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之 瑰 宝
十、士可杀不可辱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周恩来心里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毁坏了是无法弥补的,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周恩来所能做的,就象那些年代里他作过许多许多次那样,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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