北京的大学生，问及赵紫阳何许人也，竟无人知晓。
为了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向国内人民揭示“六•四”真相，海外中国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电台广播是最为有效的打破新闻封锁的形式。然而，由于条件限制，留学生自办广播电台困难重重。我的同学李三元是个敢于打破常规的主儿，在别人还在收集传真号码，向国内散发传单的时候，他邀我一起创办“六四之声”电台，负责广播节目的编排工作。
“六•四”的枪声也使我学成回国在体制内工作的残存梦想彻底破灭。当我向鲁道夫教授和邹傥教授提出暂停学业，全力为电台工作的想法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走出书斋，理想主义的晚霞依然悬挂在地平线上。
起初，“六四之声”电台租用印地安纳州Gary市的商业广播电台频道向国内播音，收听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愈来愈多的同情民主运动的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六四之声”在同年九月得以利用大功率发射台向中国大陆播音。
由于工作关系，在对海外民运组织的采访中，我接触到不少民运组织的头面人物，尤其是刚从国内逃亡出来的民运人士，其中一些人给我的印象常常让我想起共产党。他们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唯我独尊的个人作风和缺少宽容妥协的处世态度，使我深刻体会到党文化流毒之深之广，这也是为什么八九民运产生“六•四”那样的悲惨结局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我对传播自由主义、多元文化情有独钟，在编排撰写节目时，始终坚持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六四之声”的广播给予了赞扬和肯定。据说，“六四之声”也受到中共“内参”的多次点名批判。
一眨眼，“六•四” 已经二十五年了，但中国政治改革的路途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