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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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躲警报
1936年春，我四岁这年，我们坐两天滑竿，然后再乘汽车去父亲那里——重庆。那时汽车上没有顶蓬，车厢里只有两边有一根长条木板。中间放着行李，许多人都席地而坐。我很多时间都是坐在祖父的腿上或者母亲的怀里。母亲说我是“傻”孩子，任凭风吹、太阳晒都呼呼大睡。汽车整整走了四天才到达。在重庆的几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
第一，母亲、父亲和我一家三口，天天都是快活的。我们住的房子比老家窄小很多，可家里有很多笑声，每个人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几乎每天晚饭后父母亲都牵我上街，逛商店、看电影、看戏。我从偏僻的小镇来到大城市，处处都感到新鲜，街上霓虹灯闪烁、商店里琳琅满目，来往的不少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都穿着漂亮的旗袍、高跟鞋，卷烫着长发。许多商店门前的阶沿边，下方灯光明亮，我时常好奇地停下来伸着头去观望，对地下还有一层房屋或商店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它是山城特有的，房屋依山而建。我们每次进商店父母亲都会给我买玩具，买新衣服、买鞋。有时我们也去照相，照相时母亲穿着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父亲身穿黑色西装，我总是站在他们中间，穿的是各式各样的连衣裙。记得还有父母亲与祖父以及我的合影照。起初我是一个满头乱发，皮肤黝黑、傻嘻嘻的女孩，后来变得眉清目秀。我与父亲同事的小男孩合影，我们的前臂互相攀着肩头，我的头发梳得溜光，穿着背带连衣裙，圆头皮鞋，笑得很甜。看得出那是我快乐的童年，也是母亲最幸福的年月。前些年每当我看见孙女穿上园头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那张有趣的照片。
有时我们也去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是黑白片，而且没有声音。
第二，在恐惧中奔跑。当“呜呜呜、哇，呜呜呜、哇——”惊人的长笛声响起时，母亲很惊慌，不断地唠叨着：“天哪！我们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又要逃难了。菩萨呀！你要保佑我们”，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去提她早已经准备好的大包。这时父亲也从上班的机关赶回来了。母亲锁上门，父亲牵着我紧张地往外跑，一家三人跌跌闯闯地汇入了逃跑的人流中。事实上，满街都是急急匆匆奔跑的人群。走进防空洞，人们拥挤在一起，我靠在父母的身前，左右都是他们的手抚着我的肩。前后几乎没有一点空隙，一片鸦雀无声。也许人们都如父母一样说着听不到的耳语。母亲对父亲低声地讲了很多话，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母亲说：“但愿菩萨保佑不要再轰炸了，也不晓得外面死了多少人……”正说着，外面“唔——唔——”的飞机声响起，好像飞机飞得很低，就在防空洞的头顶上似的。忽然“轰隆隆”一阵阵爆炸声，把人们吓得不约而同抱着头，母亲用手指塞住我的耳朵，尽量排除那恐惧的声音。
在防空洞里常常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母亲和人们一样眼巴巴地等候平静时刻的到来。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想着很多事，都希望不要有战争，包括我这不懂事的孩子也不例外。悠悠慢长的解除警报声响了，人们马上骚动起来，叽叽喳喳、听不清楚的呼叫声闹成一团，并争先恐后地要走出防空洞去呼吸新鲜空气。母亲说她永远记得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响起是甚么滋味。
当走出防空洞的那一霎那，我的眼睛对外面强烈的阳光还有些不适应。母亲把我的手握得越来越紧，原来她被眼前那各种恐怖现象吓得不敢迈步。可她还是不断鼓励我不要怕，她说总是要走回家的。我的眼睛一横扫，天啊！街上有躺在地上、身子下面有一大滩血、早已死去的人；还有被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树枝上也挂着穿高跟鞋的腿和手，还有许多……我再也无法看下去……冷不防前面还有人奄奄一息的呻吟着，那声音是从死人中发出的。母亲忘记了我，摔开我的手奔了上去。但她站在乱七八糟的死伤人们前，没有畏惧，可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是好。接着围过来许多人，七嘴八舌地想办法。远处还有嚎啕大哭的声音传来，恐怖、悲痛的气息笼罩着街头，也深深地扎在母亲和我的心里。回到家里母亲比在防空洞里还要不安，她夜晚常常被恶梦惊醒，叫醒我和父亲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能上街了”。就这样我们一家在重庆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 三天两头跑警报。
