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 “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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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朱诺

 

新加坡国父和首任总理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日早晨过世，享年91岁。对于李光耀的逝世，全球各大媒体均做了广泛的报道，并对他身为政治家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他为“真正的历史巨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言时，也表达了对这位“亚洲政治先贤”的崇高敬意，而与新加坡有着密切经贸、文化关系的东盟各国，都派出了国家一号或二号首脑，参加了他的葬礼。

李光耀之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致悼词时称，“对新加坡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周。这些年来指引我们的明灯熄灭了。”的确，李光耀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由他开创的“新加坡模式”曾经影响了、甚至仍在影响着一批东南亚后进国家的领导人。所谓“新加坡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继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之后，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甚至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个模式。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亚分离出来进而独立建国后，立时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没有工业，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李光耀面对难题，实施了开放自由市场、大力招商引资的经济政策。新加坡从制造业着手，1968年成立裕廊工业区；此后，接连建立了多个轻工业基地，推行来料加工贸易，努力吸引外资，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只用了十年时间，新加坡便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而且，作为世界重要的港口之一，新加坡成功吸引了著名石油公司壳牌和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在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龙头的同时，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工业结构日趋合理。

从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洲小国一举跻身“亚洲四小龙”，用李光耀自己著作的标题来形容这一成就，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新加坡一下子“从第三世界迈进了第一世界”。

 

推行“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而在国家的民主政体上，新加坡却饱受争议。新加坡虽然接受了英国式的议会制，但独立后至今，一直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一家的天下。为此，李光耀总结出一种治理国家的独特亚洲方式，即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作为“新加坡模式”的理论基础。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亚洲价值观”就是影响了东亚数个世纪的儒家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观，强调父权式的政治模式，否定个人主义，并看重某种独断性权威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它通常被理解为遵从权威和秩序，将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李光耀在早期曾经明确表示，过度的自由民主，尤其是言论自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他认为，自由民主的缺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反，这种威权体制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事实上，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指导下，确实展现出了其出色的一面。李光耀执政期间，一直致力于建设廉洁政府。1962年，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并由李光耀直接负责，主要职责是接受和调查公众人士对公共部门和非官方部门的投诉，对公务人员的舞弊和失俭行为进行调查，并对公共部门的运作和程序进行监测，设法把官员贪污舞弊行为的机会减至最低。李光耀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率。一旦决定了要调查的案件，须在委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行动。除非案情复杂，需要更长时间调查，所有的贪污投诉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调查。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在历年来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在政府机构透明度和无腐败作风等项目上，一直都名列前茅。

 

威权主义引发的争议

李光耀一直认为，在新加坡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首先必须有铁的手腕，采取一些专断措施来打击那些严重的秩序破坏力量，然后才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合法”的法治社会。李光耀所言“铁的手腕”对新加坡影响至今的就是对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推崇。

最能体现李光耀“严刑峻法”政策的就是对于造成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的罪犯适用鞭刑。1966年以前，新加坡的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了《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惩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强烈批评、反对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

威权主义要求民众对国家领导人绝对服从的同时，严厉打击异议声音。李光耀强调政府对媒体的监管职能，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

李光耀认为，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新加坡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管理传媒业的新闻与艺术部有专门监管报章的单位，一组官员负责阅读每天的报纸。如果发现有违反政府指示或国家利益的报道和言论，轻则提醒有关报章的负责人，重则由部长、部长授权的人员向有关报章的负责人发出警告。在新闻的调控方面，李光耀也制定了详细而全面的法律条文，通过专门的出版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以及关于新闻的其他立法与判例实施对传媒的调控。

 

后进国家的榜样

在经济基础薄弱、中产阶层尚未形成、民智未开的后进国家，“新加坡模式”不仅可以给予集权政权迅速实施政策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开明专制”找到方便的借口，并树立成功的榜样。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泰国的他信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都几乎全盘接受了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方针。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言论，或许也有李光耀思想的影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著名的“市长班”不仅吸引了中国大批未来的领导者，也是缅甸、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年轻政治家们汲取管理知识的热门学堂。

实际上，这种“经济自由、政治不自由”的模式并非新加坡一家所独有，亚洲四小龙当中，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实施了类似的国家策略。然而，当他们摆脱了贫穷，迈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时候，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对威权的反叛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台湾和南韩都是在经历了阵痛之后，逐渐走上如今这样充分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来的，他们根本不会像亚洲的后进国家那样，将“新加坡模式”奉若神明。李光耀将这种模式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与其说是为亚洲的后进国家燃尽最后一盏油灯，不如说是新加坡在迈向普世价值和世界先进文明的征途上落伍于时代了。

事实上，在李光耀的晚年，他已经对自己一直尊崇的“亚洲价值观”产生了动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在一次讨论会上，透露了自己迟暮之年的反思。他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要归功于英国殖民地的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

无论大龙还是小龙，亚洲国家迈入先进世界行列的标准应该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在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一定会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力。实际上，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开始出现了充分民主的迹象，人民行动党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史无前例地失掉了众多的席位，网民博客和自媒体在虚拟世界中越来越强烈地爆发出要求变革的声音。

新加坡，或许可以在李光耀时代结束之后，开启一条新的道路，继续成为亚洲后进国家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