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同学李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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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星期天一早起来，便看到一个朋友发给我的关于三元出事的信息，到底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三元太太Carol打电话征询，才知三元前一天在滑翔中失事。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一时脑袋犯蒙。月初他和Carol还来家里闲聊，这么快就阴阳两隔，怎么能叫人相信这是真的呢？

我和三元的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光景。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想起与三元有关的往事，竟历历如昨。

我和三元并非发小，却是趣味相投的兄弟。

1987年秋，我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读书，在我表弟的引荐下，见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就是三元。他浓眉大眼，挺拔俊朗，篮球运动员的身高，说一口胡同里的京片子，语速不快，坦诚直白，跟我和拍，没聊多久，亲切感便油然而生，仿佛他乡遇故知。从此，我们成了同学，也成了朋友。同学并不见得就一定能成为朋友，有些人会渐行渐远，有些人则越走越近。

我和三元越走越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比较接近。

自进入芝大后，我一直闷头读书，想早日拿到学位回国为北大效力。作为新生，我在芝大的指导教授鲁道夫和邹傥都曾向我说起，刚来芝大，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李三元。三元早我两年进入芝大政治系，算是我的学长。他政治理论功底深厚，分析现实问题常常引经据典，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天生好辩，且逻辑清晰，跟他聊天，常会产生脑力激荡；当然，他也有犯拧的时候，无理狡三分，跟他辩论比上课还费脑细胞。

三元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学生，他的志向在于参与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和不少国内体制内改革派保持着私人联系。

自“八六学潮”后，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受到很大压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再掀高潮。海外留学生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内学生提出的“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僚，反腐败”的口号，芝大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例外。他们利用在海外不受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的优势，以各种形式支持声援国内的学生。我进芝大的时候，就发现三元是个活跃分子。但我因毕业后还要回国工作，对三元从事的活动仅限于理解和支持，并未过多参与。

一九八九年，惊雷滚滚，令人难忘。这一年，我和三元从要好的同学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知名科学家，分别联名给中共党政负责人写公开信，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诉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华人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50后，60后的热血青年。签名运动在芝大中国同学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三元就是征集签名的积极分子。

四月十五日，因同情学运遭罢免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接踵而来的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使芝大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芝大中国学生举办的各种研讨会霎时间变成了声援国内学运的聚会。由于当时国内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电视，关心国内局势发展的同学便经常自发集会，通过一些同学的特殊渠道了解学运情况。三元作为消息灵通人士，在同学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也与日俱增。

中国时局动荡，美国仍有安静的书桌。在我和三元共同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课堂上，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等话题成为课上讨论的焦点。在课堂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三元的立场是相当激进的。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国内学运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当北京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的时候，芝大中国同学对国内学生自发的同情和声援便顺理成章地演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具体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期间，三元夫人程玉和另一位同学带着芝大中国同学的捐款返回北京，同时，三元和中国学生会的同学则分分钟地保持与天安门广场学生组织的联系。在这期间，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的几次大规模游行几乎与北京学生的游行同步，美国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广泛报道。

“四.二六”社论将此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做法在海内外引起激烈反弹。北京广大市民及各界人士对学运的支持和声援使这场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人民日报》刊登的王邦维学长陪着季羡林先生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消息，消除了我对参与政治活动的心理障碍，也使我和三元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六.四”屠杀翌日，芝加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国学生大游行。来自周边十几个州几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位于密西根大道上的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抗议中共当局野蛮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暴行。三元为组织这次游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天安门广场运动被镇压后，当局实施大规模逮捕民运人士的行动。北京公安在机场扣押了代表芝大同学回国给天安门学生捐款后返美的程玉。三元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因为程玉此时已怀有身孕。在亲人遭到当局扣押前途未卜的时候，三元的表现令人佩服。他利用自己善于公关的特长，分别写信给伊利诺州参议员和众议员，同时通知主流媒体，使各大报纸和电视台迅速播报程玉被扣的事件。