随着我年龄增长，才明白在中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跑警报是怎么一回事，才明白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同时也能理解中国的老一代用自己亲生的经历去评价历史，怨恨难以消除。
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母亲快要生二妹了。记得母亲生二妹时住在重庆宽仁医院，父亲下班后常带我去看母亲。医院里庄重的医生、宁静可亲的护士和洁白无瑕的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职业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父亲对我说：“你长大以后要学医、当医生，自实其力，不要作男人的花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话语，但它却牢牢地印在我的心里，好像当医生是我未来既定的目标。看见刚出生的妹妹，红润可亲，我心里一阵兴奋。可母亲却催促父亲说，你们赶快回家，怕有警报。
在重庆，战火越烧越烈，我们搬家了。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喜欢而快活的地方，到了成都。为了安全，父亲让我们住在西门外土桥，距离他上班的地方很远，几乎不能每天回家。那时我们租的房子在乡下的一个大院子里，天井宽阔，夜晚寂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怕有坏人来。白天母亲有时候去十多华里以外的小镇上买菜，二妹由我看顾。那时二妹已经有几个月、会坐竹椅车了，她不高兴就哭，而我又抱不动她、全身肥滚滚的小东西。特别是她拉了大便以后更糟糕，那时没有婴儿尿布，大便会涂在车上、衣服上。加上她自己乱抓，又脏又臭，更急得我不知所措。母亲提着沉重的菜篮，汗流浃背地走回家、很累，见妹妹的模样，免不了骂我好一阵子，我心里感到很委屈。
日本的轰炸飞机又进入了成都，郊区也不例外地受到威胁。那里没有防空洞，警报声一响，母亲就带领我们到院子后面的竹林里去躲避。母亲表面沉着，心里却很紧张。是啊！父亲是她的依靠，他不在我们身边，连我也没有安全感。母亲叫我不要讲话，她让妹妹含着她的奶，让不懂事的妹妹发不出声音来。我们躲在竹林里，经常有爆炸的玻璃碎片、铁片飞来，落到我们身旁。
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告诉母亲一些消息，可我那时听起来似懂非懂。据说，成都地区的进步青年和学生纷纷秘密组织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活动。华西坝外高校云集，江南一带逃难的人家到成都的也不少等等。
我们又搬家了，住在江油县。那时我贪玩，喜欢傍晚到绿树成荫的后院乘凉，它是父亲工作的政府后院。那后院好似无人料理，野草丛生，晴天的晚上长空澄明万里，也是我们弟妹最喜欢玩耍的地方。这期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出水痘、发高烧，天昏地转。忽而在高空里飘浮，忽而又落到地上，糊里糊涂。睁开眼睛母亲在身边，她抱着弟弟守护着我，不断给我喝水、给我擦汗……我心里踏实了，也感到温暖安全。
远在家乡的祖父，时常挂念着我们。1940年，他要父亲带我们全家回安全的山区老家，同他一起生活，以避免战火的困扰。于是父母亲带着我们五口之家回到了我出生的四川北部旺苍县。
当我再次到重庆，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母亲听说我将去参加四川省XX检查团到重庆，她非常激动，自然引起她许多美好的回忆。她告诉我说，到了重庆可以去XX剧院看戏，那是当年她带我去过的剧院啊！当我从重庆返回时母亲又一一询问我的去向。住在哪里？当然我的行踪完全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每次母亲都会回述她在重庆时的生活情况。
在美国一位重庆朋友告诉我，过去的巴县政府就在解放碑。故2007我们夫妇俩带着上大学的孙女去重庆。我们在解放碑对面的旋转餐厅吃饭，想起父母亲，仿佛回到与她们在一起的幸福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