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取消文化”和“美国文革”

---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近年来，美国流行一种“取消文化”，不但在网络和高校盛行，而且也传到了其他社会领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什么是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受到公众广泛关注，是因为《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文章《Everyone is cancelled》（所有的人都被取消了）。要说它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则是在去年黑人嫌犯佛洛依德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而引发全美范围的抗议种族主义示威游行以后。取消白人至上，取消种族歧视，取消警察暴力执法，都是他们的诉求。一时间，取消之风，刮遍全美。一些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在政治上不怎么“正确”的历史人物，如哥伦布、李将军，甚至华盛顿、杰佛逊也跟着倒霉，遭到了被取消的命运，雕像被推翻，闹得灰头土脸。

对此，不少经历过中国文革的华人朋友颇感困惑。面对根深蒂固难于解决的种族问题，美国人是不是也想弯道超车，抄抄中国作业，用文革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呢？

要弄清楚“取消文化”的性质及其社会影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取消文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根据Dictionary.com词典网站的解释：“取消文化指的是，当公众人物或者公司因为做过的事情或者说过的话引发争议或者被认为是冒犯性的，则公众不再支持它，或者抵制它（就是让它取消）。这种讨论和行为主要是发生在社交媒体上，以群体羞辱（group shaming）的形式出现。而且现在已经不仅限于网络上，也频频出现于现实生活中。” 

“取消文化”与近年兴起的“MeToo”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保护少数人权利的运动互相呼应，属于一种左翼思潮，是对川普及其支持者挑战“政治正确”的反弹。他们的理论是，人群应按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分为压迫与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要为被压迫群体、重点当然是被压迫种族，争取社会公平，这与传统左翼按照经济状况划分压迫与被压迫阶级的方式迥然不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正确”基本吻合，但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有点儿“红卫兵”的做派。他们认为真理在自己这边，只要你不遵守“政治正确”的原则，他们就有权抵制你，封杀你，让你受到惩罚，直至社会性死亡。

例如，《哈利波特》作者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发表了对变性人不友好的言辞，就遭到了广泛批评和抵制。这种批评和抵制可视为比较典型的“取消文化”的表现形式。

然而，发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戈登-克莱恩（Gordon Klein）身上的事就令人感到不对劲了。去年抗议种族主义示威游行爆发后，这位教授收到一自称黑人同学的“非黑人盟友”发来的邮件，称因为最近的“佛洛依德案”和抗议活动，黑人一直受到不平等待遇，有了“创伤”，要求教授放宽对黑人学生考试的要求，包括推迟考试、延长作业期限等，但遭到这位教授的拒绝。他回信解释说，因为在线上课，他无法确定哪些学生是黑人，况且，他也不能因为是黑人就给这些学生特权。末了，他还在信中告诫这个学生：“你要记住马丁-路德-金很有名的一句话：不该根据肤色评价人。”这位教授的态度和立场，被这位学生认为是种族歧视，遭到举报，结果，教授被学校强制停课，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更值得注意的是，您要是跟不上“取消文化”的步调也会受到被取消的待遇。2021年9月10日，密西根大学盛宗亮教授在莎士比亚作品分析的课堂上播放了一部1965年的电影《奥赛罗》，旨在向学生展示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如何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歌剧。由于剧中白人演员奥利维尔涂黑脸扮演黑人角色奥赛罗，盛教授遭到学生举报，说他宣扬种族主义。虽然，盛教授课后几小时马上向学生道了歉，承认自己“对种族问题不敏感及过时”，并向系里发出道歉信，表示他并无种族歧视的意图，那也无济于事。结果，有超过四十名学生及教职员发出联署信，敦促消校方停止他这个学期的本科课程。随后，这门课被取消。

（2） 批判性种族理论

“取消文化”在去年的抗议种族主义运动中异军突起，成为推行“政治正确”理念的群众性运动，且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它不但是对保守派人士嘲笑“政治正确”的剧烈反弹，也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将“政治正确”推向了新的道德高度。

“取消文化”的支持者为了推广他们的平等观念，实现社会进步，对那些发表过涉及对少数族裔或人群有歧视或侮辱性言论和做过不符合“政治正确”事情的人展开进攻，无论你是知名作家，还是大学教师，都在被取消之列。甚至有公司职员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不当言论而被开除，也时有所闻。这种站在道德和政治正确制高点上，压制甚至消灭不同意见的社会现象，让许多经历过中国文革的华人移民感到惶恐，这不是要搞文革的架势吗？

这种对“取消文化”产生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取消文化”如仅仅限于批判抵制政治不正确的观念，证明自己正确也就罢了，但“取消文化”的拥护者有一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劲头儿。“政治正确”已经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划下诸多红线。“即使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绅士般的气度似乎早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在公共场合，人们尽量避免发表敏感言论。