一时间，芝大学生程玉被扣事件成了各大电视台争相转播的新闻，三元也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呼吁观众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这一招还真灵，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程玉很快得到释放。三元也在全美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六.四”过后，中共当局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掩盖事实真相，对国内民众实行新闻封锁。为了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向国内人民揭示“六.四”真相，海外中国留学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电台广播是最为有效的打破新闻封锁的形式。然而，由于条件限制，留学生自办广播电台并且向中国大陆广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三元是个爱折腾的主儿，他思想超前，敢想敢干，在许多学生组织还在收集传真号码，向国内散发传单的时候，他提出创办广播电台的设想，并邀我和他一起干。没得说，全力支持！当我向鲁道夫和邹傥教授提出暂停学业为电台工作的想法时，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为了筹集资金，我们开车在美国东西海岸转了一大圈儿，沿途拜访各地的非政府机构和支持民运的民间组织，获得广泛支持。三元云山雾罩侃大山的本事为我们这次旅行带来丰硕成果。不久，“六四之声”电台在芝加哥正式诞生。

起初，“六四之声”电台租用印地安纳州Gary市的商业广播电台频道向国内播音，收听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愈来愈多的同情民主运动的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六四之声”在同年九月得以利用大功率发射台向中国大陆播音。

尽管“六四之声”电台仅仅存在了两年，但它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开播不久，我们便源源不断地收到听众反馈，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六四之声”的广播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据说，“六四之声”也受到中共“内参”的多次点名批判。

至今，每当听到德沃夏克的《新大陆》，那也是“六四之声”广播节目的篇头曲，我都会想起和三元办电台的往事，总还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出现全民皆商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三元又坐不住了，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建立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科技园区的设想，为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提供方便，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从办电台到开发科技园区，这跨度不是一般二般的大，谁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儿玄乎。但三元认定的事儿，你很难劝他放弃。于是，他亲赴北京、合肥等地与当地政府部门洽商，只是因为他的民运背景，所到之处，国家安全部都事先给与他接触的部门打好了招呼，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无功而返。

以今观之，三元的设想是颇为超前的。只是由于他的民运身份，这种设想由他提出来就显得尴尬。政府哪能这么快就跟你“相逢一笑泯恩仇”呢？无论如何，这次回国，他开启了海外民运人士回国的一种模式，也曾在海外引起过不小的争议。

九五年，我们毕业后，他到内布拉斯加的盖洛普工作，我则去了佛吉尼亚教书。地理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千里之遥，但感觉上我们好像并未分开，时不时彼此通个电话，多为闲聊，随意得像自家兄弟。

零四年，三元应聘到礼来公司工作，定居卡梅尔，和我比邻而居。多年未见，他本色依然，除了脸上多了些风霜，还是那样踌躇满志，率性而为；还是那样玩心不改，无忧无虑；还是那样高谈阔论，童心未泯。

来卡梅尔不久，三元晚饭后常骑着摩托带我去兜风。朝九晚五的生活对他来说，不啻一种折磨。来印城没多久，他就提出想办一份中文报纸的建议。尽管我不断地给他泼凉水，他还是把中文报纸办了起来。十几年来，这份报纸一直在出版发行，丰富了当地华人的文化生活。

当听说印城中文学校校舍出现问题时，他悄悄地找到卡梅尔市长和学区理事，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力陈中文学校对卡梅尔社区及整个印城建设的重要性，获得市长和学区理事的赞同，使中文学校得以在卡梅尔高中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所印第安纳学生人数最多的中文学校。

在印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在当地华人社区的各项活动中，在朋友聚会的人群里，时常能看到三元的身影。他喜欢诗歌，博闻强记，出口成章；他坦诚，幽默，还有难得的天真；他热心肠，没心没肺，与人为善，在印城华人社区，人缘颇好。

前两年，三元调到加州工作，迷上了无动力滑翔这项运动。他的家还在印城。每次放假回来，他都会来我家坐坐，都会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这项运动的神奇和乐趣，并鼓励我有机会也体验一把。就连年初他到我家闲聊的时候，还没忘记向我女儿宣讲无动力滑翔运动的美妙。谁成想，他竟栽在这上面了呢?

三元的一生，特立独行，敢爱敢恨，活得相当潇洒；只是他的英年早逝，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三元，我的好兄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