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公 周 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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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春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1918年外公因不堪谗言、愤而离开清华学校校长之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热心公益事业。如参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简称“华洋义赈会”)的工作和协和医校(协和医学院前身)董事会的工作。如1920年，他曾专程赴南洋为西北灾民向华侨募捐（见胡适日记，民国十九年，一，卅一）。但在此期间，他参加的最有意义、影响最大的事，还是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干事长任上所作出的贡献。
1.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由来
众所周知，20年代初，美国向清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规定须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利用此笔退款，先后派出数批“庚款”留学生。当年第一、二批的留学生中，就出了梅贻琦和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日后的著名人物。到了1924年，这笔退款尚余留本金加利息1800万美元(时值)。当年5月，美国会通过提案，决定将余款再次退还中国，成立一个由中、美两方15名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所谓的第二次庚子赔款。自民国十四年以后，美国财政部依据1925年7月16日美国大总统令，按月支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10名中国董事中，除颜惠庆、顾维均和施肇基是留美的外交高官外，其余几乎均为留美或留英的文教名人，包括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继任兼职干事长）、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还有黄炎培和范源濂，美方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等人。
2. 促成几件关系近、现代中国文教事业大计的大事
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年会。通过了筹办“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的计划。1926年，董事会决定斥资100万元筹办北京图书馆。同年又与教育部协议，在原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共同创办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年东亚最大的图书馆。1931年该馆的文津街馆舍（即今国家图书馆之古籍馆）落成，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此后，又陆续筹建起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等。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正式接受尚志学会嘱托，组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决定聘任秉志为所长。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正式成立于北京，是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以建所前去世的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一）的名字命名。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是1913年成立的。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20世纪20-30年代，是地调所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地调所先后建立了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和土壤研究室等，并涌现出一批嗣后我国科学界的重要领头人。例如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地震专家李善邦、土壤专家熊毅等。就在1930年前，该所取得了极富意义的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周口店原始人的发现。之所以能取得可列为全世界第二的考古发现，是与该所有能力延聘了像杨钟健、裴文中这样的学者，制定了可学的挖掘计划分不开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还先后以较大款额资助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湘雅医学院)这些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校。
在所有这些大事件中，外公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兼干事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也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的胡适称赞他“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
3. 在董事会改组风波中的风范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曾面临过政客、军阀企图侵吞、挪用第二次庚子赔款的严重威胁。因此，文化学术界和基金董事会自身均把防止政治干涉、保证学术教育事业的独立看得非常重。
1928年7月2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国府席上提出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任命胡适、赵元任、汪兆铭、司徒雷登……为董事。计改去顾维钧、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周诒春等六人。又任命蔡元培、胡适、赵元任、汪精卫、施肇基、翁文灏、蒋梦麟、何朝枢、李煜瀛、孙科和美国人孟录、贝克等五人为新董事会的董事。并在新一届董事会上修改章程。此议随即以国民政府令发布。由于违反了当初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成立时，关于董事会改选不受政府和政局变更影响的章程规定，而且要革去六位任期尚未满的名人的董事职务，引起了轩然大波。
蔡元培以及时任大学院副院长的杨杏佛提出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顾维钧等六人的理由，是当年批准第一届董事会人选的是曹锟贿选政府，且顾、颜等人有政府背景。
胡适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三次董事会议上被增选为董事的。他认为政府改组令是政治干涉。事关教育文化事业能否独立，因此坚决抵制。尽管他被重新任命为新的董事，但他对国民政府的不当做法“愤恨至极”。
美方（国务卿凯格）的反应则很强硬，称如片面改订基金会章程，即停付庚款。坚持董事改选应由董事会自选决定。而蔡元培等态度亦很强硬。双方争执不下，眼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事业要受损。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外公，丝毫不考虑个人的“面子”和去留，而是同有关的中、美方当事人频繁协调，委曲求全，尽管他是基金会中出力最多的董事之一。8月11日在胡适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到：“文化基金董事会所管款项出入不在小数，所牵涉机关（如北京两个图书馆及地质调查所等）也不少。开办以来始终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为张伯苓，周季梅(周寄梅，即周诒春)、颜骏人(颜惠庆)三君。……周季梅君之忠于董事会，外人或不之知。去年太平洋关系会议执行部苔微士君来华，以重俸延聘季梅为常川干事，半年驻檀香山，半年驻中国。季梅因不忍离开文化基金董事会，坚决辞谢。故今年二月间先生与我联名提议，…… 谓如季梅(若)肯连任，则自然请季梅连任。” (见<胡适日记全编>(五) P.251)
由于外公委曲求全，与胡适等一起四处周旋。一方面，设法说服了顾维均和张伯苓两位董事自己提出辞职，另一方面，对蔡元培等人一再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最终并通过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巧妙地使国府原来的命令名存实亡，改为政府授权由原董事会“将应行改组事宜妥善办理”。这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董事会终于得以于1929年1月在杭州召开。
面临自己被无故解职，外公在会议上下继续做工作。为了使原提董事人选（尽管已没有他）能顺利当选，他挨个拜访参会人员，递交印有董事候选人次第的名单。同时继续向孟禄等美方董事作解释工作。但胡适在会上仍愤愤不平。认为“寄梅与骏人在基金会任职最久，最勤劳有功”，“他们(指周、颜)这样忍辱远来，为的是要顾全大局”，“而这班浑人反加以罪名，如何叫人心甘！”气愤之余，胡适初拟提出辞职，后又提出应挽留周诒春，至少要继续担任非董事的干事长。最后，他甚至绞尽脑汁，想出了与周诒春等共进退（即一起辞去董事）、籍以安慰去者的方案，获得通过。1929年6月，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六次（天津）年会上，胡适重新次被补选为董事。一场大风波至此终于得到平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事业也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