“取消文化”的拥护者并不满足于此，这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这一理论的目标致力于从根儿上解构和重构美国，因而， 左右翼人士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个议题的争论和斗争就越发变得如火如荼，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

“批判性种族理论”是由哈佛大学黑人法学教授Derrick Bell首先提出，并得到其他左翼学者的不断补充完善。这个理论认为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制度之中，因为美国建国初期的制度建立都是从白人的角度出发，以白人文化为中心，所以，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社会，白人是“压迫者”，有色人种是

“被压迫者”。这个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非常相似，只不过把阶级改成了种族。他们认为，民权运动所倡导的建立“非种族化（color-blind）社会”的理想已经跟不上形势；要根除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就必须对美国的制度进行全面改造。因此，一些著名高中取消标准考试，名牌大学录取实行种族配额，要求在学校课程中增加“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内容等新鲜事物纷纷出现。这些事情对有孩子的家长们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如果说“取消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害怕被取消而谨言慎行，那么，“批判性种族理论”将会使更多人趋于保守，或奋起反击，从而加剧社会的分裂。这种现象在去年的大选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就连一贯标榜中立的新闻媒体，也纷纷跟风站队，以至于闹出“布兰登加油”的梗，贻笑大方。

从表面上看，“取消文化”与中国的文革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打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为了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利益，以激进的方式批判传统，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为目标，都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取消文化”或“批判性种族理论”所犯的一个致命性错误就是简单地将所有社会问题归结于种族，而种族又无法改变，最终只能走向奥威尔式的族群分类，加剧社会的对立。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个社会只有进步到一定程度，才会刻意强调保护其中的少数人和弱者。美国社会接受并强调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表明这个国家比民权运动之前进步了一大截儿。然而，在民权运动获得重大胜利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依然不如人意，贫困人口多，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造成这种状况是黑人族群自身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而造成的结果不平等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本应认真研讨，以便找出解决方案。不幸的是，由于“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设限，这个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反而得不到认真对待，甚至有被党派利用搞身份政治的嫌疑。

(3) 美国不具有产生中国式文革的土壤

虽然，“取消文化”和中国文革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但我仍然认为，在美国出现文革几乎是不可能。“取消文化”虽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但其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与中国文革相比，仍有天壤之别。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9月针对10093名美国成年人开展民调，试图了解公众对“取消文化”的认知。整体上看，44%的受访者表示听到过不少关于“取消文化”的说法，38%的人表示从未听说过。对“取消文化”的了解程度也因年龄而异，64%的30岁以下成年人表示听到过相当多，该比例在30岁至49岁降至46%，50岁以上者仅为34%。从这些数据来看，“取消文化”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来说，规模和影响都还是很有限的。

与“取消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世界史上任何运动都不可企及的。它是一场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政治运动，利用党、政府和军队的组织系统推广到全中国的各个角落，以至于无人能够逃避这场运动的冲击。它是中共为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天堂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如哈耶克所言：“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往往恰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人间天堂”。这种愚蠢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就连声称“伟光正”的中共当权者自己都无法否认。

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所载，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党内一帮挨过整的当权派才被迫停止了这种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活动。不幸的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却带领红色高棉把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使上百万的柬埔寨人惨遭屠戮。

作为一场民族灾难，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是长期和深远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治愈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人将“取消文化”称为“美国文革”了。

然而，这种认识有一个误区，即只看到“取消文化”与文革的相似性而忽视了二者产生的社会环境。文革的灾难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是因为中国存在产生文革的土壤——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共产党文化的深入人心。而在美国，这种土壤并不存在。

美国最早是由一批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为追求宗教自由而来此开拓定居的殖民地，为了反抗英国的压榨，经过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十三个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成立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美国国父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高瞻远瞩地设计了三权分立的联邦体制，其权力制约的架构使中央集权成为不可能，杜绝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产生。

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洛克曾经说过，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文革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将国家权力窃为私有，而且还在中国实施财产的“公有制”，用档案、户口和粮票将中国人民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使他们成为党的奴隶。任何人敢于反抗，都无法在社会上生存。而美国的“私有制”则为民众追求自由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美国的宪法以及尊重宪法的传统使美国政治活动大体都能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包括“取消文化”运动本身。像毛泽东那样吹嘘自己“无法无天”的政治家以及红卫兵们砸烂“公检法”那种造反活动在美国是没有市场的。美国人对自由、独立的坚持也是中国人无法企及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共产党文化早已深入人心，大众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愿做革命的螺丝钉”，因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和延续了十年的文革浩劫中竟没出现过有规模的集体反抗。面对这样的民众，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肆无忌惮。美国既有较完善的法律，民众也普遍持枪，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文革那样的灾难在美国发生。

美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由于美国的宪政制度，民众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及财产私有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清晰意识，使这个国家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激进思潮，都难以在这种社会中维持长久，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中国式的文革在美国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