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民交往的故事和感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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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我和几位同事驱车重访大寨，见到宋立英老人。在虎头山，与一位设摊做买卖的中年妇女聊天。巧得很，她是赵素小的儿媳。赵素小是我在赵背峪沟一起打炮眼、炸石头的农民之一，他劝过我，要我离开大寨，说陈永贵狠，饶不了顶他的人。我听这位妇女说，她公公生前还念叨北京来的大学生，尤其激起了我对他的怀念。
1991年我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有一件事让我又想起了大寨。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当时访问大邱庄，禹作敏给了她人民币50万元，说如果大寨走大邱庄的路，成功了，还他钱，他接受。否则就再也不要来见他。现在，大寨实现了发展道路上的成功转轨，应该说禹作敏办了一件好事。郭凤莲也不愧陈永贵的继承者，实现了大寨农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这件事把不同时代两位杰出的农民领袖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发人深思。
1990年下半年，经人介绍，我到大邱庄学校任教。此时的大邱庄已经走到了它创业的鼎盛时期。同时，也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就禹作敏个人来说，大邱庄流行的一句话：毛泽东第一，禹作敏第二。形象地描述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禹作敏思想”的提法已经不再需要避讳。禹作敏好多次讲话中提及，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提出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粮为纲”，我调查研究过，这是事实。大邱庄的干部中间不无同情地传言，禹作敏抱怨，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而不是像陈永贵那样当上中央领导，当上副总理。禹作敏屡屡在各种场合嘲笑当时天津市的公安局长、后来的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起因是禹曾和宋同住天津某医院高干病房，宋见禹抽中华烟、吃螃蟹，叫人查禹，认为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如此奢侈，一定有问题。禹从此与宋结怨，经常说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有钱就有级别。禹非常得意于自己创造的顺口溜：“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大邱庄的钢材生产企业，经常因为停电而停产，禹一下子拿出两千万元，给电管部门，获得二十年不拉闸的承诺。禹非常得意自己的这一“大手笔”。
90年到91年，大邱庄用贷款建起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饲料加工企业。当时还发动全村讨论，其实就是宣传和让人表示赞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邱庄地处地震断裂带和泄洪区，不宜建大型企业；又因为原料和能源得不到保证，不宜继续发展钢铁企业，建议投资天津开发区，大邱庄本地建设成现代农业区和生活区。这些都没有得到回应。现在想想，这里面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时的禹作敏是听不进去的。
90年村子里刘姓和禹姓的家族争斗发展到群殴死人的地步，我刚到学校，校方正在与全村一起，向天津市公检法作说理斗争（写信），当时北京的康华律师事务所参与其中。起因是，大邱庄群殴中打死刘姓人的禹姓首要分子被判死缓和无期。我觉得自己刚来，不了解情况，不便参与，与刘永华校长说了为难之处，他很干脆，叫我不必参与此事。
禹作敏对不服他的人，很有些手段，让人侧目。
我教的学生，有几个很灵，也用功。我向校长刘永华提起，他没有反应，我很纳闷，知情的人告知我其中缘由。这些孩子的家长，是大邱庄的反禹派，孩子在学校读书，永不能毕业，因为“政治不合格”。
学校校长是大邱庄创始人之一刘万泉的儿子，大专毕业生。学校当时已归大邱庄领导，经费完全由大邱庄负担。学校的毕业生不能报考县市其他学校，要升入自己办的学校。禹指示学校不开历史课，改学大邱庄史。各学科的教材都要自己重新编。记得有位年轻的数学老师夸下海口，要成为大邱庄的“几何王”，重建几何学的体系。禹还指示学校要创收，于是化学老师造鞭炮，会点影像技术的放录象，给人照像等等。中央教科所有位研究员，还要写一本有关大邱庄素质教育的书。这样搞，使我想起“史无前例”的那段日子。我把自己的忧虑向刘永华校长诉说，他没有任何反应。我反对取消生物课，提出要购买显微镜，他同意了，并让我去北京选购。
我去了不到三个月，刘永华校长被免职，原因没有宣布。在我亲眼看见禹因为事情不顺心就朝天鸣枪后，就决心离开大邱庄。北京四十四中退休的一位胡姓语文老师也有此愿，我俩一起去禹处辞行，禹问我们，现在每月拿多少钱。我们说400元。又问原来在单位拿多少，我如实告诉他360多元。禹的办公室主任石家明立即嘲弄地说：你拿360元会到这儿来？我没有理她。禹作敏也仿佛没听见石说什么。对石说：再给他们一人1500元，我早对刘永华说了，给他们太少。禹又对我说，能不能留下做校长，如留下，享受厂长和经理的待遇，年薪6到8万，住别墅。我重申爱人身体不好，女儿要考高中，实在没有办法留下。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走。学校其他老师一大早集中，听禹作敏讲话。他讲：昨天有两位北京来的老师辞职，好来好送，我给他们一人1500元。后来他们后悔了，说早知道这样，不如不走了。晚啦，后悔也晚啦。
我听了这话特别窝火。后来才知道，和我一起辞职的那位老师，当天晚上确实在宿舍说了后悔的话，并且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禹作敏。
禹作敏太崇拜金钱的作用了，在他眼里，去大邱庄的人都是为了钱。不理会他许诺的年薪6到8万、住别墅，显然伤了他那变态的自尊。
我离开大邱庄后不到一年，大邱庄就出了事。大邱庄农业公司的出纳危福和，因为涉嫌贪污，禹作敏让万泉公司的几个人负责审查，这几个人对他动了刑，危死了。禹作敏抵制天津市公安局抓人，私下放走了嫌犯，又发展到了武装阻挠公安人员进村。因为我去过大邱庄，天津的公安到我家，连蒙带唬，要查我窝藏的大邱庄逃犯，可笑至极。这几个公安人员素质不高，让我联想到禹作敏曾经得罪的宋平顺，不免对禹的命运担心起来。他毕竟干出了一番让农民富裕起来的事业。走到触犯国法的地步，确实让人为之扼腕。那些吃大邱庄，拿大邱庄，无原则地吹捧禹作敏的官员和记者们对此是有责任的。宋平顺们在禹作敏的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时，居心叵测地激化矛盾，挖坑让头脑膨胀的禹作敏往里跳，实在太坏了!禹作敏后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保外就医后，据传，自己了结了。刘永华离开学校后，到他父亲任董事长的万泉公司任总经理，因为执行禹的指示，放走了那几个行刑逼供、打死人的万泉职工，也获刑。他们的人生结局本来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但会是怎样的呢？我难以想象，也想不明白。
我自幼生活在大城市，成长在一个追求国家民主富强的知识分子家庭，一生经历了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折腾。三年饿饭的日子，驱使我选择学农，农村工作的经历、和农民交往的经历，使我改变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思考中国的什么问题，都要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是个农民众多的大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什么主义出发，更不是从走马灯似的新思维出发。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以为中国农民的特色就是中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