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父钱宾四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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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祖父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1984年，我们与祖父在香港中文大学，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为庆贺祖父九十寿辰，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特意邀请祖父在内地的家属——儿女四人，即父亲、叔叔、两个姑姑（伯父于前一年不幸病故），孙辈二人，即伯父的长子，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堂兄和我，到香港与祖父相聚。这是父辈们第二次在香港父子相见，我和堂兄则是第一次见祖父。
7月4日我们到的当晚，台湾奶奶到山下车站接我们，祖父在新亚书院会友楼的临时寓所坐等。由于罗湖海关手续的拖延，我们比预计晚到了两个小时。推开家门，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着急，他说，他一个人在家等得实在心焦，就站起来来回踱步，边走边数，已经在客厅走了三千步了。见我们终于到了，他万分高兴。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孙儿孙女，上前做了自我介绍，他眯着视力很弱的双目，对我们左右端详。吃晚饭的时候，他兴致十足，说了许多许多，还不时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三世同堂的团圆饭啊！《师友杂忆》中有一句话：“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可知，他老人家对骨肉离散的痛楚，感受得比我们晚辈深刻得多。
然而，祖父远不是只满足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老人，相聚的那些日子里，他更多的时间是查问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情况，时时教导、敦促我们为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记得有不止一次，饭后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屋外，对我们讲述他刚想起来的叮嘱。看着这些两岸隔阂，三十年弃养的他的亲生儿女，他是想加倍地、十万倍地补偿关爱和教导吧。另外，他还通过父辈的回答和介绍，了解他多年萦绕在心的故乡的过去和现在，并对着大陆来的儿孙投射自己对大陆故土的关注和期盼。
有几个小细节,或许值得一记：
有一事，那个暑假正是洛杉矶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新亚书院会友楼的客厅里有电视机，饭前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免不了看看赛事，感叹一下输赢。祖父就叹口气说：你们也像年轻人一样，关心这样的体育比赛？这是西洋人的做法，所有人都只想着争夺金牌，可是，一个比赛就只有一块金牌啊？！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我们讲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就像下象棋，小到一兵一卒，大到象、士，车马炮，都有自己不可代替的作用，这才是中国人的比赛方式。中国的体育是五禽戏、是太极拳。这让当时的我听了，很感新鲜和启发。
我当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祖父就一一问我北大中文系上些什么课，老师叫你们读些什么书，嘱咐我学习中若有问题多多问他。只是我当时年少懵懂，面对严师般的祖父，更紧张得提不出什么像样的问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将下午在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十四经”的事告诉他，问：“只知道有《十三经注疏》，怎么刚才在图书馆看到有‘十四经’的说法呢？十四经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有点生气地说：“这不是问题。中国传统就讲十三经，你不要管那些巧立名目的新说法，要好好的、老老实实地读中国古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虽然是个不像样的问题，但从祖父的回答中，我也记取了“老老实实读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的教诲。
7月4日到8月6日，三代人共处的一个月，真是既慢又快。血浓于水，亲情是绝对的，而时代造成的客观隔绝，毕竟增加了亲情交融的张力和紧张度。对于父辈和我们孙辈来说，长期在自由的家庭氛围中“解放”惯了，突然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犹如严师般的父祖，小学生般地不断接受教训，还有不断的两岸对话和接受批评，委实会觉得“庭训”时间的难捱。而要填补和弥合两代人这三十年来观念、意识、情感方式上的鸿沟隙缝，这33天的相聚，又实在是太短太短！
分别的时间到了，为了避免我们六人一走，祖父一个人在人去楼空的会友楼内落寞伤怀，台湾祖母细心周到，两批人同时离开新亚书院住地，他们先目送我们离开，随后即赶往机场回台湾。
终于走近大山，在领略其巍峨的身躯、庄严的仪态、丰富多彩的植被以外，对于其蕴含着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宝藏，我懂得多少？在离开祖父的岁月里，我需要花费多少的岁月精力，才能无愧拥有这样大山般的先祖，无愧这一个月的庭训亲炙？
四
在香港的一个月中，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职工联谊会、校友会或一些学生个人，先后分别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聚会宴饮、外出参观游览等活动。我们家属也陪侍祖父参与其间，看到几代学生们对老师的敬重，看到师生间或严肃或欢快的对话和回忆，也从侧面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父祖，了解在分离的三十年间，祖父在进行怎样的事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次次活动，一次次留下许多印象，深受教益，很有收获。
有一次的活动是，特别安排一天，带我们家属去参观新亚书院早年的校舍以及祖父当年在港的旧居。祖父当年到香港办学，真是“手空空，无一物”。新亚书院开始时的校舍是租借一所中学的三间教室，只在中学放学后的晚间上课，故校名为“亚洲文商夜校”。一年后才在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租下一幢住宅楼中的“六套”房子，而改为日校“新亚书院”，这些房子白天当教室，晚间就成为教职员包括学生的栖身之地。艰难困苦可见一斑。“教宿兼顾”的桂林街校舍，祖父一住就是五六年，到1956年祖父与台湾祖母结婚成家，才“于九龙钻石山贫民窟租一小楼，两房一厅，面积皆甚小。厅为客室兼书室，一房为卧室，一房贮杂物，置一小桌，兼为餐室。”这就是钻石山旧居。1960年，情况稍微好转，又搬了一次家，就是在沙田乡郊半山上的“和风台”，这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山腰上的二层小楼，可远望海湾，风景宜人，环境幽静，可是每次回家，却需要登上一百七十多级的山路石级。当时祖父已年近七十，他说“因深爱其境”，还是决定租住此楼，并在这里一直住到离开香港到台湾去的1967年。
一辆校车，载着大家由桂林路、到钻石山、再到沙田和风台，一路参观缅怀。我们大陆去的人，虽然只是一路的陌生、一路地接受种种印象，而新亚的那些早已不年轻的老学生们，则与老师师母深情地回忆往事。曾经的艰苦困乏而能同甘共苦，曾经的物质贫乏而能精神饱满，共同收获了师生间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和岁月记忆吧。那首由老学生们一路唱响的新亚校歌，是这份岁月记忆的最好诠释，同时，它又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对我深有教育意义。
——待续——
（摘自钱婉约著《梅樱短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